引領中國開放的先鋒習仲勳

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非凡的作用，而這個作用，最初正是習仲勳引進；沒有習仲勳，便沒有後來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廣東；改革開放走到今天，也離不開習仲勳的作用。

在廣東省檔案館內，收藏著三份習仲勳親筆起草與審閱的文檔。十九大之後，當他的長子習近平，成為中國新一代領導核心，帶領中國走向新時代之際，香港媒體前去查閱習仲勳檔，意外發現，過去已經解密的文檔再度被加密。如今，除了一份關於教育和文化的建議外，另外兩份檔已成為「謝絕閱讀」的內部機密。 

這個小插曲，讓人們想起習仲勳與香港的淵源。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了非凡的作用，而這個作用，最初正是習仲勳引進。1979年6月，與中央爭取到「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的批文後，習仲勳開始放手改革，為了擔心剛剛離開文革不久的部下們思想不夠開放，習仲勳責令時任省委秘書長的楊應斌和時任副省長的黃靜波，帶著地委書記們去香港參觀。 

責令地委書記去香港參觀 

據當時在廣東省委辦公廳工作、後來擔任習仲勳秘書的琚立銘說，這次香港之行，讓廣東的地委書記們大吃一驚。高樓林立的香港，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一經對比，大家明顯感到內地的落後。這打開了大家的眼界，找到了差距，確立了推行開放政策的信心。沒有習仲勳，便沒有後來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廣東，可能也就沒有現在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香港。 

當習仲勳嘗試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時候，身為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也在申請將遼寧的海港城市大連建成經濟特區。如果大連走在深圳的前面，也許今天的香港，將是另外一幅景象。不止香港，整個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同樣也離不開習仲勳的作用。 

明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將迎來四十周年。今天人們提及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往往會從改革談起，「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當時的兩位地方大員趙紫陽、萬里，是從下而上推動改革的關鍵人物。 

而開放的問題，一向比改革更敏感。近代以來，因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中國朝野之間，對外部勢力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如此。開放的進程，時常落後於改革。但是開放的作用卻更大，甚至，關鍵時刻改革之所以能夠有成效，往往在於「開放倒逼改革」。 

盤點四十年來的歷史，重新反思改革開放的動力，發現最初推動開放的力量，其實一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由於八十年代末期悲劇性的遭遇，改革的三位領袖，胡、趙、喬，雖然在官方喉舌的口徑中受到淡化，但在中國社會中尊崇，卻一直持續。 

推動開放的首要功臣 

而中國自下而上推動開放的首要功臣，便是習仲勳。身為開國元勳，習仲勳1952年便作為「五馬進京」中的一馬，與東北高崗、東南饒漱石、中南鄧子恢、西南鄧小平一起，從地方進入中央，開始處理全局性問題。1959年更官拜副總理。但隨後不久便是長達十六年的批鬥與下放時期。 

1978年2月告別下放之地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習仲勳返京，並於當年4月南下廣東，開啟了中國的開放之路。最初來到廣東的習仲勳，發現經歷了十年浩劫的珠三角，經濟崩潰、民生艱苦，很多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香港。現實衝擊著他的情感，也推動著他的開放政策的形成。 

到廣東就任後的7月上旬，習仲勳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據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的《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回憶，在收容站裏，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正是為了解決外逃問題，從19歲開始就發動「兩當兵變」、領兵作戰的習仲勳，既有擔當精神，又有開放思維，開始思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狀。當年10月份，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這便是後來經濟特區的雛形。中國的對外開放正是從最初的深圳特區開始。 

儘管習仲勳在第一線主持對外開放政策的時間並不長久，但他不惜冒險推出特區構想，以及從全局角度將廣東省打造成對外開放的試點，為中國的開放政策奠定了基本方針。如果說從安徽與四川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左翼，那麼從廣東開始的對外開放，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右翼。兩個翅膀共同帶領中國騰飛。 

作為引領中國開放的先鋒，習仲勳的一生，在中共黨史中所留下的痕跡，其實遠不止「對外開放」這一點。一生為人「正派善良」的他，在內鬥不斷的中共黨內，遭遇坎坷、愈戰愈勇。前兩年，中央電視台文獻紀錄片《習仲勳》，曾提到，他在西北土改比較溫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人人表態批彭德懷，他最後選擇沉默；還有他對三門峽大壩工程的表決投反對票等等。 

反對批鬥胡耀邦 

其實，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沒有提及的還有1987年1月份，保守派遊說鄧小平，突然召開「黨內生活會」，批鬥當時中共黨內最高領導總書記胡耀邦。忍無可忍的習仲勳怒斥這一幕，「天啊！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 

此前，在1935年，習仲勳同樣怒斥過北方局代表擴大肅反，那一次他差點被活埋；1959年，他拒絕加入批鬥彭德懷的隊伍；1962年，康生借小說《劉志丹》，指責習仲勳「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開始了習仲勳被批鬥與下放的命運，他也只是向周恩來表示，「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 

伴隨胡耀邦的下台，肝膽相照的習仲勳也離開改革的中樞，遠離朝局。1993年之後更長期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去世，在他所推動建立的特區裏，坐看社會的劇烈變遷。在中共黨史中，在中國近代史，習仲勳都留下了不可磨滅、道德與事功都讓人仰止的典範。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到來之際，他的長子習近平帶領中國，開創新的道路。習仲勳的精神，應該受到更好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