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在歷史上如何演進

文 /于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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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壓制女性是為了維持男性的至高地位;在當今社會,女性則被商業化,符號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抽象性超越傳統中的信仰價值,成為一種新的宗教,把女性形象歸入自身。 

 

 

由於近期針對美國電影製作人哈維·溫斯坦性騷擾而引發的一系列醜聞事件,法國的女權運動又掀一波新浪。女權主義運動變得具有革命性;它把法國社會的關注點從經濟、社會安全問題轉移到了一個更佳基礎的層面,就是存在面:我們可以通過後天選擇、改造經濟或者社會,然而天生的性別卻無法選擇,難以改變。所以女權運動所揭露的問題比政治問題更加具體也更加廣泛和深刻。 

女權主義認為,女性不再是伴隨男性而存在的性別。它所引發的全新的價值觀思索要求女性要在各種社會層面上與男性的有具體且普遍的平等。 

但是與其說擁有同樣地位,不如說其實是在男性概念之後不斷討債。與其說是尋找具體且普遍的平等實踐,不如說是抽象的,而不是針對建立在兩性的區分性之上的特徵性實踐。 

從遠古社會以來,男性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生產力的支配者;女性則是家庭的管理者,是維持部落或者種族延續的條件。作為條件,女性的存在被工具化。至法國近代社會,女性的地位都沒有脫離家庭的限制。 

女權主義的誕生離不開女性對社會地位的要求:同樣作為人類,為什麼女性只能被男性當作家庭的工具而不能進入社會,分享和男性同樣的社會價值? 

法國大革命為女權開路 

因此,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傳統宗教的婚姻神聖,為女權主義開闢道路。1792年法國革命政府宣佈離婚的自由;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面對所有公民。婦女作為公民權利組成的一部分也享有家庭和社會的自由選擇權。 

同時,歷史上也有很多傑出的女性角色,她們不斷為婦女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地位的上升提出要求。然而相比於立法,歷史上女權運動後於法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奧蘭普·德古熱(Olympe de Gouges)在人權宣言之後提出《女性與女性公民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然而此宣言在普遍婦女沒有受到教育的條件下被忽視。法國1830年和1848年兩次革命中,女權運動向國家憲法議會提出對離婚、教育、選舉和社會權利的要求,然而都沒有明顯的反應。離婚的法律直至1884年才正式通過。 

所以我們看到,在法國近代,女權主義的發展離不開普遍的社會改革。然而社會改革的針對目標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而是公民權利:法國近代革命都是在人權運動的前提下為女權運動開拓邊緣。所以,歷史上推動女性解放的事件都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而是人權運動。 

女權運動是人權運動的附帶品。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女權運動實際上是建立在這種法律條件完整的社會基礎上的非本質社會運動。 

然而,今日的女權主義和往昔的被動的女權運動大有不同。如今,在獲得社會地位,從家庭的被動條件中解放出來的女性所強調的已不僅僅是人權;而是獨立於男性的社會尊重。 

追求獨立於男性的社會尊重 

這具體表現在性別差異問題上。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十分之一的20歲以下法國年輕女性曾受到過性侵犯,近十分之一的法國女性曾因性別侮辱而產生心理影響。在政治的舞台上,經常有出現以性別歧視作為人身攻擊的情況,最著名的則是有遊行者在反對法國同性婚姻法的遊行過程中高舉香蕉侮辱司法部長克里斯蒂安娜·托比拉(Christiane Taubira)的行為。 

女性要求與男性有具體且普遍的平等

然而更進一步我們也看到,男性和女性的社會分工在自然條件下本身就不一樣。多數的男性執行的是高度的體力和知識生產,女性除了在社會中工作的限制,還要執行家務。對女性的限制已經不是純粹的法律限制,而是道德、傳統文化的限制。 

當代女權運動提出從文化上把女性從家庭概念中解放出來,改變傳統道德系統。首先,在傳統的基督教神學中,神的三位一體中有兩位是男性:父與子。在聖經新約以佛所書中第五章第22到第23節中有:「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所以被從法律中解放出來的女性,仍然被道德系統所壓制。心理學的角度上講,被壓制的女性天生崇拜男性,就如斯洛 

文尼亞學者齊澤克在《視差》一書中所說,「女性的壓抑在於沒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再者,當代女權主義抗議男性把女性當作「獵物」對待。我們已經看到,先前的女性,作為家庭的管理者,被視為生殖工具;這種工具概念在當代被轉化為抽象的社會權力象徵符號。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手稿》中論道,工具直接涉及到工人的存亡,掌控工具的人群就是掌控現代社會人類存亡的群體。然而,只有資產階級掌控生產力,用工具的抽象性代表著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在這種條件下,女性被符號化。大街上和電視裏的吸引眼珠的女性形象被廣告來用作一個工業體系的生產力強弱代表。男性所佔有的女性越是具有吸引力,越是「性感」,越是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只做為社會權利的象徵的女性,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本質性。 

然而問題在此變得複雜:女性天生的存在方式,是否是純粹為了取悅男性而存在?如果不是我們又怎樣思考女性的特殊性?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丟說:「深刻地講,我們可以說自十九世紀,甚至之前的時代以來,所有的女性運動都可以通過一點來概括:女性可以也必須脫離以男性為中介體而存在。」然而,傳統家庭中的女性概念是有生存對象,生存目的,「要也只要為這個想法而活著」(Vis avec cette idée et aucune autre);現代家庭中的女性概念是沒有對象和目的的,「要沒有想法地活著」(Vis sans idée)。 

這種傳統的打破要歸於資本主義社會對傳統社會的改變。在傳統社會中,對女性的壓制是為維持神性的男性的至高地位;在當今的社會中,女性被商業化,符號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抽象性超越傳統中的信仰價值,成為一種新的宗教,甚至把女性的形象歸入自身存在方式中。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方式決定女性形象變得個體化、消費化和競爭化。被「捕捉」到的女性從事實上被這種消費化思維方式捕捉。女性變為性消費的直接或者間接表達方式。 

所以,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性已經不在於社會權力的不平等,它已經超越了不平等的概念。而是男女之間的不同性導致其通過等價交換或者暴力交換服從於資本主義生產規律。 

女性天生與男性不同 

在此之上我們也看到,女性有著天生的與男性的不同,本質上講女性根本不必要以男性作為中介來實現自己的幸福和存在目的。問題在於如何實踐這種不同,在打破傳統的同時建立新的家庭或者社會存在方式的同時給予女性和男性以本質性的自由,超脫於資本主義符號文化規律的自由。 

我們看到當代女權主義從思想上的不足,導致它限制於在權力上向男性討債。然而尋找女性真正的自由,女性真正的存在,我們需要擺脫一切文化和社會因素理解女性在社會中所能佔有的地位。我們不想說,最終最適合女性的社會地位仍然是家庭,因為女性的概念遠超於簡單的社會限制;作為一種不同於男性的性別,女性應當發展自己的特性來獲得內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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