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屋邨長大的梁美芬,從政之後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一直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有需要的人。經歷了理想從破滅到重建的艱辛過程,她有一種跟中國有關的深深的使命感,起初投入中國法律及基本法研究,後來踏上從政之路,想為國家做點事。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一走進梁美芬位於立法會綜合大樓的辦公室,便能看見許多字畫,其中最能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她辦公桌後懸掛着的一幅國畫梅花。梁美芬說,這是在她當選為立法會委員以後,一位廣州的朋友為她畫的。 

梅花傲雪迎霜,賦予人們的是冬月爭春,展現給人們的是生機盎然。在現實中,梁美芬正是有着如同梅花般的精神,才能坦然地接受挑戰,不斷為實現香港政治的新風氣而努力,才能頂得住反對派的各種攻擊。 

《超訊》採訪梁美芬時,正值議規修訂之戰,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案遭到反對派的各種阻撓,導致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在梁美芬看來,這又再一次證明《議事規則》不能一成不變,應該作合適的修改,以維護立法會的尊嚴以及正常運作。「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代表着不同市民對香港的不同訴求,應該建立一種有風度、有器量的政治文化,將莊嚴的議政廳還予市民。」梁美芬說。 

從公屋走出來的學者 

除了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還有着其他身份:香港大律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等,她曾因爲法律上的貢獻獲得2000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項。獲獎後,她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一直利用自己專業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是在公共屋邨裏長大的,這是一段寶貴的成長經歷。」在梁美芬看來,儘管在別人眼中,屋邨裏的家庭往往意味着經濟條件不好,但自己很慶幸能在屋邨長大,這裏的人情味,比千金更珍貴。她說,在屋邨的成長經歷磨煉她,不要看自己沒有的,要看自己擁有的,然後學會感恩。 

梁美芬說,她的父母都是很淳樸的香港人,沒有什麽政治背景,有的只是對國家和故鄉一種淳樸的、特殊的情感。在父母的影響下,梁美芬從小就有一種很單純的家國情。 

「我的那種愛國的熱情真正開始高漲,實際上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梁美芬說,大學時期她報讀香港中文大學的政治及行政學系,並在1984年以交流生身份去美國念政治學,那時候才清楚自己要去尋根。 

當時,梁美芬在美國認識了很多法律系的同學,他們非常關心中國的發展,會跟她談「中英聯合聲明」,談香港的前途,談回歸,並認為這是香港人可以貢獻中國的好時機。梁美芬覺得自己作為中國人,卻不及他們對中國認識之深,這是殖民地教育下成長的一代所欠缺的。「當時我就覺得自己對中國的認識不夠,很想去尋根。」她說。 

1987年大學畢業前,梁美芬開始考慮前路。她說,那時自己可以考取獎學金去美國讀書,法國又有一所著名的學府收錄她念工商管理碩士,並給予豐厚的獎學金。就在此時,梁美芬有一個好朋友給了她一份剪報,上面刊登着中國人民大學法律課程的交換計劃,改變了她的人生。「看到『中國』和『法律』兩個詞,我心底很興奮,在思考了三天三夜後,我最終決定放棄出國,去內地讀書。」梁美芬說。 

當時,對別人來說,這是一個很「瘋」的想法,在中文大學一度引起熱議,大學刊物還為此特意來採訪梁美芬。「那個年代,中國還未正式開放和發展,甚至有老師將去內地進修比喻為把雙手放在火裏。但我知道,如果不做這個決定,先去外國的話,回來時也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但卻沒有機會再做這種自己想追求的事了。同時,我還有着一種深深的使命感,這個使命感是跟中國有關係的,所以每當我做一些重大的決定,都離不開這個關係。」梁美芬說。 

梁美芬在研習法律中了解中國

在研習法律中了解中國 

到了北京,梁美芬經歷了理想從破滅到重建的艱辛過程。 

「滿懷理想及盼望出發中國,生活下來才發現現實和想像落差很大。」梁美芬說,很多人都面對沒有半點心理準備的文化衝擊,特別是對中國認識不足的香港人。那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很苦,沒有好的條件讀書,由於經濟貧乏,很多民眾亦無法脫離劣根性。梁美芬說,那時並不能夠理解他們,一度十分失望。 

「看到這個情況,我覺得我可以為這個國家做一些事,可是能做什麼呢?」梁美芬說,人民大學安排她去讀商法,可是她自己轉到讀基本法。在她看來,自己對中國人和香港人這樣的身份有着很濃的認同感,所以覺得自己最後要落根,未來要工作的地方一定是中國和香港,而研讀基本法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梁美芬的老師是有着《基本法》「四大護法」之稱的許崇德。在與老師幾年的相處中,梁美芬明白了中國法律走向成熟并非一年半載可以達成的事情,她深深體會到「一國兩制」要成功,兩地人民必須要互換思維,內地人要多了解香港,香港人要多體諒國家,那《基本法》方能健康成長。 

梁美芬說,直到後來她才發現,基本法裏面有很多保護香港的條文,實際上是一批起草基本法的常委嘔心瀝血的努力成果。「許崇德老師參與了基本法的起草,他經常說基本法是他的生命,為此他感到非常榮幸。當時他還會跟學生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什麼有釋法權,解釋整個中國的憲法體制。」她說,從老師身上,她明白了國家,明白了這些「護法」的思維,以及他們的用心良苦。 

「曾經有一位老師對我說,中國歷史及文化像是遺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就好像一隻烏龜的殼,它很重,很累贅;烏龜很長壽,但走得很慢,不過你不可以說:因為這個殼令烏龜爬得慢,就活生生地把龜殼拔掉。因為殼拔掉了,烏龜只會立即死亡。我想,與其令烏龜立即死掉,何不考慮透過新技術的研究發明可以把龜殼變薄的技術,令這隻烏龜可以爬得快一些?」這是梁美芬所想的,但是她也表示,這需要極大的耐性與毅力。 

「就這樣我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覺得應該好好地跟中國的大環境一起發展。」返回香港後,梁美芬繼續進修普通法,後來進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書,教中國法律及香港基本法,亦考獲香港大律師資格。她把自己對中國的感情,投入到中國法律及基本法的研究上。她說,「我幾乎是立即愛上這個角色」。 

以法律專長介入政治 

一直以來,很多人對中國法律存在許多基於不了解而產生的完全否定的態度,梁美芬一心想化解這種誤解,於是,1993年,她開始了一個當時看上去「天方夜譚」般的出版計劃:自資把中國法律翻譯為英文。 

付出了大量的金錢、汗水和淚水,梁美芬沒有想過放棄,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對香港、對中國、對世界都很重要的項目。功夫不負有心人,1995年,《China Law Reports》第一卷成功出版,在國內外獲得很高的評價。2000年,第二卷正式出版,並連同其他中國法律雙語化的貢獻,讓梁美芬獲得了「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項。 

不過,在梁美芬看來,她離自己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 

2008年,她決定走出象牙塔,以一個法律學者的身份參加立法會選舉,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去議政、論政,以自己的專業服務社群。「我有從政的理想,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選擇中文大學就讀政治及行政學的原因。到了2003年,香港出現了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事件,讓我覺得香港的政壇需要改變一下,應該有更多專業的、對中港兩地都熟悉的人來參加香港政治。」 

梁美芬的著作

努力樹立政治新風氣 

梁美芬說,自己的背景,特別是對於基本法的研究,覺得應該能對立法工作有一定的貢獻,所以最終決定出來參選。「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但是為了香港,我想試一試。」她說。 

2007年,她首次參選香港區議會選舉,於九龍城區黃埔東選區擊敗原任八年的民主黨中常委陳家偉,成為區議員。2008年,梁美芬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不過,令梁美芬真正成為全港焦點的是2010年由五名議員中途辭職促發的政治大辯論,當時,她率先提出要修改《立法會條例》,以規限議員任意辭職及癱瘓立法會的行為。結果觸動了反對派的痛處,遭到了反對者肆虐式的人身攻擊。「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錯,否則以後立法會天天都有人辭職,天天都要補選,這對議會的傷害是很大的,但是現在有代價的話,議員就不容易輕易放棄自己的職位,所以我是善用了法律及自己的特長。」 

「今天看到議員要以『拉布』方式癱瘓立法會機制,讓我更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在梁美芬看來,為香港,為下一代,自己有責任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及健康,立法會運作不應任意被癱瘓。她說,自己心中一直堅持,希望香港政壇能夠樹立新的氣象,不同的政見者能互相尊重,共同建立一種有風度、有器量的政治文化。為此,她會坦然地繼續接受挑戰,並竭盡所能,為堅持政治的新風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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