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訊》去年曾指中國將「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預測中國治理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今年人大會議高票通過憲法修正案證實了這一點;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要走的三部曲是:「全面小康、祖國統一、還政於民」。習會在十九大任期結束前提出收復台灣,在二十大任期內完成;當中國已實現全面小康,具備民主化基礎,可以思考推動普選制度,跨入富強、統一、民主的中國新時代。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勾畫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三屆一次會議拉上帷幕,閉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以中國新任元首發表講話,以人民為核心作為開篇,以浩然正氣訴說出一曲人民頌歌,並透露出中華民族振興、走向富強的未來大計。

去年9月,《超訊》曾報導指,中國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改變九龍治水各霸一方的現況,預測中國的治理方式將出現重大改變,「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只是中國進行新的國家治理機制改革的開始」。這則新聞一度引起華文媒體嘩然,一個月後的9月29日中共政治局委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修改憲法的建議。

《超訊》4月號

《超訊》二年前曾以「習近平率領中國跨越五大陷阱」的封面故事提出,推崇「空談誤國、實業興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要以其畢生的精力率領中國人民實現夢想。今天,這盤棋的思路越益清晰,習近平有生之年三部曲,「全面小康、祖國統一、還政於民」以振興中華民族,這將是他為之奮鬥的目標,是一盤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一直走向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大棋。

這一盤大棋的佈局和最終實施,在他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講話中的字裏行間透露。只有小康才是真正的富起來,只有統一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強起來,而真正稱的上中華民族振興,那一定是還政於民,走向民主的國家。習近平強調了,「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無論身居多高的職位,都必須牢記我們的共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這三個始終,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初心,也是其最終追求的目標。

習近平這盤大棋,有生之年要完成的這「三件事」沒有多少人讀得懂,或許他也不希望有人讀得懂。「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孔子說:「禍亂之所以發生,是以言語做為途徑。君主出言不慎就會失去臣子,臣子出言不慎就會惹禍上身,機密大事不慎洩漏就會造成危害。所以君子謹慎守密而不隨意出言。」即使於十九大二中全會公報也隻字不提修改憲法中刪去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內容。

消息曝光,招來海內外輿論一邊倒負面詬病,接受西方民主的、遭遇過中國文革摧殘的,寧願都相信這一招是要倒退,是中國政府反叛民主走向極權的開始。面對責難,習近平的政府似乎沒有作更多的爭辯,也不讓做更多的討論,一如既往的按照自己設定的軌跡推進。完成修憲,推出新一屆國家領導,進行精簡機構的重要改革,誓言將改革向縱深推進。

民主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父親習仲勳是中國文革的受害者,習近平也沒有在文革中受益。依他的自信、擔當和責任可以有更多的國家治理的方式,即使是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但依法之路仍然可以明確的擺在那兒。所以,重回文革老路,搞個人崇拜以至極權等老套的中國封建家長制,一定不會是他的人生選擇,不會是可以崇尚的國家治理模式。無論是中共黨的十九大選擇的領導人選,還是這屆國家領導及國務院領導,接受西方教育,自由開明者俱多。中國最終要走上強國之路,實現民主之路一定是躲避不了的歷史選擇。

習近平心中的道路選擇的這個秘密不必告訴他人,但有一個人,在黨中央到年齡退下,被安排在國家副主席位置上的王歧山一定心知肚明,他倆有可能在國家主席、副主席任上共進退。取消任期制,集中權力是完成三部曲的重要步驟。

人大高票通過憲法修正案, 確立元首制

有消息稱,依北京的思考,習近平會在十九大任期的結束前提出收復台灣,在二十大任期內完成。此時,中國實現了全面小康,有走向強起來振興民族的基礎,有推進民主化進程的基礎。甚至可以考慮符合兩岸統一的各種條件,順勢還政於民,包括民主制度及全民選舉領導人。打開中國民主發展的潘朵拉盒,釋放的定是希望和期待。

事實上,台灣從威權政體轉變為憲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結果,但馬英九就說,是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蔣經國曾經是大權在握的「政治強人」。但他要「向歷史交代」,表示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確立「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蔣經國晚年多次強調要尊重憲法,依憲治「國」。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他聲明一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蔣經國簽署解除「戒嚴令」,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

今年北京兩會適逢五年一次的換屆,人事安排、機構改革必然成為重頭戲。但是,今年引起全世界輿論最大關注的還是修改憲法,最挑動敏感神經的則是刪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投票表決,毫無懸念的高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

「黨主立憲」依法治國

西方媒體總是以自身的抽象價值尺度來衡量和評價中國最新一次修憲,卻並不理解習近平在面對國內外錯綜複雜局勢時為什麼要推出這樣的「中國方案」。

有別於君主立憲,現居於普林斯頓的旅美政治學者馮勝平指出,「在反對派眼裏,修憲是習近平走向帝制的第一步;而在我看來,這卻是『黨主立憲』的開始。儘管毀譽不一,人們畢竟把憲法當回事了。」

旅美政治學者馮勝平

馮勝平認為,「黨主立憲」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走依法治國的道路。這次戊戌修憲,最受關注的是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改變。其實,任期長短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依據。「不能說任期短就是民主,任期長就是專制,無限期則是帝制。美國總統最多兩任,議員可連選連任,大法官則是終身制。沒有人據此判斷,說美國政府是民主,議會是專制,而法院是帝制。」

馮勝平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與現任常委王滬寧曾是同窗。畢業後,他被公派(自費)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八年後先拿到公共管理碩士,又讀了政治學碩士。學成後在美國打拚。他表示:制度沒有好壞,只有是否合適;鞋無分大小,只看是否合腳。今年又逢戊戌,中國共產黨開始修憲,而不是再搞政治運動,走上了一條新路。修憲取消兩任限制,既表現了習近平對憲法的尊重,也為他推行黨內民主,在二十大連任掃清了障礙。至於民主到什麼程度,以何種方式連任,取決於未來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習近平對權力的掌控程度。

不過,習近平在閉幕講話中作了回答:我們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確保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實的民主權利,讓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來。

過去的五年雖然「極不平凡」,但中國挺過來了。李克強總理政府報告第一段的概括性描述表明,即使國際國內形勢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可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率領下的中國共產黨,仍可以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無堅不摧。正是五年來的集權以及成就,為中國擺脫「九龍治水」的領導體制,開啟新的國家治理機制即「元首制」作了鋪墊。由此可見,以權威的力量,發揮中共獨特的政治優勢,治理上權威與法治統一,經濟上政府與市場結合,將會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向和特點。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紀念年,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到中國共產黨提出更為明確而長遠的目標。十九大以後,直至剛剛結束的「兩會」,無論是修憲、換屆的人事變動、機構改革的大動作,為的都是中國可以確保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確保中國從1949年站起來,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富起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後強起來的民族振興。中國因此需要轉變國家治理模式,建立中國式現代化國家治理新體系。這一系列新步驟已從十九大、從新一屆兩會開始了。

中共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第一個一百年,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一百年,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兩個一百年」,在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後,自十八大以來的歷次公開講話與文章中,出現頻率極高,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與中國夢一起,成為引領中國前行的時代號召。2012年,中共十八大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向中國人民發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時代號召。「兩個一百年」自此成為一個重要的關鍵字,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奮鬥目標。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清晰勾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民主之路是中國未來躲避不了的歷史選擇

防中國墮「西化分化陷阱」

習近平強調奮鬥,那是因為目標清晰,但路途坎坷。早在2016年4月,《超訊》就撰文,提出了習近平迎接歷史挑戰面臨的「中國陷阱」,習近平在多個場合講話都提及,中國發展面對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西化和分化陷阱」。在2014年2月17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發出警告,要在經濟改革的同時防止中國落入「西化分化陷阱」。由於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因而西方勢力從未停止對中國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所謂「西化」,就是要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西方那樣的壟斷資本操控下的多黨制和私有制。所謂「分化」,就是分裂中國,企圖分而治之。習近平說,他們意在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以達到其瓦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中國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危機比機遇更為嚴峻。

《超訊》去年8月推出「新十大關係」,提出中國發展不能迴避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國有資產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稅制問題和改革」、「中國醫保問題和出路」、「經濟發展和全民社保的關係」、「中國外匯儲備」、「軍民融合與國家發展戰略」、「告別GDP為王」、「三民主義的現實意義」、「台灣問題和中國領土完整」,以及「中美關係」等問題。中國現代化不謂不艱難。

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個背景

第一,中國必須面對「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正如2014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說的,「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去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

中共建政近70年時,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具普遍性的「中等收入陷阱」。其突出表現是經濟下滑,社會矛盾集聚,民間各種情緒和義憤暴發。自十八大以來極不平凡的五年中,這種現象廣泛存在著。事實上過去的五年,中國經濟正是處在連續下滑,增長率不斷創新低的過程中。

追溯經濟下行的源頭,不難發現自2008年之後,中國經濟增長便一路下行。其中唯有2010年反彈,重返兩位數增速,但這也是以非常規手段,大量舉債,印貨幣強力爭取的。據悉,十八大召開前的五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發行量翻了二倍。2007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發行量是45萬億人民幣,到2012年底,即五年後,竟達到97萬億,增加了52萬億。五年發出來的貨幣,是人民幣發行50多年來總和的一倍多。這樣才形成2010年中國經濟的短暫反彈,並沒有改變經濟持續下滑的趨勢。也是這一次反彈,使所有人看明白了,改革開放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出了大問題。2010年的經濟反彈最終成了經濟真實狀況的測試。隨後,中國經濟便一路跌跌不休,難以止跌。

依此背景看,國際金融危機十年來,可以明顯察覺到,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的「矛盾集聚期」,在中國發展進程中已無法回避。經濟下滑加速,到了不止損將影響社會穩定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西方輿論一直不停的炒作中國崩潰論的市場基礎。

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面對的普遍問題是:經濟下滑,問題集聚,民怨上升,社會不穩。此時,又往往是「兩民」主義盛行。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以思潮和情緒的方式不斷蔓延。特別是民粹主義掀起的各種「否定聲浪」此起彼伏。如果掌控不力,極有可能將前期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典型的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國為例,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另外,2012年,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佈《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按照這個比例,87%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在將近50年的時間跨度裏,都無法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大部分陷入「陷阱」無法自拔。

世界銀行的經驗總結,這13個國家和地區,是怎麼跨過中等收入的。在五條經驗中,強有力的政府和開放的市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這兩條經驗,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凸顯出來。決定要求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同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強調市場開放。

這是中國發展又一次走在十字路口的一個重要選擇,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提出的經驗,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集中可能比所謂的「大民主」,對社會轉型更為有效。經濟下行+民主的結果,可能就是一個字,「亂」;現在的選擇,比較清晰的是元首集權+穩定的結果,實現「全面小康」,邁向強國之路。

中國經濟發展面對「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要反思改革。就如當年鄧小平反思文革,選擇了改革開放。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有研究人員對中蘇改革的不同遭遇感到驚訝。蘇聯選擇改革,吞下了「解體」的苦果;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人,怎麼一個晚上就改過去了。他們對中國改革的社會總動員能夠在一夜之間完成非常驚詫。

其實,中國改革的順利,得益於「物極必反」。文革走到極盡,社會壓抑已久,轉向就成了必然選項,社會充滿著新的期待和希望。那時的轉型叫勢在必行,特別是當時的中國處於平均主義社會,只要改變觀念,不會有利益觸動,一夜之間即從政治頭腦轉向經濟頭腦。

過去的極不平凡的五年,經濟利益盤根錯節,觸一髮而動全域。社會普遍對近40年來改革開放遺留的問題抱有焦慮。特別是貪腐、社會不公等時候頑疾,老百姓深惡痛絕。鬆散的經濟,導致兩極分化嚴重,幾大利益集團控制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集團沉渣泛起,百姓深受其害。跟文革後期面對的社會情緒幾乎一樣。中央必須通過加強黨的領導,通過增強核心意識才搬得動這些腐敗大山。

文革後期的問題是厭倦階級鬥爭,政治矛盾突出,民不聊生。改革後期的問題是厭倦了無休止的空喊改革,利益集團從中漁利,社會極不公平。雖然,改革帶來的紅利各方享受,但出現的種種新問題,不會因為生活好了而不影響情緒。中國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現實問題引發的民眾情緒,有了爆發的可能性。民間有一種強烈的集中解決現實問題的呼聲。

誠然,告別文革後以改革解決文革遺留的問題,今天進入後改革時期,要集中解決改革遺留的問題。理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一定要反思改革,不是要反思改革的成功,而是要反思改革存在的問題。

其實,與上一階段發展存在的問題有直接關係的民間情緒,主要是所謂的知識精英的議論紛紛,老百姓對此並沒有特別敏感。特別是經過五年的反腐之後,老百姓看到的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確是在改變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是「問題」以及對問題的解決把中國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由此呼喚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中等收入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問題集聚導致的民間情緒以及一種新的變革期待,促使中國再次冷靜面對現實與未來。

第三,國際形勢緊逼。美國對中國咄咄逼人,不斷挑釁。奧巴馬、希拉里提出重返亞太,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後,中國周邊局勢就一直不太平,原來的和平環境突然發生了變化,周邊國不斷製造磨擦影響中國海邊防局勢和發展。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長期執行著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軍方及民間心裏早就窩著一肚子火,對不敢動手只知「強烈抗議」的做法多有怨憤。十八大之後,中國調整了大國外交戰略,一反過去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核心利益寸步不讓,連續打了幾個漂亮仗。一個是釣魚島,一個就是黃岩島,南海事件。這兩仗,中國終於由被動轉為了主動。

大國外交需強力領導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對中國不利的外交局勢中,一周之內翻盤。這在老百姓心目中,點燃了民族情緒。中國就在這短短的五年中完成了南海的戰略佈局。這些,都是在中國強有力的領導下,凸顯了領導人代表人民展示的個人志意和人格魅力。

習近平還講過,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離不開四個基本要素。一是歷史傳承;二是文化傳統;三是生產力發展水準;四是人民決定。如果「人民決定」屬於主體選擇的話,那麼前三個要素都是客觀事實,回避不了。英國民主與法國民主不一樣;新加坡的民主與南韓的不一樣。民主是總趨勢,但具體的民主設置方式,一定離不開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離不開獨特的基本國情。

強有力的國家,又要有一個寬鬆的生活環境,並且還要有自由民主清新的空氣。事實上也是如此,中央在形成領導權威的同時,在推進國家治理的方面也開始了新的探索。譬如改革黨政行政體制,減少政府機構,又給地方放權,省及省以下地方的國稅和地稅合併等等,意味著釋放給地方更多利益空間。

所以,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自近代以來始終在探索,始終在進行中。曾經有過「全盤西化」的過程,也有過「全盤蘇化」的歷史,百餘年歷史滄桑巨變,今天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不可能無視曾經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因此,從抽象理論層面看現代化轉型中的國家治理模式,總方向無疑是「民主化」,但是進入具體操作層面,一個國家究竟以什麼方式實現和推進「民主化進程」,則要看一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和基本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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