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議員、離島區議會民選區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接受《超訊》專訪,詳談從政之路。周浩鼎表示,自己作為「本土建制」,要盡力保護好香港市民的利益,同時化解香港和內地的矛盾,防止香港陷入反對派圈套。 

立法会议员周浩鼎

近年來,隨著新舊交替現象在香港不少政黨中出現,從政人士的年輕化、專業化成為了趨勢,這些年輕的新面孔開始在政壇中嶄露頭角,發揮出各自的影響力。現任立法會議員、離島區議會民選區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便是其中一員。 

從學生時代起萌發從政理想,到成為立法會議員,臨近不惑之年的周浩鼎對香港的政局和發展有著自己的見解。他說,希望自己能夠代表更多香港市民的利益,做一名「本土建制」,為在香港實現優質民主,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而不斷努力。 

那麼,周浩鼎是怎麼樣走向從政的道路?在議會中遭遇過挫折和抹黑,如今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曾經擔任青年民建聯主席的他,對於香港青年的「問題」有著怎樣的看法?帶著這些問題,《超訊》對周浩鼎進行了專訪。 

自小熱愛中國歷史 

回憶起自己對國家和民族認同的根源,周浩鼎說,自己並非「紅色背景」出身,也不是於愛國學校就讀,那種對於國家的認同,主要源自於對中國歷史的熱愛。「小學時遇到一位老師,在教中文課的同時,把中國歷史一點一點教給我們。從三皇五帝時期開始至近代,用了一兩年的時間就教了一邊,所以我在童年時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較同年紀的人為多。」周浩鼎說。 

進入中學以後,周浩鼎也沒有減少對中國歷史的熱愛,他在這個科目中所取得的成績較同齡人優秀。他說,通過歷史,自己對於中國人的身份有了一定的認識,也产生了一定的情感, 

中五後周浩鼎負笈英國,在一所英國寄宿學校就讀,他成了學校為數不多的亞洲人之一。「英國寄宿學校很傳統,裏面絕大多數都是當地人,那時候人在異鄉,對祖國的情懷特別強烈,在心中也盼望著祖國能夠強大起來,這樣人家就不會看不起我們,即使漂泊異國他鄉,也會有自尊心和自豪感。」周浩鼎說。 

周浩鼎坦言,自己在英國遇到了很多好人,也有著很多朋友,其中還有一位英國人當過他的監護人,給了他很多照護。但是周浩鼎仍然覺得有部分英國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待華人,自己也很難融入當地的圈子,在外求學的他對國家對民族的感情更深了。 

周浩鼎大學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經濟,他說,早先自己對於經濟十分感興趣,覺得經濟對與社會的影響很大,往往做一點措施,就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周浩鼎說,在學習經濟中,他對於社會工作和政治工作慢慢有了一定的觀念,也越來越感興趣。「除此之外,我還喜歡看英國議會辯論,一開始覺得很有趣,後來發現透過以理服人的辯論方式,更容易在社會達成共識。」周浩鼎說。 

從政生涯的第一步 

2002年,周浩鼎畢業回到香港,起初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因為工作原因經常去內地出差,慢慢對內地的生活情況有了一定的理解,但那個時候的他,還沒有踏出第一步去從政。「一直是到了我在那所公司做了一段時間,可能一到二年左右的時間,發現如果真的想要參政議政,就要踏出第一步。」後來,他辭去工作,加入民建聯,繼續修讀法律課程,為全身投入政壇鋪路。 

當時,周浩鼎於香港大學法學專業修讀專業證書課程,並在2009年獲得了香港律師會認證為執業律師。他說,自己意識到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律師,法律專業知識非常有幫助他們進行相關工作,因此才決定去修讀法律。「隨著我越來越渴望從政,我認為以法律知識裝備自己,會對我的未來有所幫助。」周浩鼎說。 

「我意識到,如果要從政,或者說想要貢獻社會,還應該加入一個政黨,当时我二話不說就加入了民建聯。」在周浩鼎看來,這個選擇很簡單,因為當時愛國愛港旗幟最鮮明的,最有制度和系統性的,理念和自己最接近的,就只有民建聯了,所以,周浩鼎就主動找上門,成為了民建聯的一分子。 

最初加入民建聯時,周浩鼎只是一名普通義工,他說,當時只做一些很簡單的工作,或者是組織一些社區的活動。「後來他們發現我比較口齒伶俐,就找我做司儀,在黨內慢慢與人混熟,並投入青年民建聯的工作,一步一步慢慢走出來。」周浩鼎說,自己在民建聯開始了事業,在青年民建聯中成為委員、主席,又成為了民建聯的委員、副主席,並於2016年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在實現自己從政理想中不斷努力和進步。 

立法會泛政治化,影響議事

站在守護議會最前線 

周浩鼎成為議員後,香港出現了嚴重的社會撕裂,「泛政治化」的傾向阻礙議會發揮所應有的作用,對此,周浩鼎坦言自己一度十分難過。不過在他看來,作為議員,其中最大的一項責任就是要守護議會。「守護好議會,我和民建聯的同事一定會站在最前線,要頂住反對派的破壞,對抗他們的歪理。」周浩鼎說。 

在採訪中,他對於自己所理解的「本土」進行了解釋,也從青年工作的角度上談香港青年問題,同時,向《超訊》述說了自己對於「一國兩制」以及在香港實踐的看法,以下為訪談全文: 

超訊:您從2016年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到現在,遭受了許多反對派的攻擊,也經歷了一些爭議和挫折,那到了現在,你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接下來又會如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周: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化」的情況很不幸出現在我們的議會,還越變越厲害,這個反對派要負最大的責任。可以看到,現在反對派不僅針對特區政府,一旦特區政府出事情,還要怪罪到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上,所以說,反對派已經有它既定的立場。在我看來,我們跟反對派有談判,有和解,有修補關係的機會,但是也有一個底線,反對派不可以觸碰法律的底線,我們也不可以承認他們做的一些違法,或者是傷害香港社會利益的事情。 

從這個方面看,我的定位一是要擔當守護議會的責任,我和民建聯的同事一定是擔當在最前線的,要頂住反對派的破壞,反駁他們的歪理。二是從經濟的角度,我本身在民建聯裏也是負責經濟發展的,所以我一直在推動,比方說香港海事保險方面的推進。我覺得這是民生的問題,有機會製造多一點的就業機會。不過現在反對派每天出招,我們疲於接招,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超訊:您提到過想做「本土建制」,具體從哪個方面實現這一目標? 

周:我們作為本地的建制派,愛國愛港的陣營,我們應當保護香港市民的利益,從香港市民的利益出發。「佔中」以後,很多香港民眾對我們有期待,希望我們能把他們心裏的感受說出來,他們其實對於反對派的說辭已經厭煩了。而香港所謂的那些反對派,根本是騎劫了「本土」的概念,利用這個概念去挑動香港跟內地的矛盾,這個是他們最差勁的地方。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本土的情懷、本土的文化和本土的概念。中國這麼大,北京、上海都有本土的概念,每一個地方的政府也都有他自己的本土的概念,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壞的詞語。但是現在香港的反對派很可惡,他們抹黑了本土的概念,還用這個本土的概念呢來挑動香港跟內地的矛盾,讓整個香港受到影響,所以說我們千萬不要中他們的計。  

香港跟內地如果有什麼矛盾的話,我們應該去化解這個矛盾,而不是挑動矛盾。我打個比方,過去內地旅客來香港,來的人數多了一點,我們的配套出現了不足。於是我們就通過正規的渠道向中央政府建議:能否稍微調整一下?我們在兩會也有提這個問題,中央政府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來港旅客的數目就有一定的調整。這樣就解決了我們的問題,也是回應了我們訴求,而不是非要像反對派那樣去鬧,那也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去解決問題。 

超訊:您做過三屆青年民建聯的主席,主要側重於做年輕人的工作,而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出現很多問題,你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您覺得未來應該怎樣將愛國愛港的精神傳遞給更多年輕人? 

周:我覺得這個工作很長遠也比較困難。因為目前的情況,反對派做了很多很壞的事情,比如我們讓學生多認識國家,他們就說我們在洗腦,讓我們很難開展工作。但也不是沒有方式去解決,只不過需要長期工作,比方說鼓勵年輕人學中國歷史,讓他們正確認識國家,我覺得這方面目前還是做得不足。 

然後我覺得對於香港的年輕人,我們都提供了很多機會讓他們可以回到內地,但是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應該再做得到位一點,因為年輕人去不是觀光,不是單單到了內地一段時間就足以改變他們的觀念,我比較鼓勵是讓年輕人有機會可以去生活一段時間,找一些工作計劃,起碼住上幾個月或者半年。因為一定要在那邊住過了,才能有真正的認識。我們要推動特區政府多做這方面到位一點的工作。  

我在青年民建聯工作了那麼久,發現香港很多年輕人都十分優秀,也有著正確的國家觀念。我們發現一些年輕人,如果有一定的年齡閱歷和工作經驗,或者已經成家了,考慮問題的時候可能比較全面,會傾向支持我們。所以我覺得要靠年輕人自己累積了多一點的經驗,才會改變他們的看法,總的來說應該是個長期的工作。 

香港年輕人有機會應去內地生活一段時間

超訊:您說過想化解立法會兩極對立的矛盾,還提議在立會推行橄欖球以修復關係,現在進展如何? 

周:本來我打算在這裏組建橄欖球隊伍,為此出了一個通告給立法會的同事,徵求他們的意見。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得到足夠的同意,因為很多同事還有其他的運動在考慮,所以不順利,要另外找方式。本來順利的話,運動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能夠很好的修補大家的關係,幫助大家建立溝通的渠道,對以後推進工作有好處。 

但是,分清楚底線同樣重要,立法會裏面的反對派,如果他擁護「一國兩制」,不違背法律,不搞什麼獨立自決,那大家應該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多了解一些對方的情況,這也是優質民主的體現。如果是要亂搞的,根本違背「一國兩制」的,推動所謂「港獨」的,那就是超越了底線,是我們堅決不能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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