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逃港》一書撼動人心的深圳作家陳秉安,現時正撰寫《深圳史記》, 要留下他對深圳歷史記錄；近日，陳秉安接受《超訊》記者專訪, 詳談習仲勳如何結束持續三十年的「大逃港」,推動廣東改革開放內情, 表示是深圳拉開了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序幕，而不是安徽小崗村。 [caption id="attachment_1453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74"]

深圳作家協會副主席陳秉安[/caption] 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特區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今天很多人已經不清楚深圳特區的由來與發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來的第二任市委書記吳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書記張勳甫、梁湘，以及對深圳特區貢獻最大的習仲勳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來人們要瞭解深圳市的早期歷史，只能通過間接材料。而陳秉安，這位自1985年開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突然發現，再不把他所瞭解的深圳歷史寫下來，等他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沒有人知道深圳源頭了。 現在是深圳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陳秉安，早在1990年，就憑藉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面向全國讀者解釋深圳的崛起之路。幾十年來，他對深圳發展中的重要檔案與記錄進行了細緻的積累，也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採訪。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書，第一次把深圳河兩岸綿延30年、驚天動地、改變了幾百萬人生命與生活的「逃港」事件寫了出來。隨著《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門來，向他講述與逃港有關的故事。過去幾年，他一直在醞釀寫作《大逃港2》。 正撰寫《深圳史記》一書 但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他決定先寫《深圳史記》，留下他對深圳歷史的記錄。他說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時間的地方，30多年來，已把生命交給了這座城市，所以要寫《深圳史記》。《深圳史記》，包括深圳特區的由來、改革開放史記、建城史記、移民史記等等幾個部分。他認為深圳的改革開放，只是從1978到1997年之間。之後，深圳並無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記只寫到1997年為止。近日，陳秉安接受《超訊》記者專訪。 以下是他的訪問記錄，我們以第一人稱的口述形式寫出： 特區怎麼來的？這個話題很多政治人物和學者都在講，但實際有些事沒說清楚，或者他們知道的見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況有點特殊，就是1990年的時候，深圳市委宣傳部成立了一個寫作組，我就有參加，當時對改革開放有關人士，做過詳細調查。2000年的時候，特區成立20週年，又搞了一次，是現在的市委宣傳部長李小甘組織的，我們又做了一次調查。 為什麼說有些事當事人說的也不一定準確，因為從他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現在改革開放40週年了，到了應該說清楚這些事的時候了。比如這個特區是怎麼提出的？這裏有個前後發展的過程。1978年、79年的時候，在深港邊界，綿延30年的「逃港」事件，這個時候出現了高潮。當時中央對這個事件很震驚，這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 這時候中央派習仲勳到廣東省任省委書記，到了廣東後，習仲勳首先想要把這個「動亂」事件解決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寶安，深入基層調查。深圳當時叫寶安縣，縣委書記是方苞。習仲勳問方苞，為什麼這麼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沒有說清楚，就帶他到沙頭角看。 習仲勳解決大逃港問題 因為沙頭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條街嘛。逃港過去的人，在街那頭把一些塑膠花，葉子啊、花瓣啊搞過來，交給這邊的農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葉子和花插一起，變成完整的塑膠花。然後運過去，搞到香港市內，再轉到新加坡、台灣去賣。這種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貴。在大陸，因為人民公社，幹什麼都沒勁，收入也低。這邊的農民參與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資。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塊錢。習仲勳到那裏一看，「這一天八塊錢，一個月可就比我還高了。」而且，有了這個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穩定下來了。老百姓把這些東西拿到家裏加工，這實際上就是作坊。這也是最早的來料加工。方苞當時之所以帶習仲勳去看，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寶安縣內這類作坊已經全面搞起來了，但是方苞自己權限不夠，需要得到習仲勳的支持。 [caption id="attachment_14536" align="alignnone" width="474"]
2000年習仲勳與夫人在深圳迎賓館[/caption] 我反覆的說，中國改革開放最早開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崗村。改革開放的真正源頭，是在深圳。為什麼這麼說呢？習仲勳來深圳視察，是1978年的7月5號到10號，當時來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內已全面開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過來加工。寶安縣縣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這是下面自己搞起來的，不是鄧小平下命令搞起來的，也不是他畫個圈搞起來的。為什麼這裏裡會自發搞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邊境貿易，不讓農民多掙點錢，就留不住他們的腳，他們就會跑。所以寶安縣委才想到了這些辦法。小崗村的改革在什麼時候呢？那是大雪紛飛的時候，是1978年的冬天。從時間上來說，深圳的來料加工，比小崗村至少要早了幾個月。 我們不否定小崗村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貢獻。但實事求是地講，是深圳拉開了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序幕，這裏不止有改革，也有開放。小崗村當然談不上開放了。這是第一個現在需要說清楚的問題。 鄧小平最早對誰說要辦特區 第二，鄧小平說要辦一個特區，這話最早是對誰說的？我採訪過谷牧，谷牧說這話是最早對他說的。我也採訪過習仲勳，習仲勳說這話最早是對他說的。習仲勳說，當時葉劍英到廣州來後，對他說，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鄧小平，把你們廣東的想法對他說。應該說是在葉帥的這個觸動下，習仲勳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開會期間，到鄧小平的家裏，對鄧小平說，我們那裏有很多華僑，也有一些有利條件，希望能夠政策給的快一些，搞一個出口加工區。但是名字還沒有確定。鄧小平順口就對他說，那就叫特區吧，而且陝甘寧也是特區。 [caption id="attachment_14537" align="alignnone" width="474"]
80年代的沙頭角，左邊是香港，樹的右邊是深圳[/caption] 谷牧和習仲勳都說鄧小平對他們說過這個話，這當然不是無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對兩個人都說過。但根據我的分析，對習仲勳，應該在對谷牧說這個話的前面。為什麼呢？因為這句話的後面，是「陝甘寧也是特區嘛」，這是面對面時很自然說出的一句話。對曾經擔任過陝甘寧邊區主席的習仲勳，鄧小平這麼說比較順理成章。是吧？ 但是對於特區的想法，最早是誰提出的？也不是鄧小平。我做過研究，大約是1979年的2月，因為逃港太厲害，寶安縣召開過幹部擴大會議，研究該怎麼辦。當時幹部群眾都積極地提出來，要麼把政策放寬，要麼讓我們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劃出來一個地區。因為之前61年、62年在邊境曾經劃了14個公社搞開放，文化革命把這個禁了，群眾還記得，就提出現在可以把這個恢復過來。檔案有記錄，當時一個姓鄭的下層幹部，提出了「可以建個特區嘛」。這是「特區」兩個字最早見諸於文字的記錄。據我所知，在這之前，也有人提出來過特區，但是並沒有留在檔案裏，鄭姓幹部，好像叫鄭景平，這個人我一直沒有找到。 當時的寶安縣就是這麼一個氣氛，群情激昂，要麼跑，要麼就搞開放。政府也沒能力強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這麼個氛圍中，習仲勳知道改革開放對穩定邊境有作用，就去北京匯報，過程就是這樣。習仲勳在跟鄧小平交談中，很有可能說起過寶安縣的種種氛圍，所以才有鄧小平「那就叫特區」的話。 把逃港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習仲勳後來很快就調到北京了，但在調走之前，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結束了持續30年的「大逃港」。怎麼結束的呢？我曾經當面問過他一個問題。我們見過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較順便。我就問他，「習書記，到北京匯報的時候，你怎麼就敢於說，如果廣東是個獨立王國的話，我們早就搞上去了。」這個是原話。他很隨和。他說：「小陳啊，你不知道，我們的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當成是敵我矛盾。我們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不好。但是抓起來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後我們才想到要把經濟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這個事，從敵我矛盾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對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亞訪問，從澳大利亞回來經過香港時，跟港督麥理浩會談。當時因逃港太厲害，中英關係又有所改善。習仲勳提出，以後的逃港者你們不要接受了，因為我們要搞改革開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受不了了。這一次會談，奠定了後來「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識。到了1980年，雙方正式簽訂協議，開始實施「即捕即遣」，這樣，30年的「逃港」基本就結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價 深圳特區建立起來以後，爭議一直存在。很多問題，外界並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塵不染，也不是特別糟糕。我寫《深圳史記》，會寫到「最初的腐敗」是怎麼產生的。這是因為舊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摸索中，於是產生了許多漏洞。最先去摸石頭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裏了。寫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只寫成功者，還有很多進了「籠子」的失敗者。他們中間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錯誤的。這裏有個人的原因，更主要是體制的原因。可以說，開始是探索，後來就成了腐敗。千千萬萬的錢從手上過，也沒人管，就拿一點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敗。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間，這是普通的教訓，這是歷史。 [caption id="attachment_14538" align="alignnone" width="474"]
改革開放40週年,深圳取得巨大的成就[/caption] 真正的改革開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那麼好聽，是很殘酷的。我舉個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設者是兩萬工程兵，他們是最一塵不染的。但是在深圳這個環境裏，他們要競爭。如果沒有資金實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樣搞賄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發不出工資，發不出工資老婆孩子就買不起菜。最苦的時候，工程兵的這些家屬帶著孩子去市場撿菜梆子，這是事實。不是要競爭嗎？競爭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飯，就得過那種苦日子。有一個工程兵戰士叫胡興岳，他跑回四川臥軌自殺了。他死的時候，在身上藏著一封信，寫著人比人氣死人。深圳的崛起，絕不是表面上的那麼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鮮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很多記者，沒有真正的深入進去，都是以歌頌為主。 八十年代的時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過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說，當時有人提出，深圳可以發行自己獨立的貨幣，深圳也可以設立一個「總督」職務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實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我舉一個例子 街對面教育了街這邊 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沙頭角，街道的兩邊，兩種不同的狀況。對面的商店，開門營業，起碼有十二個小時。我們這邊呢，開幾個小時就不開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沒也好，能不能賣也沒人管。反正是國家的大鍋飯，員工按時拿每個月的工資就行。香港那邊呢，商店是老闆的，不一樣。這個時候，深圳這邊就開始想辦法。不能對面總掙錢，而我們總虧錢啊。香港那邊的商店搞得那麼好，難道社會主義還比不過資本主義？這時候，有人就跳出來搞承包，就像農村的土地承包一樣。比如我承包了這個商店，我負責，每年上繳多少錢，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當時同意了。 這樣積極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馬上就豐富了，營業時間也延長了，營業額大大提高。但是問題來了，以前這個商店有黨支部，現在搞承包了，是那個承包的人說話算數，那這個書記怎辦？當時就想了個辦法，黨政分開，讓書記兼任工會主席，搞組織發動，真正張羅經營的，就搞市場經濟。這是黨政分開最早的萌芽。街對面教育了街這邊。當時也不止沙頭角的商店有這個問題。這樣的問題，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黨政分開，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記》寫到1997年，之後深圳就沒有什麼可以寫的了。但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問題，因為再改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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