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仁 一生只為社會公義

文/于井波 紀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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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接受《超訊》專訪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接受《超訊》專訪

宣布退休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依然忙碌。不久前他幫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之一的林榮基開過記者會,媒體還在熱頭上時,他又神情肅穆,端坐講台正中,在中環外國記者協會主持中國大陸709大抓捕發布會。

身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的他,在發布會上明確指出,「一整年過去,但709大抓捕事件仍處於現在進行式。(我們)旨在提醒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中國維權人士和律師的狀況,提醒中國政府,全世界仍然在注視和跟進這件事情。」作為發言人的何俊仁慷慨陳詞,聲調平穩鏗鏘有力。去年7月數以百計中國大陸維權人士被捕,適逢一週年,仍有36位維權人士被秘密羈押,渺無音訊。

在40年的從政生涯中,何俊仁幾經沉浮,有坎坷也有坦途;記於心且敏於行的,便是「以捍衛人權爲任,以仗義執言爲行」。這些年來,他鮮有空餘時間。身兼數職的他,每日在不同的場合出沒,和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傾聽他們聲音,了解他們訴求。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內地維權律師及其子女、內地受到不公對待的上訪戶都跑來香港向他求助。甚至有人付不出酒店房租,何俊仁一度要向前來詢問的酒店老板代為付款。他被質疑是西方勢力的香港代言人,又被美國領事館總領事約談,告誡別協助斯諾登;他又曾經被指是中共走狗,又被斥為反共勇士;他受民眾支持,在香港超級議員直選中勝出,卻也有人不喜歡他,到他的辦公地點、住處門口抗議。但他不為所動,堅信一切不斷拚湊的生命碎片,為的是社會公義。

林榮基返港最先找何俊仁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召開新聞發佈會,踢爆其在內地被扣押八個月、遭受非法待遇的實情,引發輿論譁然;而陪著林榮基一同直面媒體的,便是何俊仁。

林榮基(右)在何俊仁協助下召開記者會
林榮基(右)在何俊仁協助下召開記者會

談到接連十天的密集訪問,何俊仁向《超訊》回憶道,「我當議員20多年,從來沒有遇到像那天那麼多的記者,有超過100人,非常緊張。」發佈會現場,有席地寫稿的,有錄音錄影的;不僅有香港媒體到場,也有眾多國際媒體參與。為了約見林榮基,每日向何俊仁致電的媒體不計其數,且大多要求做單獨的專訪,一做便是一個小時。

隨著訪談深入,越來越多的細節被公諸於眾,比如扣押期間,林榮基所穿的橙色衣服係為囚衣;返港後,內地執法人員通過手機監控他的動向;他曾入住油麻地白英奇賓館,在九龍塘港鐵出閘等等。同時,針對林榮基所披露的細節,一些質疑聲和反駁聲也浮上水面。

對此,何俊仁告訴《超訊》:「有人問我為什麼相信林榮基,我說這顯而易見。你看他,在發布會上坐了一個多小時,隨便在場記者提問,有問必答。他講得很簡單很機械,可也很清楚很合理。常識告訴我,哪邊說的是真話,哪邊是說假話。」

陸港通報機制失靈

銅鑼灣書店事件所暴露出的問題,何俊仁認為首當其衝的,便是陸港通報機制的失靈。「第一,如果內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應當通報香港機關,也就是入境處。通報內容應指明以下四項:時間、地點、人物以及原因。第二,港人即便在內地被逮捕或拘留,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不能在電視機前,強迫其按照設定好的台詞認罪,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和剝奪。第三是最嚴重的,即完全以強權行事,漠視制度和法律,棄之如敝屣。以李波為例,白日尚同太太交待,要回家吃飯;轉眼間,便在沒有回鄉證和身份證的情況下到達深圳,並罕見地用普通話和太太通話。當太太報警的時候,警方甚至沒有查到離境記錄。強權當前,所謂的制度算什麼?朝令夕改也並非不可能。」

對於林榮基在回港兩天後便與何俊仁搭上線,一些媒體也提出了質疑,認為速度之快不合常理,很可能是一場政治陰謀,是一場「粉飾的記者會」。對此,何俊仁坦然回應道:「我和林榮基是多年的朋友。我常常去他的書店,同他聊天。況且在銅鑼灣事件發生後,我是第一個明確表達立場的香港議員,議員助民本就義不容辭,他(林榮基)聯繫我,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助「叛徒」斯諾登逃出生天

有難找何俊仁成為不少落難者順理成章的想法。因曝光美國「棱鏡」互聯網監聽計劃,而被美國當局通緝的前中情局成員斯諾登,於2013年5月20日由夏威夷飛抵香港。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

之所以選擇香港為目的地,是因為斯諾登認為,香港治理良好且崇尚法治,他在此地可以得到法律保護。這種認知固然沒錯,但實際上,身在港地,同樣面對多方勢力暗自拉鋸,使得本就驚險的處境更為撲朔迷離。

彼時的港府進退維谷。一方面,美國已提出引渡斯諾登的要求,港府無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據何俊仁判斷,引渡與否的根本決定權在北京。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涉及外交的事件必然會與中央磋商,然後選擇北京覺得最恰當的方式去解決。「北京不會站在幕前。因為一旦站在幕前,就會影響中美關係。」但外交和國防都由北京管,港府只得硬著頭皮充當幕前「白手套」,執行中央的指令。

斯諾登找到了何俊仁,請他做自己的代理律師。

接下斯諾登的案子後,何俊仁便開始輾轉於各處探訪:幫助聯絡保安局,為斯諾登尋找安全的居處;若要留在香港,則需為其申請政治庇護。其中,斯諾登對於兩個問題尤為在意,請何俊仁代他同港府交涉:一是,如果香港當局應美國政府要求將他拘留,他是否能獲得保釋;二是,如果斯諾登設法前往機場離開香港,港府是否會出手干預?

經過談判,港府雖未明言,但何俊仁已大致摸出了答案,認為他們很樂意斯諾登離開,並不會對其離境一事強加干預,反而希望最小化港府同斯諾登一事的牽扯。同一時間,美國針對斯諾登的密封起訴倏忽而至,這使得斯諾登的香港之旅更為叵測難料,離境已然迫在眉睫。

面對日益逼近的時間和美國愈加強硬的表態,雖然港府高層的答覆依舊含糊,斯諾登也決定鋌而走險,儘快乘飛機離開香港。期間,何俊仁安排了一名律師全程陪同,兩人於常規邊檢通道順利離境,並未遇到阻滯。

關於斯諾登為何會找到何俊仁尋求幫助,何本人亦未詳說,只提到,應當是有人權團體介紹,知道何俊仁曾處理多起政治難民的案子,在解決人權糾紛上頗具聲望;另外,由於當時的斯諾登正處窘境、身無分文,出於道義的考量,何俊仁願意提供免費幫助,義務為其奔走呼號、探聽交涉。

此舉自然是拂了美國的面子,不過也駁斥了「何俊仁收受美國財物、為美國辦事」的不實傳聞。

對何俊仁來說,他畢生鬥爭的,始終是恃強淩弱的霸權。他不會吹毛求疵,專注於向大陸開炮,也不會對西方的「人權死角」視而不見、一味鼓吹。在他的生命中不畏強權,不懼威脅利誘,唯有的是正義。

絕不逃避 也絕不恐懼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環鬧市的一間麥當勞內遇襲。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環麥當勞內遇襲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環麥當勞內遇襲

四名頭戴鴨舌、身穿T恤和牛仔褲的男子突然衝入速食店,一人把風,另三人則手持壘球棒和警棍,將何俊仁推倒在地揮棍毆打。直至一根警棍被打斷,兇手尚才甘休,沿著樓梯迅速逃出速食店。其間,他們一直用鴨舌帽遮面,故在場人士並未看清其樣貌。另外,兇手組織有序、手法專業,很可能是有計劃的犯罪。案發後,何俊仁額頭、鼻、嘴及四肢多處被毆致傷,鼻骨甚至有少許斷裂,需送院留醫、接受治療。

十年後,當再度提及這段往事,何俊仁的記憶十分清晰:「打我的時候,頭五分鐘,我的整個面部都是鮮血,頭是暈的,眼睛看不到東西。大概十分鐘的時候,我想我不會再做律師了。但是十分鐘之後,我突然就清醒了,我明白自己沒有後退的可能。如果後退,那意味著毆打和恐嚇奏效了,我害怕了、畏縮了;也意味著,我這一生呢,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因為一旦碰到威脅便折返,前期所有的奮鬥和努力都會前功盡棄。所以後來我才堅決地說,『我絕不會逃避,也絕不會恐懼』。」

其實早在接案之前,何俊仁便有過思慮,因為對方慣於在私下報復律師,而且次次不打個頭破血流不會罷手。但他心裏還是存了僥倖,想著自己是議員,有公眾人物的身份加持,對方或多或少該收斂一些。然而,何俊仁顯然低估了對方作惡的膽量,悲劇還是發生了。

事發後,有人找上門來,試圖遊說何俊仁,勸他趁此機會將毆打一事發展為政治事件,說成是「中共打我」,將此事炒大,挫挫中共的銳氣。但何俊仁一口回絕了,因這違背了他內心的準則。他講求公平,推崇正義,他心知此事絕非中共所為,又豈會把黑鍋隨便地扣於他人頭上?

何俊仁清楚地認識到,律師這一行,秉持的是最崇高的心性,即公平公正;幹的也是最高危的買賣,仿若提著膽子在刀尖上潛行,稍有不慎便會切膚淌血。但這一路走來,見慣了危險和恐嚇,心中的無畏之感反倒越來越濃。

十年前的師濤案,同樣是何俊仁個人履歷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因「雅虎郵件門」而身陷牢獄之災的師濤,以「侵犯人權」為名向雅虎公司提起訴訟,而何俊仁,應師濤親屬的委託,參與到該案中來。據何俊仁回憶,當時他去私隱公署投訴卻碰壁,被指投訴不成立;於是他轉而提出上訴,獨立研究如何打贏這個官司。上庭的時候,對面人頭攢動,坐了滿滿三行,雅虎及私隱公署的人士紛紛落座,而打頭陣的律師團團長是張健利;反觀何俊仁這一邊,卻只有他一人,捧著厚厚的一疊資料端坐一處,身影伶仃也偉岸。對於何俊仁來說,這場對陣雅虎公司的案子,是一場一個人的戰鬥,從查找資料到四處探訪,從鑽研細節到上庭陳述,所有的工作都是他憑一己之力扛起的。所幸結果給人安慰,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由雅虎承擔訴訟費用。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一個人很無助;但是一樣可以做,沒有問題。」

辦公室裏放著三個人的畫像

何俊仁被貼滿了標籤。有人說他是「西方勢力的代表」,有人說他「反共、反華、反人民」,甚至有人曾向李柱銘投訴,指責他「反猶太」。各式各樣的標籤被加諸於身,甚至互相矛盾,也有些純粹無稽。對此,何俊仁淡淡道,「無所謂吧,他們總是這樣的」。

何俊仁的辦公室擺放著三個人的畫像,一個是國民黨的主要籌建人宋教仁,另兩位,則是中共領導,胡耀邦和趙紫陽。談起擺放的原因,何俊仁說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可敬的」,是「勇氣和良心的代表」。

在港大讀書時,正值大陸文革動蕩,香港也遭受強烈衝擊。不少關注時事的青年學子對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但佔據主流的,是主張擁抱紅色中國的親共「國粹派」。彼時的何俊仁涉世未深,卻已然體察到,那場所謂的「大革命」是對人性的摧殘和褻瀆,將給中國發展帶來難以預估的損失。於是他勇敢站出來,行至新華分社門外示威,帶頭批判四人幫。然而,何俊仁的清醒認知卻被解讀為「反共、反華、反人民」,國粹派指責他用「帝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是西方派來的」,所受的攻擊和責難難以計數。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四人幫倒台。那時的中國開始逐步邁上正軌,直到改革開放的80年代,是何俊仁眼中「最富希望」的光輝歲月。然而,好景不長,八九民運再度摧毀了他的美好希冀,他對中共執政下的民族命運再難燃起熱情和信心。

八九民運的結局令何俊仁失望
八九民運的結局令何俊仁失望

認真分析起來,何俊仁並非是一個能用標籤「定義」的人。他指責共產黨的執政過失,也認同其中的志士仁人;他感懷國民黨曾經的普選政策,但也明白時過境遷,當年的輝煌已難重現。有人說他是「西方勢力」,但他也曾身先士卒,站在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第一線,協助斯諾登一事更使得奧巴馬政府大為光火。有人說他「反華」,但他也曾公開放話,表示不認同港英政府,堅持香港應回歸中國。甚至在近來熱門的「港獨」及「公投」議題上,他也明確指出,民族論和香港獨立並非值得公投的議題,也表態不會因為內地政局或政策失誤而質疑自己的血脈和民族。他曾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者」,但從政多年,他開始認同馬列主義中關於階級分析的智慧,更欣賞少年馬克思的人道精神。他說,現在的自己持社會民主主義觀,這中間,或多或少有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他身上,有太多面在共融,簡單的標籤主義難免會使認識狹隘,將他「平面化」。

了解何俊仁,其實是一個剝洋蔥的過程。你需要將媒體或傳言中,關於他的標籤一個個扯下再觀察,那才是最本質也最真實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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