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美國中期選舉在即，白宮開足馬力為共和黨候選人拉票，力保參議院多數席位，也試圖扭轉眾議院選情的頹勢。就在選戰正酣，吸取媒體注意力之時，白宮又悄然創下一項新紀錄，成為自里根時代以來，美國總統首任任期內白宮高級顧問職位變更率最高的一屆政府。 [caption id="attachment_22590" align="alignnone" width="568"]

從左到右依次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以及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caption] 所謂白宮高級顧問，主要包括總統辦公廳主任、白宮律師、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白宮新聞發言人、總統經濟顧問等在內的12位高級別政策諮詢顧問，他們負責協調總統與行政部門的溝通、制定政治與經濟領域內重大政策、協調執政團隊等重要事務。根據布魯金斯協會的統計，到目前為止已有10個職位易主，某些崗位還數度易手，變更率高達83%，同比達到前任奧巴馬總統的兩倍、小布什總統的五倍。這種頻繁且大規模的更換高級顧問，已經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又一特色。 如果仔細分析留任和履新的人員，可以發現這其中不乏政界新人，還有許多長期被美國主流政治勢力所壓制與排斥的邊緣人物。如今，在特朗普「反精英」、「反建制」的召喚下，他們大步躍入美國權力的中樞。他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白宮權力版圖與政治生態，還對美國外交政策、全球治理、以及美中關係，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隨著特朗普進入白宮的「非主流」政治人物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已經離職的總統首席戰略顧問班農。他曾經強烈抵制全球化、相信一場「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全球戰爭將開啟、也視中國為美國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導地位的最大挑戰。班農已經告別白宮，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媒體世界和草根階層，在總統權力中樞之外，繼續為民粹主義站腳助威。 但是送別了班農，白宮卻迎來了更多的「非主流」人物。其中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信奉單邊主義，對美國所加入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持懷疑和否定態度。他曾在小布什總統任內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但上任伊始，他就放言「聯合國秘書處在紐約的大樓有38層，不過即使我今天砍掉10層，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為聯合國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東西」。博爾頓於2006年辭職，在美國右翼媒體福克斯新聞做兼職評論員，淡出政界多年。而此次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之後，他抨擊聯合國，力主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依然保持「鷹派」本色。 與博爾頓在國家安全領域內的強硬政策相呼應的是總統經濟顧問納瓦羅，他主導了對中國、加拿大、歐盟的關稅制裁，開啟了貿易戰。如同博爾頓的單邊主義強硬外交路線廣受美國國安領域精英質疑，納瓦羅的貿易政策也被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所詬病。曾任小布什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曼昆曾經說：「你可以開清單列出當今世界100位著名經濟學家，納瓦羅肯定不在其中，他的觀點非常、非常另類」。 「非主流」人物和新人雲集的特朗普執政團隊，在處理全球事務、特別是處理美中關係之時，呈現出極強的攻擊性。其中博爾頓的「親台」立場，在華盛頓眾說周知。早在1993年，他曾經接受台灣政府資助，撰寫文章闡述接納台灣進入聯合國的立場，此後他再也沒有放棄台灣入聯和對台軍售的觀點，甚至支持美國軍事人員入台——「台灣比沖繩和關島更要靠近中國大陸和南海爭議島礁，一旦發生衝突，台灣將為美軍迅速控制本地區提供便利」。身居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重要位置，博爾頓在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政府的底線，無疑為美中關係增添了許多不可預測的變數，甚至催生了擦槍走火的可能。 顯然，博爾頓並非白宮中唯一能夠引爆美中關係的決策團隊成員，負責制定移民政策改革的總統顧問米勒，也值得注意。米勒年僅33歲，早在就讀杜克大學期間就初露政治頭角。在引起社會輿論軒然大波的杜克大學運動員強姦案中，他為三位白人運動員辯護，頻繁出現在幾檔大型的電視節目。在欣然接受大量媒體關注的同時，米勒在更大的範圍內宣揚了自己的右翼政治立場，並借自己在大學期間從事政治活動的經歷，在畢業後進入華盛頓政界，為兩位右翼國會議員工作，並效力於原聯邦參議員、現任特朗普內閣司法部長的塞申斯。 2015年，米勒進入了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特朗普當選之後，他成為了特朗普最年輕的高級政策顧問，在大多數國內事務中擁有參與權，在移民政策領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曾經協助制定了針對七個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力主廢除奧巴馬時代的《童年抵達者暫緩遣返計劃》，此舉將導致約80萬無證移民喪失工作和就學的機會。米勒並非美中關係的操盤手，但是據《金融時報》披露，他提議限制、甚至全面停止向中國留學生發放留學簽證。如果此項提議獲得通過，將不僅影響目前在美留學的30餘萬中國留學生的前途，還將基本斷絶美中之間的教育交流，沉重打擊美中關係。最終，在美國駐華大使等官員的強烈反對下，該提案被擱置。 如果說米勒的留學禁令提案不按常理，那麼白宮其它的對華政策則顯得不留情面。比如特朗普的第一輪針對價值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決定，於中國時間7月7日生效，正值「七七事變」爆發紀念日；特朗普第二輪針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的決定，於中國時間9月18日生效，正值「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日。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可以明白這兩個歷史紀念日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顯耀地位，和與之相伴的痛苦的歷史記憶。而在這兩個敏感的歷史紀念日，實施對華關稅制裁，很難用巧合來解釋。如果白宮此舉果真並非巧合，而是借古諷今，通過羞辱中國而對中國全面施壓，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在特朗普執政之初，他似乎把全面且複雜的美中關係簡約成「朝核」和「貿易」兩個方面，此舉極大縮小了兩國潛在合作範圍，同時也放大了美中關係中的衝突層面。然而，兩年過去了，美中關係中的衝突層面已經擴大到了「全面競爭」的水平。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演講，林林總總開出了一份長長的清單，從朝核、貿易、台灣、新疆、西藏、南海、「一帶一路」、到中國間諜，幾乎無所不包。這不禁令人懷疑，這一長串批評到底是特朗普本人授意，還是咄咄逼人的白宮執政團隊，借著特朗普極限施壓和急於求成的心態，摻雜了眾多個人關心的議程和訴求，將美中關係帶向「新冷戰」的危險境地。 坦率地講，在穩定和發展美中關係的問題上，中國政府有許多解釋和改進的工作要做。但是美國目前奉行的全面施壓，也絶非解決之道。全面對抗只能產生兩種結果，一是美國持續施壓，直至中國全面妥協；或是中國「抗戰」到底，美國全面認輸。兩國政府和領導人恐怕都不會接受零和遊戲中輸家的結果，兩國關係將陷入一場「持久戰」。如此看來，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選舉或可提供一個契機，雖然選舉的結果不會對白宮執政團隊產生直接影響，但是新的政治環境可以促使美中關係的操盤手們，優選對華要求，提出一個可操作的路線圖，等候中國政府的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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