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寧榮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 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執行院長 開學典禮致辭全文 (2018年11月) 各位同學早上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大學。我相信大家對香港大學的歷史已有些了解。香港大學1911年成立，已走過一百多年的歷史。香港大學SPACE學院1956年成立，比香港很多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其他學院成立的時間都要早，歷史悠久。目前已有270萬人次參加過香港大學SPACE學院的學習。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歷經8年發展，也有1萬多名學員，而今天你們已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 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成立後，我們成立了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希望為企業高層管理者提供進一步深造機會。為什麼我們會推出企業研究院？我在內地感受最深，覺得中國最有發展潛力的地方，就是大家的學習熱情。這種熱情不僅在香港見不到，可能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見不到。我們的很多學員都在港大ICB修讀過不止一個專業課程，最多的同學甚至修讀了四個課程。如此的學習熱情及投入，毫無疑問將為中國人才培養奠定堅實的基礎，正因為如此，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會具有巨大潛力，因為人才決定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潛力。 港大ICB的設立，是希望為內地在職朋友提供繼續獲得知識的機會。除了專業知識外，我們更希望這個平台是一扇窗戶，幫助大家打開中國以外的世界，開闊視野，這一點非常重要。幾千年前，中國人通過修築長城抵禦外敵，源於恐懼的心理。如今，城牆沒有用了，於是我們有了防火牆。防火牆讓我們生活在虛擬的“城牆”中，我們無法獲得足夠的信息。即便今天你們在香港，你打開手機仍然無法獲得內地以外的信息。
9月份的開學典禮致辭，我講的題目是“困局”。其實更多的是分享我的經驗與感受，或者是一種經歷與體會。這篇開學致辭發布後獲得大量轉載，港大ICB官方微信閱讀量兩天之內就突破二十萬，最終我們看到的不同的網站轉載，閱讀量起碼超過五十萬。一個平常的開學典禮，一篇平常的開學致辭，為什麼引起如此轟動？我覺得這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所致，而信息不對稱會導致我們的判斷出現失誤。既然有了第一回的“困局”，不如今天就講第二回“變局”。 我先分享一下自己的親身體驗。90年代，我在美國採訪非法中國移民在美國面臨的困境，當時發生了“金色冒險號”事件。“金色冒險號”從中國駛離，帶着幾百位來自福建、浙江的非法移民抵達紐約後發生了擱淺，偷渡者被遣送回國或者投入監獄。我最後一次採訪的對象，是一批在獄中度過近五年時間的非法中國移民。令我震驚的是，監獄所在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小鎮里的一群白人在這五年中，每個周日都會到監獄裡面探望他們。監獄中的這些非法移民受到另一群素不相識人們的關愛，令我非常感動。這使得他們對美國有了完全和以前不同的印象，所以我覺得人際之間的交往和溝通很重要。 港大ICB不僅希望為大家提供專業知識，開闊視野，更希望能夠加強大家的相互理解。我相信你們在此次香港之行後，大家對香港定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因為我們為大家提供了深層交流的機會。 近期有一部講述中美關係的紀錄片《Better Angels》，由中美兩國導演共同完成，採訪了三位重量級的美國國務卿，從基辛格到老布什時代的國務卿貝克，以及克林頓時代的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但紀錄片更多採訪的是平凡的普通人，包括來自德州的美國陸戰隊隊員在上海教英文和足球的故事；一位中國珠算老師，在美國教數學的故事；兩位美國婦女在美國最窮的阿拉巴馬州一個中國工廠做工的經歷；還有一位中國盲人在美國旅行，如何獲得關照的故事。這些平常故事恰恰是確保中美兩國和平的基石。每一位平凡的普通人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才能使兩國之間的距離變短。 我們知道中美兩國領袖即將在G20峰會見面。我無法預測結果。但我認為達成協議的機會非常大。但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新的轉折點，而且已經無法回頭了，而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防止兩國走向冷戰。但如何在目前的困局中找到變局的路線圖呢？ 🔹 第一個層面——開放 1969年，尼克松總統上台後，開始採取完全不同的對華政策，準備跟中國交好。五十年後的今天，我想中美關係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科技冷戰和經濟冷戰不是不可能，而是這一新冷戰的熱度到底會有多高？不管如何發展，我們必須問自己，中國應該往哪裡走。我覺得在變局時代，只有“開放”是唯一的答案。如果不繼續開放，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當我1979年離開福建一座小縣城的時候，我無法想象四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當年要用9個小時坐汽車到達省城福州，再用45個小時從福州來到天津。今天坐動車1小時到省城，然後乘飛機只用3個小時，這是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歸功於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巨大的驅動力來自於中美關係。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奠定了改革開放的起點。而1978年12月16日，中美簽署建交公報。正是基於中美建交後所帶來的國際環境，才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果，毫無疑問中國必須堅持開放。而中國目前發生的很多問題和面臨的困局，怯怯說明我們開放不夠，改革不夠。十八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然而六年過去，我們還在淺水區里滑行，改革面臨著重大困境。 在座的很多創業者朋友可能比我有更深的體會。最近一年到半年，我跟內地很多企業家在溝通中都深深地感受到，企業家們對未來憂心忡忡，這是前所未有的。近來中央強調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可想而知民營企業面臨何種困境？所以今天的改革已經進入了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為什麼我們會面臨這樣的困境。經濟上出現民退國進，市場經濟不健全。在政治層面上也基本沒有變化，我們的改革也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在經濟方面，我們曾有非常好的表現，但是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目前也處於停滯狀態，增長也開始下滑。 目前全球有四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梵蒂岡、文萊、沙特和伊朗。政教合一所帶來的問題是扼殺自由思想，阻礙獨立思考，而這兩者恰恰是進一步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我們的改革不應受到外界的壓力而進行改革，而是應該着眼於強化內部的競爭力。自中美髮生貿易戰後，我們所出台的政策在開放力度是很大的，但在外界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和迴響，可能是歐美國家等待中國市場開放已經很久，他們覺得中國在加入WTO時做出很多承諾並沒有實現。這導致如今中國內部改革的停滯，外界也出現了對我們不利的聲音。因此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朝向更加自由的市場經濟發展，這不僅為企業的發展帶來廣闊天地，而且可以減輕來自美國、歐洲、日本的壓力。所以更加全面開放是唯一答案。 我剛剛從中東遊學回來。從卡塔爾、伊朗到阿曼，同學們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跟美國人對着干沒有好處。伊朗曾經是非常成功且富有的國家，但他們今天面臨非常大的困境。我曾以為阿曼非常落後，但阿曼首都馬斯喀特機場比香港機場還要漂亮，馬斯喀特很多新建築都是過去十年發展起來的。卡塔爾就不用說了，參觀並了解他們為世界盃和未來的國家發展所進行的建設和戰略布局，印象深刻。阿曼與卡塔爾與西方都保持很好的關係，這是他們可以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所以更加開放絕對是在變局中我們必須堅持的方向。 🔹 第二個層面之一 ——認知 除了開放，更重要的是認知。我分享一個卡塔爾的故事。卡塔爾擁有240萬人口，其中卡塔爾人僅30多萬。大部分勞工來自於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去年沙特聯合其它海灣合作國家，對卡塔爾進行經濟制裁。但是目前來看，卡塔爾毫髮未損，因為卡塔爾擁有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空軍基地。卡塔爾在沙特和伊朗虎視眈眈之下必須找到定位，找到保護傘。 因此認知很重要，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去清楚認知自己所處的地位。2008年後，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出現了巨大偏差，過分自信。這種過分自信源於快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但是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 毫無疑問，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與美國的GDP差距越來越小，我們也能夠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人均GDP在全球位列七十幾名。雖然中國政府的教育開支在過去十年中飛速增長，但美國教育投入是我們的十倍。中國消費能力已經很強，但美國消費能力是中國的十四倍。更重要的是美國平均醫療投入是我們的二十多倍，這個差距是巨大的。 我們不是要妄自菲薄。認知有兩個重大誤區，高估自己，低估自己，都是錯誤的。關鍵是我們如何正確評估自己。心理學中，自我認知是人類活動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認知有三個層次，一個是信息，一個是思維角度，還有就是如何做出判斷。所以信息獲取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對稱的信息，如何進行正確判斷？思維角度同樣重要。正如在港大ICB學習之後，我希望你們對問題的思考會有不同的角度和視野。因為不同角度，不同思維方式，面對同樣信息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斷和決策。因此，信息對稱，思維角度，以及最終如何判斷構成了一個人的認知。如果我們能夠打開防火牆，獲取各類不同的信息, 並從多角度去看待問題，就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和正確地認知現狀，知己知彼。但這方面我們做的很不夠。 美國大革命後，法國人托克維爾花兩年時間遊歷美國，拜訪不同的人，寫出《論美國的民主》。這本書幫助歐洲國家認識美國。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為了認識日本，花費多年時間寫出《菊與刀》。然而我們對美國的認知又有多深呢？除了對紐約、洛杉磯、舊金山有表象認知之外，對美國中西部、美國底層又有多少認知？來自華爾街的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和總統高級顧問斯蒂芬·班農，他的一番話讓我感到震驚。他公開說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進程中的最大得益者是華爾街，而不是美國百姓；如果今天美國不改變，將會發生革命。這個觀點正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巨大變化，我們對此變化知之甚少。所以認知不僅是自我認知，還包括對他人的認知。我們只有對他人和自我擁有更好的認識之後，才能做出好的判斷。所以變局第一個關鍵詞是開放，第二個關鍵詞是認知，第三個關鍵詞則是對話。 🔹 第二個層面之二——對話 對話非常重要，在某種程度上遠遠難於對抗。我在伊朗遊學期間，邀請了一位伊斯蘭宗教方面的資深學者跟我們交談。他提到，伊斯蘭教非常主張對話，主張跟佛教對話、跟基督教對話，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這說明大家都重視對話的重要性。但當他講到跟基督教對話的時候，卻稱因沒有時間無法繼續深談。其實是因為在伊朗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他不敢涉及這個題目。 所以開放非常重要。只有開放才能讓大家講真心話，能夠真正真誠的對話。我在伊朗伊斯法罕不僅看到清真寺，也看到亞美尼亞人的基督教教堂。開放其實是自信的表現。唐朝時期，很多宗教都從外國傳入。佛教是印度傳入的，從波斯傳來的拜火教、景教以及明教都在唐朝盛行，這些宗教在長安都設有自己的經堂、教堂或者清真寺。這是一種非常寬容與自信的心態。 談到對話的重要性。舉個例子，從1955年到1969年尼克松政府內部決定要與中國緩和關係，直到基辛格訪華之前，中美在波蘭華沙共談判137次。基辛格訪華之後，中美大規模外交會談才結束。所以對話遠比對抗重要，更比對抗難。 我們如何能夠創造更好的環境，跟外界交流和對話?美國心理學家薩提亞曾提出“冰山理論”。一個人的“自我”就像冰山，浮現出來1/8是能夠看到的，而隱藏的7/8都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對你的認知非常淺顯，你對我的認知也並不是我所呈現的。如何將另外7/8呈現出來，則需要進行“冰山對話”。如果沒有對話，我們常常容易被情緒所控制。 2016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出版一本書《反對同理心》，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書中強調我們對話當中容易受到情緒影響，進而影響到認知，影響到對話的功效。內地曾經發生過的“反日示威”，因情緒化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一個普通人因駕駛日本品牌的汽車竟然可以被毆打致殘。情緒化反應更危險的情況是反映到媒體上。11月9號, 內地有媒體發表社論，對“義和團運動”進行正面肯定和評價。如果到來今日，我們跟西方還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對抗，那是情緒失控。所以我們必須在變局中掌控心態，而不要被情緒帶動，這會帶來非常危險的結局。
🔹 第三個層面——目標、價值、影響 其實，就在開始我提到的那樣，溝通和交流能夠幫助很多人縮短彼此間的距離。2015年“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舉辦的時候，恰逢我們組織日本遊學，同學們的家長紛紛抱怨為何選擇這樣的時間去日本遊學時間。但是十天日本之行結束後，我們的學員對日本的感受全面改觀，包括對當地人民，社會及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現狀。為什麼日本當年可以發展這麼快？他們發現日本也並非我們所想象的經濟那麼差，其實日本發展是遠超我們想象的，特別是在創新領域絕對不可以低估日本的實力。這就是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性。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或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交流和對話中必須尋找相同的目標。目標相同，對話就更容易進行。港大ICB過去八年的發展如此快速，跟在座的每一位學員、每一位校友、每一位工作人員以及每一位老師都緊密相關。因為大家都認同一個目標，就是如何通過這個平台共同成長。我們很多老師願意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業界經驗，正是因為在交流過程中他們獲得成長，我在交流中也獲得成長。十幾年前，我每個月面對面給大家授課，跟大家可以近距離交流。成為院長之後，失去了這一機會。所以我現在非常重視每次跟大家近距離親密交流的機會。正是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目標，我們才能往前走，也會珍惜彼此。 中美關係亦如是。當年中美決定緩和關係並開始建交，因為都秉承相同的戰略。中國和美國當年有個共同的目標是要阻止蘇聯的擴張，所以意識形態不同可以放下，如今我們如何尋找相互之間的共同目標呢？而今這個目標已經不存在。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已明確將中國作為敵手，作為重大對手來看待。美國不再將中國視為朋友，而是對手。那麼變局之下，我們如何能夠尋找到更多相似目標呢？這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因此，沒有相同目標是很難的。擁有相同目標，就像特朗普跟沙特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擁有相同利益目標，特朗普才會將華盛頓郵報記者被殺事件就輕鬆放下。因為相同的利益，他們走在一起，當然特朗普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做法使得美國失去以往的道德高地，在美國內部和全球都引發對其的不滿。因此，相同的目標固然重要，但擁有相同價值才能夠讓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讓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走到一起。G7會議上不管七個西方發達國家如何爭論，他們始終認同相似的價值觀，他們擁有基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相似價值，因此在他們之間發生毀滅性衝突的機會就小得多。 在這裡我更想談的是法治層面。如果中國真正成為法治國家，在與外界交流當中，就更容易被認可和接受。如果擁有被認可的公平的的司法制度，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內部問題也可以獲得更好的解決。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中國人的焦慮心理。這種心理是如何產生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法律邊界在哪裡。舉個例子，當你開車時，你知道實線不能越線，所以開起來就會很輕鬆，在香港就是這樣。而在內地，有人隨時會跨線過來，時刻都處於提心弔膽的狀態。也因為這樣，香港的司機一旦到了內地就毫無顧忌，違章駕駛絕對不差於內地的司機。所以法律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裡。如果大家在乘車時都遵守排隊規範，那就不會出現擁擠現象。這是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故事。 今天在中國做官是最辛苦，最累的。前幾天新聞報道，一位官員因為洗澡沒有接到電話而被行政記過。那麼我們在官場到底應該如何做？這種因法治不健全所帶來的焦慮，會投射在每一位普通人身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價值同盟很重要，因為價值同盟，從英國失去全球領導者身份，到美國成為領導者的轉變當中，世界各國沒有出現太大的震驚。而當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時候，則引起全球各國巨大的擔憂。因此，相互交流理解，相互影響非常重要。而這樣的理解與影響，不應該只是來自官方，而是應該來自每一位普通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 某種程度上，我們在海外所投射的國家形象，也影響世界對我們的認知。所以在座每一位的言行都很重要。我們要呈現什麼樣的形象？為什麼我們會被人誤會？我們老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要受到不同的待遇。如今美國人也說了，你們覺得上海和貧窮的山區天壤之別，他們的紐約和中西部也一樣天壤之別。世界上很多人都覺得中國很富裕了，這是因為我們總是呈現出一番天朝景象。2014年，北京巨資建設雁棲湖會議中心迎接APEC會議；然後又是G20會議，杭州全城花巨資籌備，我剛剛看了張藝謀導演的《印象·西湖》，完全明白外界的感受。你們政府可以動不動就花這麼多錢搞一場秀，那這個國家肯定太有經濟實力了，會嚇壞人家的，我們不需要處處都去表現自己富得流油。所以連非洲國家都產生誤會，覺得中國如此富裕反而不像以前那樣幫助他們。因此我們投射出的形象非常重要，我們到底應該用何種心態與外界交往，用何種形象讓外界對我們有更正面的認知，用何種行為和價值去影響別人？ 今天，我給大家所呈現的是一個金字塔。第一層是開放。只有開放的心態才能往前走，幫助我們走出困局。第二層是認知與對話。我們對自己有更好的認知，對他人有更好的認知，而且不受情緒影響，才能實現有效的對話。而認知和對話是否可以產生積極的結果，需要基於大家是否有共同的目標、價值、進而彼此間的正面影響。所以目標、價值、和影響是基礎。我相信不管在哪個國家，在哪個地方，人人都想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而我們互相之間更好的認知與對話，反而能夠讓我們少一些憂慮，進而敞開各自的心扉。 我相信大家在港大ICB的學習，都是基於相似的目標，讓個人、企業、國家發展的更好。因此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擁有相互認同的價值觀，是否感受到相互間的正面影響。因此金字塔底部的支撐層面，由相似的目標，相互認同的價值，到彼此之間感受到的相互的正面影響，進而奠定更好的認知和對話的基礎，最終實現心態上的開放、社會的開放、和國家的開放。 最後祝願大家在港大ICB有個非常愉快的學習之旅。謝謝大家!
劉寧榮教授簡介 劉寧榮教授是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註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近年來他致力於高等教育，特別是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教育營銷和創新的研究，發表了有關教育、營銷等方面的論文，並出版了有關中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市場化和分權化的學術專著。他是英國「國際教育發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和「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評審人。他還經常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影響中國發展的議題發表演講。 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港大SEA）並擔任執行院長，以創新型專業商管學院為定位，培育專業高管人才。他提倡創新教學和主動學習，強調教與學的4P模式：專業(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實用(Practical)、實效(Problem-solving)，並在專業與高管教育中引進人本教育。 他在媒體和傳播領域有廣泛的經驗，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總監之前，他在美國任職營銷和傳媒顧問公司，在紐約與華盛頓兩地從事企業形象與品牌諮詢。他曾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並在華盛頓擔任過白宮記者，兩次全程報導美國總統大選，採訪了克林頓、布希、戈巴契夫等全球知名領袖，其多部深度報導的新聞作品和專著在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出版。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託大學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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