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國際受歡迎的城市,其價值是獨一無二且不可替代的。要繼續維持這顆東方之珠的穩定繁榮,在體制上和治理上必須奉行自由更寬泛、社會更開放、法治更嚴明、民生須著重。

香港是世界公認的國際都市,這是由香港多年來的特殊地位,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社會制度、法律體制、開放和自由度所決定的。香港的獨特國際價值即使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後,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中美貿易戰帶來更多不明朗因素之時,香港亂局不斷持續之際,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支持與香港毗鄰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路徑。在關鍵時刻提升深圳的戰略定位,令許多人猜測不斷。有人說, 中央正在暗示香港,如果亂局持續,未來將以深圳取代香港。

不過,也有人認為香港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是國務院印發的意見里並沒有否定香港,不僅提到了要促進深圳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平,還提到了要給港澳居民市民待遇。

這也側面說明了中央寄望通過在深圳的先行先試,提升深圳的對外開放水平,如果沒有一個國際化的香港攜手,似乎難以成事。選擇深圳作先行試點,是需要藉香港這一國際平台的力量,不然的話,上海,廣州等城市也完全有資格成為「示範區」,為何偏偏深圳拔得頭籌?

在當下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中,在中美貿易戰陰影下,香港獨特性的國際地位是不可替代的,這是國際性選擇的結果。如何保護好這一角色, 穩定香港、維護香港、用好香港,才應是當下首要關注的議題 。

中美都需要香港,西方社會在香港有利益

當今世界並不太平,大國力量對比此消彼長,衝突風險大增,前景極不明朗。其中最大最關鍵的問題是中美關係。貿易戰令多個國家和地區持續受到影響,尤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一時間竟成為衝突的最前線,中美角力的新戰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先是美國眾議院院長、國會議員表態,甚至提案修改一直讓香港享有優惠關稅等特殊待遇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其後又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先後要求不能以暴力鎮壓香港,否則不利於達成中美貿易協議。

美國打香港牌並非偶然,事實上,就算沒有修例風波,香港早就是國際金融大鱷狙擊目標的條件。香港對中國的最大價值之一,就是和美元聯繫的港元,以及被美國承認的單獨關稅區的身份。因此能夠在不大規模改變內地金融及外匯管理結構下,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在金融市場吸納外資或發美元債。香港金融制度同時兼負美國、中國以至本地金融貿易要務,有着被衝擊的原罪。

2019年,在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最不受阻礙、同時有法律保障的經濟活動最便利國家和地區排名單上,香港位居第4,中國僅排名第46。這產生了具體影響:巨額資本源源流經香港,進入中國。連續多年,每年經香港進入中國的外資佔中國利用外資的總額超過七成。香港這個國際平台讓整個國家都收益頗豐。而華府很清楚,打香港牌,取消《香港政策法》,或改變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定會使中國受傷。

但另一方面,香港是美國維護其利益的重鎮,因此也不會輕舉妄動。香港本身是美國第10大出口市場。2018年美國向香港的出口額為506億美元,進口167億美元,近兩年,美國在香港賺取了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每一年都超過300億美元)。有媒體統計,大約有1300家美國企業在香港設有基地,近9萬名美國人長期居港。美國在港利益十分龐大,他們也視香港為下金蛋的鵝。

當然,香港所牽動的不僅僅中美。最近, 越來越多的國際媒體、銀行分析員和財經評論員關注香港局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哈佛大學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就認為,香港持續不斷的政治動蕩局勢或成為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就在幾天前,波士頓聯儲行長Eric Rosengren也表示,已將香港危機列在全球性擔憂事件清單之上。「很明顯香港問題的影響將會波及國際市場。」Rosengren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表示。

經濟自由度連續廿五年排名第一,各項指標領先

作為全球最負盛名的自由港之一,物流人流極度發達的香港,她的重要性在於其國際平台和地位。這在歷史上就曾多次得到證明,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的國際性曾一度體現在間諜活動之中。

當時,西方一些國家看中了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香港所扮演的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角色,趁機在此安插諜報力量或者扶植代理人,使香港成為「東方諜都」,與歐洲的里斯本、非洲的卡薩布蘭卡齊名。

到了二十世紀中後期,香港間諜雲集逐步變成了資本雲集,尤其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香港成為了國家的對外窗口,也給自身創造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一步步發展成為聞名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

目前, 香港已連續二十五年獲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經濟開放指數(Global Index of Economic Openness)世界排名第一;今年五月,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發表的《2019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成為繼新加坡之後全球第二位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這樣的香港是整個中國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6年5月,在第六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上,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到香港優勢的時,提到了過去三十年香港所做的三件事:第一,轉口貿易;第二,直接投資(FDI);第三,資本市場的大發展。

李小加說,轉口貿易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桶金,FDI直接投資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而香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則為中國源源不斷地輸送了發展經濟的寶貴資本。香港憑藉自己獨特的優勢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鋒作用。當然,在此過程中,香港也收穫了繁榮富強。

之所以能做好這三件事,和香港的國際性密不可分,直到今天,中國雖然不差錢了,但仍有大量的數據證明,中國還是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這個窗口。

普華永道集團(PWC)2018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公司近六成的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選擇在香港。根據港交所(HKEX)提供的數字,1986年以來,在香港實現的10個最大上市行為中,有9個涉及中資企業。電信巨頭騰訊和保險業大亨平安集團均在恒生綜指上掛牌。互聯網巨人阿里巴巴也計劃會加入。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8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ODI)流向香港的比例超過58%(約700億美元)。截至201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到6220億美元。

當然 ,雖然與22年前回歸時相比,香港的GDP相對於中國整體的GDP來說在縮小, 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的GDP都已勝過香港,但這些城市距離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仍有差距,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連接到外面的世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取代香港的國際平台地位。

維持香港國際地位,要從穩定、發展香港做起

香港作為國際受歡迎的城市,就在於有高度自由又有強有力的法治維持著既有效力又有秩序的特點。這種平衡的穩定性,令香港可以較長時期保持繁榮,香港要繼續穩定繁榮,只有二條,維護其在法治下的自由。繼續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體制上和治理上必須奉行自由更寬泛、社會更開放、法治更嚴明、民生須著重。

一、自由更寬泛。香港具有獨特優勢,而當好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是優勢的充分體現。尤其是香港被世界貿易組織列為「獨立關稅區」,不僅經濟自由得到保障,還使得內地能藉香港這個對外窗口來與海外連繫,香港成為內地市場的一個安全的跳板。這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具有戰略意義。

當然,香港要保住「獨立關稅區」地位,必須體現於貿易事務上有完全的自治權。歸根到底,是要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有賴於中國、香港,以致國際的共同尊重和守護,才能繼續發揮其門戶角色,貢獻世界經濟。

二、社會更開放。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的動蕩中可以發現,雙普選仍然是困擾香港的問題之一, 一旦出現政治喧鬧或是社會風波,香港民間社會對解決此問題的焦躁情緒,就會立刻被喚醒。

事實上,雙普選是《基本法》明確給予香港的一項法定權益,而幫助、引導香港儘快實現雙普選,也是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承諾;回歸以來,中央為助香港社會拓展政改之路,多次釋放過不同具體形式的政策善意。然而,不少香港人對先前種種規劃方案都心懷偏見、不滿甚至政治猜忌,對本可循序漸進展開的政改之路,遭到無限期擱置。甚至看不到重啟可能性的跡象。這讓不少港人心灰意冷,部分人甚至走向了極端,如果繼續迴避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未來如果遇到合適的空氣,問題很有可能還會爆發。

客觀講,當下的環境絕不是討論政改的好時機,但在未來,仍然需要在適當時機儘快將雙普選再提上議程,及早把憲制任務落到實處,徹底解決不穩定因素,才能真正消除社會的疑慮和焦慮。當然,不忘忽略的,也是中央一直想完成的,一直難產的23條立法,依照《基本法》的要求,必須完成。

三、法治更嚴明。法治是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最重要的底線。當下,香港暴力之火不斷蔓延,長久下去,全社會都要為此「買單」,香港要重回穩定,只有嚴正執法、公正司法才是不二法門。可以看到,香港警方有足夠的力量遏止暴力,但只有用最有力的法律手段,不給違法分子任何僥倖的空間,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無論是誰,因為什麼理由,只要犯了法,就需要承擔責任。

例如,示威者在機場的集會引發大量航班取消、旅客滯留,又引發暴力衝突。但是香港機場管理局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有意圖地阻礙或干擾」機場運作以後,香港機場的秩序大致恢復正常。事實上,香港的法律是非常健全的,有很多法律資源可以在嚴格執法的情況下解決亂局。未來的香港,也只有繼續維護並鞏固不偏不倚,公正嚴明法律精神,才能維持地區穩定和長治久安。

四、民生須著重。當然,化解危機需要軟硬兼施,既需要執法上的「硬」,也需要用更柔軟的方式疏導民情。而這個「軟」首先應當體現在民生上,維持香港的國際地位首先離不開民生,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建基在不穩定之上,而香港的貧富差距、住房問題、青年問題等等早已經成為了不穩定的根源。香港青年長期以來積累的迷惘與不滿,往往會因為一次社會事件而點燃。當務之急,需要集中更有力的精力和政策來解決地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社會上升發展難等長期困擾的議題,能挽回民意,香港社會才能持續穩定。

香港在中國開放經濟的改革浪潮中,擔任了特殊角色。香港的特殊在於其不同於內地其他城市,保持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符合中國自身的最大利益。在未來中國的發展和開放中,還會需要一個國際性的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幫助中國應對貿易戰。反之,因為遭遇了種種問題就邊緣化乃至拋棄香港,使得這座城市的獨特地位不保,只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屆時香港既無力在經濟上繼續貢獻大陸,在政治上亦不能再成為中國的談判籌碼。這時候再期望另一個城市完全取代香港在經濟及政治上功能,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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