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做獨立候選人的體驗

文 | 秦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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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野靖環決定不去西城區紅蓮中里投票站的一刻,黑暗中,她貓著腰,歪歪扭扭地踱入了逼仄的房間。走到床沿時,她整個人突然癱軟倒下,「渾身就無力了」。
時值2016年11月15日。北京——這個龐大的政治腹地,結束了它的人大基層選舉。還有半小時,指針滑過零點,中國聲稱的「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基層民主選舉」也將在暗夜中收尾。

與申紀蘭等勞動模範當選人大代表的平穩敘事不同,對於獨立候選人來說,「選舉結束」就像從一場噩夢中驚醒。至少,那18人是這樣的。
這18人分別來自1998年震驚全國的「新國大」詐騙案、北京市朝陽區十八里鄉和三間房鄉等三個早年不同的維權隊伍。這是一支老齡化的團隊,50歲的隊友朱秀玲對《超訊》說,他們當中最小的45歲,而年紀最大的,「都七十五了」。

人大代表的名單竟然是秘密
早年間,為了維權,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找人大代表的經歷,奔走過任何一個可能存在代表的地方。
歷經數年,18人跑遍了整個北京城,卻始終沒有找到那個「合適的」代表,這成為他們每一個人久遠而唏噓的記憶。
團隊領導者野靖環是「新國大」詐騙案的受害者。有一次,為了找代表請願,北京開「兩會」時,她抱著一遝厚厚的上訪文件跑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北京飯店。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位代表,結果對方是港澳的人大代表,不好意思地站出來,對她說,「北京人,你要找北京的代表」。
野靖環就去找那個「北京的代表」。她來到了當時所屬的海澱區人大代表辦公室,問工作人員要代表名單。結果那人湊近身,對她說——「這是秘密」。

以獨立身份參選,維護自己權益
他们厭倦了那種被動而無望的維權生活。2016年,這18個人決定,以獨立身份參選人大代表,從體制內維護自己的權益。
中國《選舉法》自1986年修訂後規定,只要獲得十人以上聯名的推薦,參選人就可以成為初步候選人。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整個北京,有近70位獨立候選人。
但野靖環卻說,她參選前就預料到,這個特立獨行的行動注定失敗。但她有別的考慮——「我們一切按照法定程序來,」野靖環說,「如果他們(官方)限制我們,那就是他們違法。」

他們分別嘗試去社區居委會拿參選表格,但工作人員一聽到這群人要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區一級人大代表,就慌張地拒絕了。無法以聯名推薦方式成為初步候選人後,他們打聽到,可以以自薦的方式,讓公眾投票,成為一名獨立候選人。
為了讓鄰里了解他們,他們決定:先來一場選舉宣傳。
於是,每一個人都選定了一天作為自己的選舉宣傳日。


2016年野靖環團隊的部分獨立候選人

選舉宣傳日被警察騷擾監控
2016年10月31日是朱秀玲的選舉宣傳日。她被嚇怕了。在她準備選舉的那段日子,她家樓道裏總坐著警察,監控得最嚴密的時候,她家樓下停著三輛警車,幾個警察就這麼匍匐在車裏,從窗外盯著她家。「夜裏,警察來敲門,騷擾你,給你抓到派出所。」
白天也不意味著安寧。野靖環每天的心「就懸著,就這麼懸著。」
一個月內,她家門口被兩位警察輪替看著。11月2日,她的選舉宣傳日,她計劃好要去院子裏做演講,但她被軟禁了。
她一定要出去,她砸碎了玻璃杯,從地上零零碎碎的玻璃渣上撿了一塊,以自殘相逼,警察才放她出去了。結果,她走到院子裏,一位居委會主任在遠處大喊了一聲——「野阿姨」。

周圍的大媽們仿佛聽到了號令般,洶湧地圍了上來,用喇叭放著廣場舞那躁動沙啞的音樂,把野靖環尖細的聲音淹沒了下去。她的行動宣告失敗。
現在,是夜裏的11點,北京紅蓮中里的片警「砰砰砰」地開始敲她家門了,不開,就「哐哐哐」地砸。
門終於打開了,警察就施展疲勞攻勢,片警在她家好言惡言地磨著,勸口中的「野大姐」放棄選舉。野靖環拒絕了,然後就要在警察的恐嚇聲中渡過這漫長的一夜。
強硬而磨人的疲勞戰無一例外地消耗著這個團隊的每一個人。在參選準備還不足半月的時候,野靖環繃得渾身僵硬,生理上也出現了反應,「噁心、眩暈、吃不下飯」,「口乾,一次連著喝好幾杯水」。然後,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一個表情尷尬的老人拖著瘦小的身板,噠噠噠地朝廁所急忙跑去,然後,全身僵硬地回來。
作為領導者,紅蓮中里的片警老是來找她。「叮鈴鈴鈴鈴」,這是手機響的聲音,野靖環不敢看那個號碼,她甚至都還不確定這是否是警察打來的,但負面的信息就是不受控制地湧入腦海。

有段時間,她形成了條件反射——11點,是她判斷警察上門的標誌性時間。每天,她總是等到11點,到點警察沒來抓人,就意味著今天平安過去。然後,她整個人搖晃的身影融入到漆黑的陰影中,「啪」,關燈、平躺,然後昏昏沉沉地睡去。
有幾次,入睡了的野靖環也被擾亂。那是淩晨一點,三個警察還晃在隊友楊淩雲家門口,「什麼也不做,就這麼晃著」。
楊淩雲慌了,這個65歲的老人害怕得夜裏連跑了好幾次廁所。她忍不住了,慌亂中撥打了野靖環的電話。睡眼惺忪的野靖環按下了接聽鍵,輕輕緩緩地安撫電話那頭常年失眠的楊淩雲。

11月15日,選舉結束了,野靖環過了次磅,「整整瘦了五斤」。
在後來的採訪中,隊友朱秀玲很快回想起野靖環的那種憔悴,她記得自己選舉後見了野靖環一面:「她那個臉……」,朱秀玲沒有繼續說下去,轉用了激昂的京腔描述了野靖環從前的樣子——「圓乎乎的,長得好看,就一個漂亮」。


野靖環在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前紀念自己被關押的經歷

恐懼與感動交織的生活
在獨立候選人的生活裏,恐懼與動人總是共生的。那些大家一起努力過的畫面,在失敗過後,就成為了彼此雋永的記憶,那段歲月,他們不僅為參選人大代表而不懈努力,更多時候,他們將觸角伸向了公民權利的各個方面。
2011年,整個團隊只有15人,他們總是聚在一起,出謀劃策,為彼此的案子想突破口。他們的案件敏感複雜,在維權過程中,他們受到有關部門的強硬打壓——帶走、關押、扔地下室。好鬥的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地去法院,起訴有關部門的不合理行為。
舉牌抗議成為他們主要的存在方式。這群人經常夾著示威牌,走去那些敏感的地點,在北京城兜兜轉轉,像早年自己「找代表」那樣。
首先是反酷刑。曾經因維權而被送入調遣處勞教的野靖環,對中國的酷刑制度恨之入骨。2013年,他們十幾人舉著幾個「反酷刑」的牌子,就這麼齊齊站在了北京監獄的門口。


2011年,獨立參選人野靖春(野靖環妹妹)在北京西城區紅蓮中里做選舉宣傳

在北京敏感地點舉牌抗議
後來,官方對他們發起打壓,把他們關進看守所。這群人幾次針對有關人員實施人身傷害提起申訴,法院以「立案審查制」的名義拒絕了他們的申訴。他們18人就一起將「反酷刑」的牌子撤下,寫著「還我訴訟權」的牌子很快就被頂上去了,一群人就又出現在最高法院門口。
2015年3月,五位女權主義者被官方羈押,野靖環探聽到,她多年的好朋友兼心理醫生武嶸嶸被關在海澱區看守所,所內人員不讓患有肝病的武嶸嶸服藥,也不讓睡床。
針對看守所侵犯人權的問題,野靖環幫武嶸嶸起訴了有關人員。整個過程中,大家一起寫申訴書。
朱秀玲記得,那時團隊裏有些人是農民出身,不太懂起草申訴書,但他們每一個人都硬是學著打一份底稿,再交給野靖環修改,「反反覆覆,邊做邊學,寫了四五十份。」

四個月後,中國發生了震驚國際的「709」案,百餘位維權律師在7月9日前後悉數被警方帶走。

野靖環帶領團隊出動維權
其中一名被捕律師李和平是野靖環十五年的好友。後來,李和平妻子王峭嶺被有關部門逼遷。好鬥的野靖環帶著整個團隊再次出動,針對警方在查抄和傳喚王峭嶺時存在的不合理行為,大家手把手地教王峭嶺向法院提起訴訟。
此間的歲月裏,這18個人仿佛搭上了諾亞方舟,不管外界壓力如何,在這艘大船裏,他們創造著屬於彼此堅硬的自救記憶,大家共患難,也擁有了更團結的內核。


2012年, 獨立參選人團隊到北京廣渠門,參與一個追思活動

從前,大家素質參差不齊,朱秀玲總用「像手指頭般長短不一」來形容這支隊伍。但現在,她有了新的理解:「我們好比手指頭,有長有短,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一個拳頭。」

在很多人眼中,這個團隊總是給外界傳遞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複雜形象——團結,勤奮,卻也充滿仇恨。
「他們很努力。」姚立法對《超訊》記者說。
18人曾通過網絡,請教姚立法選舉的知識,1998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成功當選人大代表的姚立法,把自己編寫的龐雜材料寄給了野靖環。令他記憶深刻的是,野靖環堅持帶著大家把大部分的材料都認真學了,搞清楚了一整套獨立候選人選舉的程序。
在維權律師滕彪看來,這個團隊的領導者是一個「堅定的人」,「看問題也很清楚。」他對《超訊》說。

著書揭露中國勞教制度殘酷面
2012年,在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月後,野靖環終於走出了勞教所,並花了兩年時間寫下《不虛此行》這本書,揭露中國勞教制度的殘酷一面。當時,她邀請滕彪為此書作序,滕彪一下子就答應了。「畢竟她吃了太多苦了。」滕彪對《超訊》說。
在女權工作者趙思樂看來,野靖環就是一個「草根維權人士的策略家。」

兩年前,趙思樂與野靖環共同受助於武嶸嶸的心理諮詢室,她建立了對野靖環的初步印象。後來,趙思樂也幾乎見證了這個團隊的所有行動。
2015年女權案發生後,整個團隊去看守所現場發起抗議。「在我們這些女權工作者看來,這是非常shocked (震驚)的,」趙思樂說。
在完全無法探測政府容忍底線時,這種「很不可預測」的行為幾乎很少有人去做,但野靖環的團隊卻做了。
後來,趙思樂終於明白了野靖環的抗爭邏輯——「她很熟悉她自己的鬥爭方式,這(去現場示威的抗爭)也是她最有專長的,」趙思樂說。


趙思樂, 2016年獲人權新聞獎

一年之後,關於這個團隊的形象,趙思樂直截了當地寫下五個字——「復仇者聯盟」。她將這群人比喻成一群政治迫害但決意起來反抗的群體,「就好比天安門母親,或者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
可最近,趙思樂又突然轉變了想法,她說野靖環大概不喜歡這類政治化的表述,「她甚至不希望別人說她是反建制的……她希望別人遵照自己的表述。」
採訪那天,野靖環面對這個問題時,她先是充滿疑惑地笑了,以極其含糊的語氣說,她好像不太懂「復仇者聯盟」這個與政治相關的說法。幾分鐘之後,她又陷入了對自團隊認知的疑惑——「如果跟政治無關,那為什麼政府要打壓我們呢?」
很多人不理解,這個自稱「做人民找得到的人大代表」的簡單群體,為何頻頻現身於一些奇怪節點,無論是與「五女權案」還是「709案」有關的各種場合。
團隊中的朱秀玲認為,大家根本沒想那麼多。就她自己而言,他們的行動更多是一種同理心的立場。武嶸嶸曾經在心理諮詢上幫助過她,讓她走出了維權恐懼的陰霾,而對於709案中的王峭嶺,「她是一個孩子的媽媽,老公被抓了,她見不到人(李和平)。就算人再有罪,是死罪,她也有這個權利見他。」
可在外界,無論親疏,這群人的確引發了不同角度的理解。
「她其實把選舉作為一種呈現自我的議題。」趙思樂記得野靖環曾經這樣對她說。
在趙思樂看來,野靖環帶領的團隊就像在權利鬥爭領域裏的NGO一般,在運作時,NGO需要依靠某種「議題」讓自己存續下去。「一個議題結束了以後,就要找到另一個議題,去維持這個團隊最核心的東西。」

獨立候選人獲得公眾關注
而姚立法說得更加直接——「這就是一種策略」。在如今逼仄的政治環境下,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人大代表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但通過這個「策略」,獨立候選人就可以獲得公眾關注,讓公眾知道有一批關注公民權利的人存在。他想,或許達到這樣的效果就已經很樂觀了,眼下,逼仄的政治環境讓每一個獨立候選人降低了勝選的期望。


姚立法, 1998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人大代表

三十多來,中國的政治情勢變幻無窮,相比於精英政治團體,作為草根政治力量的獨立候選人也曾擁有過一個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是1980年政治開明派胡耀邦主政中國至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之間的歲月。在那個純真年代,中國剛剛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壓迫中走出,而此前在各個方面被束縛的群眾,也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空間,權利意識空前高漲。

1979年,新的《選舉法》的修訂將直接選舉的範圍擴大到縣一級,任何選民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提名候選人,實施更體現民主的差額選舉。各黨派、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這次法律的修訂直接激起了80年代初人們對民主選舉空前的熱情。
第二年,上海、成都、重慶、北京和湖南的高校紛紛開競選之風,校園裏的學生為競選還舉行演講和答辯會,組織競選班子。一時間,湧現出了如北京大學胡平、張曼菱等活躍分子,作為觀測中共領導層取態的《人民日報》,更是首次刊登了部分全國人大代表的發言摘要。

1986年12月,新修訂的《選舉法》進一步簡化了選民登記手續,規定選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聯名,可推薦人大代表。但同年,學生普遍要求在當年選舉中進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這些聲音無法得到中央高層的回應。12月,全國幾場零星的學潮發起,最終引發黨內震盪。
黨內左派勢力借勢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1987年1月,胡耀邦被批「反自由化」不力,中共元老對胡發起了政治行動。胡耀邦時代隨即宣告結束。三年後,有關中國民主自由的討論窒息在那春夏之交的槍炮聲中,人們自由討論民主的時代結束。

四次敗選後成功當選
九十年代,選舉政治進入了平靜期,直至經過四次敗選的獨立候選人姚立法於1998年成功當選,獨立候選人迎來了破曉。
後來,姚立法在代表任期內的「村官被非法撤換」和「關注教師工資一億元白條事件」轟動了整個中國,他蜚聲中外,中國獨立候選人這一群體再度獲得體制內外的道德光環。

在後來兩次選舉年(2001年和2003年)中,受姚立法效應影響,海歸碩士、深圳高級技工學校校長王亮、北京郵電大學教師的許志永等知識分子以獨立候選人身份成功當選代表。
王亮更以1308票的高票擊敗了正式候選人。《南方週末》《新京報》、《南風窗》等主流媒體也以正面口吻報導此事。就算是失敗的獨立候選人舒可心,《中國新聞週刊》和《三聯生活週刊》也同樣生動報導了他的助選團。
在姚立法看來,那時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就是對全國人大選舉制度的宣傳,「但這同樣引起了當局的警惕。」他認為,當政府看到社會上獨立候選人的事蹟頻頻見諸報章,會想:「這一股力量發酵之後,會怎樣?」
但知名律師滕彪則認為,在世紀之交的頭幾年,互聯網與民間草根力量的深度交互,讓獨立候選人獲得了相對寬鬆的政治空間。他們在網絡上發表對社會議題的見解,在現實的生活中積極參與政治。他更認為,2003年出現的獨立候選人,儘管得到了媒體的廣泛宣傳,但從數量上來說,都只是少數。
獨立候選人這一群體真正招致官方警惕的,是八年之後的2011年。「直至2011年下半年,有一股(獨立候選人)浪潮,當局就非常警惕了。」滕彪說。


知名維權律師滕彪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曾作出統計,2011年,整個中國內地有大約140餘名獨立候選人參選人大代表,覆蓋面甚廣。當年五月江西下崗女工劉萍在競選拉票活動中遭當局打壓後,大家群情激奮,這一度激起維權律師、學者、作家、工人、學生以及上訪人士的參選熱情,公民以空前的姿態匯入了這股「浪潮」。後來,由於當局對獨立候選人甚至整個公民社會發起了強硬打壓,導致最終幾乎無一人當選成功。

2011年獨立參選潮黯然落幕
從結果上看,2011年獨立候選人們的所有事蹟仿佛成為了這個集體的最後狂歡,落下了悲鳴的註腳。
在中國幾十年的基層民主政治中,一代代的獨立候選人仿佛實現著集體接力。如今,當交接棒落入野靖環的手裏時,民主政治卻走入了一個窄道。
律師滕彪認為,相對於胡溫時代,習近平時代下的獨立候選人面臨更為逼仄的政治空間。這是由於習近平在上台後,他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面臨著多重危機。
而2012年之前的幾年,民間的力量在不斷壯大,權利意識提高,知識界更出現了自由化的傾向。「他(習近平)認為,民間的自由觀念和自由維權的行動,已經威脅到他的統治了,這是他打壓公民因素的最重要的原因。」滕彪說。
如今,獨立候選人被隔絕在體制之外,對於野靖環團隊那18位獨立候選人來說,一場悄然遠去的民主選舉仍讓他們隱隱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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