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事件」和四個意識
兩會開始前，發生的「任志強事件」，意外的讓兩會失焦。
任志強，一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紅二代出生，此前有著國企高管的經歷，在微博上有超過2000萬粉絲的意見領袖，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公開質疑「黨媒姓黨」的說法，隨後不久，遭到官方媒體的批駁，北京市委主辦的千龍網上發表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指責任志強「黨性淪喪」，並質問說，「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
這篇文章帶起了一股黨媒批判任志強的熱潮。一時間輿論嘩然，就在包括任志強自己在內的輿論場都感到愕然的時候，任志強的微博賬號遭到封禁，任本人也徹底消失在公眾視野。
在「任志強事件」上，表面上的邏輯是，任質疑「黨媒姓黨」，是對習近期系列政治主張的質疑，也是公然挑戰習的權威，而率先發難的千龍網文章就意有所指的說，給了任志強跳出來推牆的「勇氣」的，是一位「半夜三更和任志強通電話的領導」，而任志強在自己的自傳中曾經提到這位領導就是王岐山。
因此，兩會前圍繞這個事件出現了兩種看法，一個看法是說，這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這個政治同盟出了問題，另一個看法則認為說，這個事件實際上是黨宣系統的人在敲打王岐山，原因和近期中紀委進駐黨宣系統有關。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3月3日，政協的全會拉開了兩會序幕。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提到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而不是事前各方預期的「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習核心」的說法，自1月中旬以來，得到了至少14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黨領導人的背書，在兩會前呈呼之欲出的態勢。
但隨著兩會各項議程的陸續展開，在重要的會議文件中，包括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媒體見面會中，「習核心」的說法完全沒有被提及。
而更讓輿論愕然的地方，是發生在人大第一次全會開幕，也就是總理工作報告的前一天，在3月4日，歸屬新疆黨委宣傳部的無界新聞網轉發了署名「忠誠的共產黨員」的一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稱「出於黨的事業的考慮，也出於國家和民族前途的考慮」，要求習近平辭去所有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事後，新疆方面稱，導致這一事件的原因是網站遭到黑客攻擊。
到了3月9日，也是在人大的全會會議結束後，王岐山突然趨步向前，追上正在離場的習近平，二人一同交談離去。在公開的政治場合，王岐山的舉動，在政治觀察人士看來，只有一個意味，那就是以行動闢謠，所謂習王同盟的默契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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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趨步追上正在離場的習近平[/caption]
同樣是兩會前，新華社發表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春季學期開學典禮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劉雲山說：「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在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上帶好頭作表率。」劉雲山還特別強調了「看齊意識」，他說，增強看齊意識，「最根本的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這就是此次兩會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四個意識」，最初是從今年1月29日中共政治局的會議上公開提出。
對於「看齊意識」的提出，有多重解讀，有一種分析偏向認為，這是一個在「習核心」遇冷後的變通的共識，意即現在習的改革主張遭遇到來自黨內的阻力，一個基本的論據是，習親自擔任組長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至今已有21次會議之多，涉及的改革層面也較為深入，並也有相關部署，但是，成效並不顯著。這也導致習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
關於「核心」的問題，此前也有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背書說，最早提出「核心」概念的是鄧小平，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了樹立江澤民的領導權威所用。胡溫時代，胡錦濤不用「核心」這個概念來表達他的領導權威。習重提「核心」，當時有一種分析就認為，這是繼反腐敗「打虎立威」之後，習近平試圖對渙散的黨組織進行的一次紀律整頓。現在看起來，在「核心」問題上似乎並沒有完全在黨內達成共識，改提「看齊」，看起來像是緩頰，但結果看，未必就是權宜之計。
至少在兩會期間，常委級的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都在各自的報告中提到了「四個意識」，而在各個地方首長，部會首長在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也屢有提及，可以看作這是一個目前得到黨內共識的一個政治訴求。
總理報告的底線
中國經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因此，每一年政府定下的GDP增長目標就格外引起各方關注。李克強在今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稱，中國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6.5%—7%，劃下了6.5%的底線，這也是十三五綱要中定下的「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保持6.5%以上的底線。
「從國內看，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他表示中國現在正經歷艱難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李克強仍然表示，只要採取正確的措施，從2016年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率仍有可能達到6.5%。
隨後，關於6.5%的底線是否守得住，就成了兩會期間各方追問的焦點。和這個追問一併被最多關注的還有來自報告中出現的為了提振經濟採取的政府加碼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係。
在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要啟動一批「十三五」規劃的重大項目，包括完成鐵路投資8000億以上，公路投資1.65萬億，僅此兩項，就已經超過2.45萬億，另外，還要再開展其他20項基建項目，報告中還提到，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到5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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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caption]
政府這樣大手筆的投資建設，不難讓人聯想到後患至今不絕的4萬億強刺激計劃。但是，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是被認為是有份參與總理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就不認同這是政府「強刺激」提振經濟的做法，他認為用「適度提振」較為準確。
此前，賈康曾經公開表示，今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率下台階，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制約，已經把可接受的所謂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了，在復製式的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比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
去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改革」。他說：「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之後不久，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根據官方文件給出的定義，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
「供給側改革」隨後成為關於中國經濟走向的關鍵詞。但和此相對應的是，官方適中沒有公佈具體的實施計劃，以致有分析認為說，有關中國經濟調結構和去產能的論述在過去幾年已經被多次提及，現在如此強調，表示這些努力已經失敗。當時的背景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股市持續波動。因此，為數不少的分析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還是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目前中國經濟中的資源配置仍然由官方所主導，其中邏輯自相矛盾。
對於供給側改革，賈康此次兩會期間受訪時說，供給側改革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一個攻堅克難，深化改革、解放生產力是其核心內涵，一定要解決到了改革深水區如何衝破改革固化的藩籬這個硬骨頭，把硬骨頭啃下去，供給側改革才能成功。
但是，也有一派學者持這樣的觀點，認為說，為了「避免經濟下行壓力中帶來更多的社會動盪，付出更高的代價和成本。」實際上，經濟下行對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甚至爆發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並不是理論上的預測。就在兩會期間的3月6日，黑龍江省省長陸昊黑龍江代表團的媒體開放日上，在針對黑龍江最大的國企龍煤集團改革問題，回應跟媒體說，「龍煤井下職工8萬人，到現在沒有少發一個月工資，沒有減一分收入」。
話音未落，3月9日，網絡媒體即報導了黑龍江龍煤集團屬下的雙鴨山礦工上街遊行事件，礦工遊行的標語指責陸昊「睜眼說瞎話」。報導還說，雙鴨山礦業集團有上萬名礦工罷工，連續四天上街遊行示威，同時封堵鐵路，到了12日，事件升級，有網絡視頻顯示，黑龍江當局出動武裝警察鎮壓，雙方還發生衝突，網絡傳出消息指，有「礦工被打傷、被抓」。隨後，雙鴨山市政府12日晚間23時發布緊急會議公文，將礦工的討薪抗議定性為「群體上訪」，「是在理性、溫和的範圍內進行的，沒有發生過激行為。」該通告還表示，政府將「把維護社會穩定，確保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作為當前頭等大事，採取強有力措施，維護全市人民珍視的和諧穩定大局。」雖然事件最終以黑龍江省省長陸昊借媒體平台公開認錯作結，但是，隨著中國去產能政策的落地，行業的低迷已經開始影響民眾生活。確保6.5%以上的增速，維持社會安定，從某種意義上說，既是經濟的底線，更是政治的底線。
從中央到地方
從一開始就瀰漫兩會的一種不安和惶恐的政治氣氛，也表現在各種政治人物言行舉止當中。而觀察這些政治人物的最公開的場合，也最容易實現的場合就是他們的記者會。部會首長裏，以往較受媒體高度關注的幾場，其中包含商務部長的記者會。原定3月7日舉行的商務部長高虎城的記者會臨時取消，沒有公開的說明。但是，媒體間也有共識，以中國現在的出口數據的表現，2月出口大跌遠超預期，按美元計同比創2009年5月以來近七年最大降幅，同時也是史上第三大降幅，確實也沒有更多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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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會」舉行記者招待會[/caption]
除此而外，歷來受到傳媒追捧的記者會，不外乎有王毅的外長會、樓繼偉的財長會、央行行長周小川領銜的「一行三會」（即為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記者會，今年最受關注的無疑就是「三會」的記者會。因為，在經歷股市的動蕩之後，再加上證監會主席劉士余第一次公開亮相，也使得這場記者會受到空前關注。劉士余的媒體首秀，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放眼中國的部會首長當中，能和周小川一樣「談笑風生」的技術官僚其實不多，而劉士余應該算一個。
此前在劉士余登台亮相前，就有金融界的耳語說，在金融業的首長當中，劉士余是以「高情商」聞名的。他接替因為倉促出台「熔斷機制」導致下課的肖鋼，有說法就是，需要他來和證券相關的金融各行業周旋，在這方面，他也是最佳人選。因為事前曾有媒體報導說，在兩會上，劉士余說過「大家請買股票，不要賣股票」這樣的話，因此，很多媒體是抱著開笑話的心態來迎接這位證監會的新主席的。但這個說法，劉士余在開場白中就予以了澄清，他同時還表明支持證監會支持資本市場公正公開透明，以及自身風格是「少說多做」，但「該說還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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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余[/caption]
劉的確不迴避問題，在對股民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否推行註冊制、是否再推熔斷機制、「維穩」的中證金是否退市等，他都予以正面回應，並且坦承，「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麼吹起來的，就會怎麼破滅」，認為股市罕見異常波動有多方面因素，中國資本市場不成熟是一個重要原因。有沒有讓政治宣示氾濫通常是媒體檢驗一個部會首長是否業務嫻熟的基本原則，劉士余在這一點上，第一次見面就跨過了這道門檻。
但和劉士余成為鮮明對照的部會首長是教育部長袁貴仁，他2009年就開始出任教育部長，這是一位言必稱「黨中央」的部會首長，但是，他是以面對媒體經常不知所云而著稱。
3月10日，袁貴仁再次就「西方價值觀教材不適合課堂」的說法回應記者時，答案也同樣是讓在場媒體一頭霧水。當時有西方媒體記者提問，希望他解釋「西方價值觀的教材不適合課堂」，並指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來自西方」。袁貴仁先是反問對方，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然後說，「馬克思不是中國人，我們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開放精神。」他說:「 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我們所說的價值觀，就是馬克思主義倡導的， 和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價值觀。」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的關係，用在場記者的話說，袁貴仁部長展現了神一般的邏輯。這幾年，兩會「記者會潛規則」愈演愈烈，幾乎所有公開的記者會，也幾乎所有記者的問題，都要事先通報給受訪對象，而最終能不能獲得提問的機會，就要看和受訪對象之間的默契和信任度。或許是因為要電視直播，網絡直播的關係，今年的受訪對象篩選問題的情況似乎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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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中的記者，抓住機會觀察高層政治[/caption]
通常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安排好熟悉的媒體，提出能夠呈現政績的問題，再藉由公開場合，向外界傳達自己主政期間的成就。對於境外媒體，還要事先溝通，防止脫稿演出的發生。一旦出現脫序行為，就要由會議主持人來做第一道防火牆。今年人大立法問題的記者會上，就有美國僑報的記者，在問道新聞法立法問題時，遭到主持人以「非西方主流媒體」為由，直接拒絕回應。
除了中央的部會首長，在各省的媒體開放日上，問題也是一樣要經過篩選。有省一級的負責宣傳的幹部就私下說，他們非常清楚，直面尖銳問題，更能獲得公眾的認同和信任，也更能促進問題的解決，但是，現在政治氣氛不允許。這位幹部說，「妄議中央」不是一般的罪名，也不是一般的幹部擔得起的責任。所以，不說就不會錯，而他們的責任，就是從源頭把關，掐掉可能會導致這些答案的問題。
這樣的現象，在一個決策機構的基層幹部口中，他們給出了一個說法，叫「信息過濾」。一位幹部告訴記者說，人民幣匯率波動，股市震盪，樓市的兩級化，相關部門，各種調查報告，各種研討會不知道開了多少，問題的原因也分析的很透徹，很清楚，但是，最終的結論要怎麼向上匯報，就要「講政治」，他坦承，最終到領導手上，供領導做決策的結論性報告，很多是經過過濾的。至於公開的說法，「只有我們覺得能說的，不會有你們想知道的。」
政治如何正確
3月13日，透過官方媒體，正式總結了今年兩會習近平的「最新系列講話精神」，並命名為「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官方還根據習近平參加團組審議和討論時的講話，提煉了八個關鍵詞，概括出一套習近平的「經濟思想和發展思路」。事實上，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提法並不新鮮，此前，學界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應有一個明白闡述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在反思政權合理性和政治創新可能性的前提下，思考根基穩固後的政治目標，而不只是控制吃喝接待的表層努力，也不只是號召全民共同暢想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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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代表團，佩戴習近平像引發關注[/caption]
學者們傾向認為，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要義應是制衡性的制度安排，限制腐敗的制度保障，鼓勵創新的政治激勵，不以簡單穩定為目的的體制變化。更確切的要求則是思想解放的當代版，從理論源頭探討改革出路，確定改革共識。現在，官方概括提煉出的這個「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顯然和之前各方的期待不同。和官方所預想的熱議情況不同的是，真正在工商界引發討論的，是習近平總書記3月4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的一篇談話，官方媒體用《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為題，作了全文刊發，習的這個講話重申了中國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這個講話中，習近平說，廣大非公有經濟人士要認識到這一點，要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不要聽到這個要求就感到不舒服，我們共產黨內對領導幹部也是這樣要求的，而且要求得更嚴。習還進一步強調，要注重對年輕一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教育培養，引導他們繼承發揚老一代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聽黨話、跟黨走的光榮傳統。廣大民營企業要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和公益慈善事業，致富思源，義利兼顧，自覺履行社會責任。 」這個說法引發了一些私營企業主的深層的憂慮，但是，更為糟糕的是，比這樣的憂慮更加讓他們感到不安之處在於，無法將自己的意見和擔心坦白給公眾。有一些記者熟悉的身為兩會代表的私營企業主就私下說，習總書記的說法，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公私合營」，他希望官方能夠給出更清楚的解讀，不致於讓更多的資本想逃。
而另外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大代表，也是知名的私營企業主就說，改革開放30年，最先解決的也是最重大的政治問題就是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改革開放政策沒法出台。但是，他現在感覺到，束縛思想的東西更多了，民間的活力不見了。他說自己很想將這些觀察和想法作為提案寫出來，但是，他說，「這個政治上是不是正確，我沒有把握。認真考慮後，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治氣氛的緊張，也讓很多為官方的經濟政策背書的學者，企業家的講話感到疑惑。許家印，中國一家民營的地產企業，恆大地產的創辦人、董事長，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在3月6日下午的記者會上，他在表達對中國樓市的預期時說，「如果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在7.5%和8%之間，我認為，一線城市房價到年底將達到10%以上的上漲，二、三線城市房價到年底將達到5%以上的上漲。我們拿地會考慮這個預期，進行我們的決策。」
許家印接著又說，「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總理報告中提到，去年的經濟增長6.9%，我認為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會超過7%。我們非常有信心。 」當時和許家印一同受訪的還有其他四位政協委員，其中，包括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易綱等人。恆大地產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目前的市值約在798億港元，在民營的地產企業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在中國更為著名的投資不是他主要分佈在三四線城市的商品住房和一些商業地產項目，而是「恆大足球」。安排許家印出場，有分析就直接指出，主辦方的意圖希望透過他來對樓市做信心喊話，但是，僅就樓市而言，許的意見並不是一個會被視作權威的意見。
而這正是市場人士感到憂心的地方，「政治正確」成為先決條件，才是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困惑。不僅如此，政治正確似乎籠罩了一切原本技術主導的行業。就在兩會行將落幕的3月13日，新華社一則通訊稿中出現的原本不經意導致的錯誤，再次分散了兩會的焦點。因為這個稿件錯誤涉及到中國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原來的表述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但是，由於採用智能拼音輸入法，導致一字之差，成為「中國最後領導人習近平」。
涉事者是新華社對外部一位資深的中文編輯李凱，今年48歲，他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92年進入新華社，曾經擔任過記者，也有駐外經歷，一年前，獲提升為新華社對外部港台發稿中心主任，此前曾長期擔任兩會新聞報導的發稿編輯，沒有差錯紀錄。但現在，他正面臨新華社內部的紀律委員會的對他進行是否忠誠於組織的調查，也包括要排除他「故意」的嫌疑。在一些新華社內部人員發出的社交媒體信息中，透露說，他很有可能遭到「停職、撤銷發稿人資格，以及取消他中共預備黨員資格」的處分，而這些發布消息的新華社員工，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前途感到擔憂。這些擔憂都跟專業無關，而是如何才能證明自己有政治上的所謂「絕對忠誠」。中國經濟現在正在進入下行軌道，這原本也有外部因素，世界經濟也在調整當中，但是，國際輿論有著較為相同的見解，他們普遍認為說，中國在經濟轉型上如此困難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現在的領導者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趨於保守的做法，很多問題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政治凌駕於專業，在面對市場變化的時候，無法採取及時有效的做法，造成市場問題不能及時解決乃至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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