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央硬性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官員可以配備專車的總數不得超過200輛,北京市報了198輛,上海立馬向京看齊也報198——這個額度內部分配起來還真挺緊張、緊俏,上海規定,每個區只能配兩輛專車,區委書記和區長各一輛,別說副書記和副區長從此「望車興歎」,就連與書記區長同為正局的人大政協一把手亦與專車告別一一某區人大主任憤憤不平:區長是人大任命的,而且人大監督政府,現在變成沒車的任命有車的一一這且罷了,困難的是沒車的如何能監督得了有車的?上海16個區分走了32個專車指標,還有166個指標歸市里,上海現任與退休的部級、副部級領導一大堆,加上與中央對口的一長串各委辦局,專車指標根本不夠分配,到頭來退休副市長竟然也被取消了專車(每月可拿3000元交通費,或可提前預約公車但需說明有何公務何目的地,二選一),前時晤聚82歲的劉振元原副市長,分別時他笑說下次見面他就沒車用了……至於那許許多多號稱「處長治國」、「處長治市」的處長們,本就在反腐驚濤中如驚弓之鳥惶惶無有安全安寧感,如今車也被剝奪了,他們內心的憤懣、激烈可想而知;本就不作為、難以作為,從今往後,車輪子都被卸掉了的處長們鐵定是不幹活、幹不了活了…… 友人問我對這場交通風暴的看法,我搖頭:時機不對、弊遠大於利!改革是需要寬鬆環境的,在衝突不斷、狼煙四起的社會中是根本實現不了任何重大改革的……不是說改革的具體內容、做法有什麼高低優劣,而是說選擇當下的形勢去做這件事本身就大錯特錯!當下什麼形勢?簡直說,政治緊張而不明朗,社會衝突而無出路……這種不合時宜的交通新政,要麼就是加劇政治矛盾、加劇「官官對立」——上官與下官的對立、有車官與無車官的對立……要麼就是加劇官民對立一一深圳剝奪了弱勢群體的電動車行駛權,接下來,上海全面禁止外地牌照車進入外環以內,也即剝奪了外地牌車在上海的行駛權一一據披露,不算正經的外地人車,這些年光是上海人和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為節省昂貴的上海車牌費、以及因為拍買不到上海車牌,因而給他們在上海行駛的車輛上外地牌——這個數字已達到128萬輛(相當於上海牌車總數的一半),請想一想吧:如果這128萬輛外地牌車突然被宣佈不能在上海行駛,那會引發怎樣的官民衝突甚至民變呢?以我的觀察和經驗,這年頭但凡官民起衝突之事,必於官家有巨大利益誘惑……上海讓128萬輛外地牌車轉上海牌,以每張牌8萬元計算,政府進賬可超1000億元…… 多年前我就說過改革早異化成了政府對民眾的掠奪,牛皮哄哄的交通改革又何嘗不是如此?做完了外地牌改滬牌這一單,我猜想,上海很快就會啟動下一單:設立滬牌十年有效期年限(號稱仿效新加坡),到期作廢,滾動迴圈,永續添財……友人最後問我:交通新政如此這般,豈不是給今上設局挖坑、變著法兒要讓中國動亂,以使這幫官兒躲過反腐之劫?我一下笑了:又是挖坑!深圳、上海地方上的事兒我不好說,但公車新政恰是今上念茲在茲的得意之作和神來之筆呀,誰給誰挖坑?說啥呢……■ (2016年清明寫於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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