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可以向深圳和浦東學甚麽？
雄安新區的設立是習近平全面樹立核心地位以之後所提出的，黨內阻礙力量較弱，官方文件表示：雄安「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如果能成功借鑒深圳和上海浦東的經驗，集龐大力量而造的雄安可以强勁持續地發展，以雄安爲據點的經濟圈或能激活北中國頽喪多年的經濟形勢。
當極具習近平個人色彩的雄安新區以「千年大計」的規格被提出時，除了一些地産投機者闖入了這場財富搶灘戰外，另一些人也飽受困擾——「有些選擇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有些選擇可以被證明是錯誤的，有些選擇甚至連錯誤都不是——比如雄安，那是一段根本無法解碼的權力囈語。」
2017年4月4日，在雄安造城計劃宣布了三天之後，青年經濟學者溫克堅對《超訊》記者如是說。
三天前，中國官媒新華社授權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决定設立雄安新區的全文。除了全文的1353個字，可供外界分析的官方材料著實不多。具有高政治靈敏度的分析家迅速地從這份重磅文件中劃下了幾處重點：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具有「集中疏解北京非首功能」。
這幾個關鍵信息正正反映出雄安新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具備的改革意義、習近平在中共確立核心地位後所顯現出的重塑北方輝煌經濟的雄心，以及中國正在探索的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模式是否可行。
由於全文將這座將造之城與深圳和上海浦東比肩，外界也自然將焦點落在了後兩個城市的發展歷史如何能爲雄安提供經驗借鑒上。只有辨識出這兩座改革城市的歷史軌迹，去粗取精，集龐大力量而造的雄安才能强勁持續地發展，這也能讓如今已走向逐底競爭模式的北方經濟獲得改變，以雄安爲據點的經濟圈或能激活北中國頽喪多年的經濟形勢。
爲了尋找答案，思索者首先要應對的是理清深圳和上海浦東多年來的發展脉絡，而梳理這一問題，核心的內容在於：在1978年只有1.96億元GDP的深圳漁村是如何打破當時中國的沉悶經濟局面的？這座肩負改革使命的城市曾一度被中央政策邊緣化，後來它又是如何通過自身激發出轉型動力，並成爲今天中國諸多城市爭相效仿的模範標本的？
同樣，比深圳晚了十年才被中央欽點的上海浦東，它的誕生又承擔著哪些改革的使命？這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還是泥濘骯髒、滿是農田的鄉下是如何蛻變成「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經濟開發區？被「築巢引鳳」的思維打造後，上海浦東又如何成爲外資吸聚的經濟中心以及如今「最國際的中國城市」？
這些謎題獲得解答，或多或少都能爲雄安未來的整體布局。
城市發展動力來自自身的創新
就深圳30餘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演變，《超訊》專訪了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作爲一位長年研究深圳發展模式的學者，宋丁有條不紊地梳理了深圳30餘年發展的前世今生。在採訪中，他屢次提到「小政府、大市場」、「內涵式發展」、「高新技術創新」、「公民社會」等詞匯，强調了一座城市根本發展動力是來自於自身的創新，而非完全來自政府的扶持，這也是深圳能够在過去的30年，陷入了幾次轉型迷思，但最終得以突破的原因。
至於雄安，儘管它目前以「頂層設計」的名義獲得了中央的大力支持，但在中國自2013年全面進入改革深水區後，肩負這新一輪改革使命的雄安絕不僅只是照搬深圳和上海浦東的改革模式。如果雄安能够擺脫大城市普遍遭遇的地價高企、高綜合成本等困擾，以走高新技術創新爲初衷而建的雄安很可能在未來五至八年後，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標杆，甚至有倒逼深圳、上海浦東新區深化改革的魄力。
回到1978年，中國社會當時正面臨兩派政治高層力量的對沖：一派是以鄧小平爲主所倡導的符合價值規律、走市場經濟的開明派；另一派則是以陳雲爲主，提倡「計劃爲主，市場爲輔」和「鳥籠經濟」的保守派。儘管深圳的發展一直被保守派批評爲「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在鄧小平的一手呵護下，深圳承擔著打破內地計劃經濟藩籬的使命，獲得了成長空間。因爲毗鄰香港這獨一無二的優勢，深圳在中央的政策支持（實際上是鄧小平等改革派政策支持），以「三來一補」的企業合作貿易形式大量且快速地引進香港的中低端産業（注；這些産業屬當時香港致力於外遷的産業）。
在十幾年的快速轉型中，香港經濟越來越空心化，引入港資製造業的深圳市場被迅速激活。據宋丁的統計，整個八十年代，通過産業轉移，香港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中低端製造業，直至回歸時，香港製造業只有7%左右。
在宋丁看來，正是此模式讓作爲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成爲了中國第一批培養市場精神的城市之一。「港資在深圳投資，它一定是要求市場化的。這個市場兩頭在外，從國外市場進口原料、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同時做出的産品通過保稅渠道直接就拉到國外去了。」宋丁對《超訊》記者提到當時的深圳發展模式時如是說。
然而，「模式」背後的內核意義在於爲整個中國都帶來了稀缺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整個廣東，當深圳引進大體量港資的豁口一打開後，珠三角地區，如東莞、龍崗、寶安等地也紛紛受益，引進了激活本地經濟的市場化模式。
深圳形成「小政府、大市場」格局
據宋丁回憶，當時寶安和龍崗的村鎮基本上實行工繳費的模式，即港商在村鎮出錢建廠、出機器、出原材料，村鎮的人出力，當貨物銷售到境外後再按人頭算錢。「工繳費」的模式成爲當時深圳與外資合作模式中的主流，整個深圳從市到村都潜移默化地加以運用。而整個外資和民營資本佔據深圳經濟主導地位，政府不過多地干預經濟，這樣養成了深圳「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而也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引進港資入深的過程中，留給深圳的最重要的經驗遺産。
保留了「小政府、大市場」理念的深圳邁入九十年代，這時，全球經濟開始走去粗放型道路，而具備改革觀念的深圳政府也順勢提出了「以高新技術爲先導」的産業轉型升級戰略，這要求深圳從低端産業向更高級的、含金量更高的高端産業轉型。
但由於發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性動亂，中央的改革派遭遇重創，整個中國在各個方面都經歷了從最激昂到最保守的轉折。深圳本已在整個八十年代得以培養的市場經濟在恐懼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壓迫下陷入了沉悶，整個大中國的改革也一併陷入僵局。
直至1992年，鄧小平爲保衛他的改革成果，南巡廣東，並在深圳宣示要再次改革開放，深圳在過去十年左右的經濟改革成果才存續。
在鄧小平的護航下，深圳從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宋丁對《超訊》記者回憶，92年後的三年是深圳最輝煌的時光。「這三年左右的時間裏面，它的地位一路狂升，而狂升的背後折射了很多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扶持。」
就當深圳差點被扼殺在改革漩渦之際，中央再次用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將其保衛起來。1990年，深圳證券交易所運行。1999年，深圳首辦以高科技爲主題的高交會，爲深圳進一步奠定了科技創新橋頭堡的地位。
但宋丁也强調，儘管在九十年代初，深圳的改革命運在保守的大環境裏顛簸前行，但因爲深圳遠離北京的深宮大院，再加上深圳一直以來佔據主導的外資和民間資本，其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也早已經潜流湧動了。
帶著這樣的基礎，爲應對全球市場的轉型升級，深圳開始從過去「三來一補」的粗放型經濟慢慢轉型，但這却不是深圳故事中最感人的地方。
2003年左右，廣東爆發SARS病毒，香港經濟的低迷，依賴港資的深圳也遭受重創，被迫再度思索轉型道路。那時，中央的政策風險也開始轉移，1997年上海浦東新區拔地而起後，中央政策的傾斜讓一批深圳主義者爲這座城市的命運感到擔憂，他們大搞網絡論政，探討深圳命運。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成爲這場思索深圳命運集體行動的標誌性事件。官方和民間協作，爲深圳從道路方向、人才引進、核心競爭力等多個方面思索。
在2008年前後全球陷入經濟危機時，李鴻忠主政深圳時提出「四個難以爲繼」，指明深圳正面臨發展空間狹小、增長可持續性正在减弱、發展空間日益逼仄的困境，並決定深圳將由投資性的發展模式轉入內涵式的發展，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靠大型項目、土地和中型項目發展，深圳的發展以國家創新的主旋律，將金融和科技結合，繼續推動這座土地面積狹小的深圳强勁發展。
雄安要「補市場經濟的課」
在宋丁看來，深圳與北京、上海、廣州這些老牌一綫城市不同，後三者的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的生意，而深圳地少，這就倒逼深圳要不斷改變之所以能够獲得長足的發展是得益於它先進的、能與國際對接的經濟模式。「現在的競爭的核心不是別的東西，就是制度和模式。深圳這樣的模式就是能够容忍先進産業帶領深圳成長。」宋丁說。
如今，在有關雄安經濟特區的討論甚囂塵上的時候，宋丁認爲雄安也要「補課」——「補市場經濟的課」。
根據當下的趨勢可見，即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會引進一批國有企業，這在規模上就類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深圳——當時，深圳的中小企業通過市場經濟不斷做大，也有一批國有企業在中央的要求南下深圳，但在深圳市場化環境的洗練中，這些企業都培育出了靈活應變市場的機制，這對雄安也有强烈的借鑒意義。「對雄安來說，最大的考驗不在於培育一個市場平台和接納大企業，而是說把兩者結合起來，讓大企業轉化成市場體制。」宋丁說。
這是深圳給雄安的經驗。那麽雄安能從上海這座中國目前最國際化的城市學到什麽呢？
不同於深圳面向香港，輻射珠三角地區市場，作爲中國市場經濟的試驗田，在中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浦東的開發是讓中國擁有一個「面向世界」的經濟型城市。
正如內地《東方網》在2008年梳理改革開放30年成就時所提及的，上海浦東新區是在中國經歷「八九」風波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七次「南巡」，重提改革的歷史産物。根據中國經濟學者劉勝軍的說法，浦東新區的提出標誌著「改革方向更加明確，更加系統化」。
根據2008年《新聞晚報》對上海浦東新區改革親歷者趙啓正的採訪，當時上海浦東新區設立的時代背景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興起，中國需要誕生一座世界性的經濟城市與其他幾座同級別的經濟城市進行平等對話。而上海浦東的開發以「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宣傳口號，標誌著改革開放步入更加明確、更加系統化和深入的階段，這一標誌性時間是199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頂層設計」被確立之後，上海浦東新區以最强勁的形勢沖起了改革的新浪潮。
趙啓正向當時的記者回憶了整個上海浦東改革背後的哲學故事。他談到，貫穿整個浦東發展的理念是「社會的全面進步」，例如上海浦東改造中，拆遷了1500戶房屋，並建成一塊綠地，當地政府以一平方米300美元的高價出租，而這種定價策略的背後，是要通過收回的租金解决1500戶房屋的拆遷補償（20萬/戶），新修好的綠地不僅爲浦東綠化作出貢獻，提高了附近地價，還在綠地之下建造底下停車場。「這就是一種社會全面的進步，體現了浦東開發是社會開發的重要思想。」趙啓正如是說。
設立雄安的當代歷史意義
雄安的到來也具有當代的歷史意義。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會後，中國提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决定性作用」，中國經濟學家劉勝軍在爲《金融時報》撰稿時提出，「這標誌著中國啓動第三輪改革」。這次改革的深刻內涵在於要讓創新、消費、城鎮化成爲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一改過去依賴房地産、出口和投資的陳舊格局。
中國經濟專家胡星斗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如果雄安能够在目前改革艱難領域，如戶籍、醫療、房地産等作出創新性的舉措，它才能够爲中國的改革歷史上名垂千古。他同時指出，由於目前雄安是權力和資本結合的自上而下的産物，所以它不是市場的産物，如果雄安還是按老路走的話，這裏面可能充滿了特權、官僚主義、特殊利益。在胡星斗看來，「這些形式可能會非常嚴重。」
但他同時也提出希望，相信雄安的設立是習近平已經全面樹立核心之後所提出的，所以黨內阻礙的力量較弱，如此，身居北京的他也希望能有一塊土地能以先導的姿態進行改革，並以强勁的姿態，讓北中國經濟復甦，實現真正的千年大計。
在採訪快完結時，宋丁教授再次提到「千年大計」這個詞，他指出，一千年前那是宋代的中國，文化經濟最繁榮的時候，他相信，這是習近平希望雄安將來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