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王亞娟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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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協委員馮丹藜:能做慈善是莫大的福報

香港政協委員馮丹藜是個多面手,從商界轉到文化界,再從文化界進軍慈善界。她把自己內地的房地產項目轉賣,創辦了一家醫療機構來幫助弱視兒童, 迄今已治癒逾10萬名兒童弱視患者。    剛剛出席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週年招待會」,又趕往杭州參加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帶隊的港區政協委員赴浙江考察團——作為全國政協港區委員之一,馮丹藜日程滿滿,馬不停蹄。  從馮丹藜的名片上看,你很難把她劃分到某個界別。從1987年踏入商界開始,馮丹藜先後在香港、法國、中國大陸做投資、搞實業,迄今為止,她旗下已擁有多家企業,跨越地產、生物科技、醫療、出版等多個領域。  另一方面,畢業於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的她熱愛文學,寫得一手好文章。作為香港新青年出版社董事長,馮丹藜在出版界小有名氣,亦與許多文壇巨匠結為摯友。她曾將內地知名文摘雜誌《讀者》引入香港,改成彩頁印刷的繁體版,並增強其閱讀性和趣味性,成功地讓香港人接受了這一來自中國內地的刊物,成為中學生提高中文水準的必讀刊物。  但馮丹藜坦誠,自己當下投入精力最多的還是在慈善領域。她的名片最顯著位置,排列著各種社會團體和公益組織頭銜,「聖約翰勳爵」、「中國兒童慈善家」、「中國環境大使」三排燙金字體與她自信的笑容並排在一起,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佐證。  她的最新一條朋友圈訊息,是有關「世界視覺日」的宣傳。文章來自「光彩明天兒童眼科醫院」公眾號,馮丹藜是這間醫院的創始人兼院長。從商界轉到文化界,再從文化界進軍慈善界——馮丹藜是個多面手,習慣轉換人生的跑道,開創不同領域的事業。  2000年起,每年10月第二個週四被定為「世界視覺日」。這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馮丹藜陪同一位朋友帶其孩子到北京空軍弱視治療中心做檢查,在那裏她第—次知道了人類還有—種叫「弱視」的眼科疾病。    中國有1200萬兒童患弱視疾病  馮丹藜了解到,中國目前約有1200萬兒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弱視疾病,「幾乎相當於香港人口的兩倍」。因為弱視,孩子們看不清東西,經常寫錯字,甚至造成性格孤僻自卑,不僅影響孩子的發育和健康,更為其整個家庭帶來極大的痛苦。  她開始查詢這個領域的資料和數據,結果心揪作一團。「大概有87%的孩子處於視力低下狀態,他們看電視玩ipad長大,由各種後天的原因造成,還有天生視神經發育不良的一批小孩。目前視力低下的兒童數量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模,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健康問題。」  同一時間她得知,世界範圍內有很多人患弱視,但即使是在醫療條件相對先進的美國,同樣尚無有效治療方法。瞭解到弱視將困擾兒童的一生,馮丹藜便拿出100萬元,在2002年與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成立「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兒童弱視專項基金」,這是中國婦聯領導的有關兒童弱視的專項基金會。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 馮丹藜在為政協撰寫提案的時候,也把注意力放到了兒童視力問題中來。很快,她的提案「關於建立完善青少年兒童視力防治機制」的建議在小組內通過並成為界別提案,並且很快得到六個部委的聯名。一年時間內,若干個關於保護兒童視力的紅頭文件下發,兒童視力問題在官方開始得到重視。  「現在再要找到楊利偉、翟志剛真的很難了,拋開87%視力低下的青少年,再加上別的篩選條件,很難有人完全符合招飛標準了。」她在一次雙週論壇上的發言中說道,「現在的00後可能從上幼兒園、小學時期就開始戴眼鏡,這已經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國家戰略層面的隱患了。」待她發言完畢,全場掌聲雷動,馮丹藜把引起官方重視看做「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經過調查研究,馮丹藜匯報的情況很快得到了證實,她主動向時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陳慕華請纓,希望親自創辦一家醫療機構來幫助弱視兒童。為了建好醫院,馮丹藜將自己在內地的房地產項目全都轉手賣給他人,陳慕華將當時婦聯位於萬壽路的一處辦公地點騰出來,租給馮丹藜開辦醫院,還幫她請來了空軍弱視治療中心的專家李志升擔任院長。  根據馮丹藜提供的數據,從2002年在北京創辦第一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光彩明天兒童眼科醫院, 15年來已在廣州, 濟南, 瀋陽等地建立分院,治癒了超過10萬名國內外弱視患者,並免費治療貧困地區弱視兒童達9000多人。她本人的工作重心,也大部分轉移到兒童視力相關的慈善領域當中。  能夠讓她聊以慰藉的,是那些經治療痊癒的弱視兒童的笑容。「從小受到父輩感染,『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捐款也從不記賬,都是真心做慈善而非沽名釣譽。」馮丹藜這樣解釋自己做慈善的初心。  馮丹藜的母親曾對她說,能做公益慈善是一種福報,這話她至今記憶猶新。「每個人來人間一趟,有的能整天鮑魚魚翅,有的卻飢腸轆轆骨瘦如柴。如果你不需要別人幫助,已經是一種福氣,在這之餘你還有能力幫助別人,那就是莫大的福報了。」  這些善舉讓馮丹藜獲得了一些表彰,但隨之而來的某些時刻則讓她「百爪撓心」。她認為當下有些公益活動「完全走樣,形式大過內容」,譬如掛個綬帶或大紅花以示對慈善家的表彰。「我這個人甚麼大場合沒見過,但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尷尬得不得了,渾身不自在,手腳都不知道往哪兒放。」  女兒也加入馮丹藜的慈善事業  個人命運必然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自馮丹藜的祖父輩起,熱心公益的基因就已經在這個顯赫的家庭根植並流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你的背影。」這位曾經的商界巨賈之女,如今正將她從兒時成長環境中學到的感恩與奉獻傳遞給下一代。現在,從意大利學設計歸來的女兒也一同加入馮丹藜的慈善事業,只要有空的時候,女兒都會和她一起前往貧困地區,幫助當地的貧困兒童。  滾滾的歷史洪流中,馮丹藜的家庭曾歷經風雨坎坷。青少年時期隨父母旅居數地的她,如今非常熱愛香港這片土地。在她眼裏,這座城市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和豐富的生活氣息,這是她的家。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我,有什麼區別嗎?」這是她常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人生的跑道換到公益慈善中以後,她的心態更加趨於平靜和超脫,覺得當下的自我更像本我。「大部分人在生活中疲於奔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當我發現我能回答上這個問題了,夜裏想起來都會偷著笑。」馮丹藜認為,慈善是一種福分,幫助別人,更是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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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 :台灣該往何處走?

  對於台灣目前的困境,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對《超訊》表示, 新南向政策已成笑柄,台灣須重回「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才有可能與大陸攜手合作落實相關經濟政策。台獨聲音在賴清德當上院長時到最高點,台獨勢力一旦越過紅線警戒,中國大陸必然會啟動反分裂法,武統將成真。    兩岸雙向交流30年,如今已是碩果纍纍,成就顯著。但是,兩岸關係發展中仍存在著一些結構性難題,兩岸在政治、軍事、涉外事務領域的衝突不易化解,和平談判仍未提上日程,敵對狀態難以正式結束。  蔡英文上台後,台灣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紛亂複雜的兩岸關係及國際形勢之下,台灣該往何處走?在公開場合表示支持「台獨」的行政院長賴清德,會否將將台灣推向「獨立」?高中國文課綱文白之爭將在台灣內部產生何種負面影響?當前的兩岸關係是否進入更加危險的狀態?帶著這些問題,《超訊》訪問了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謝明輝,以下為訪談摘要:   超訊: 今年八月舉行的台灣競爭力高峰會上,有哪些值得分享的見解或共識嗎?  謝: 特朗普的當選,使得美國失去作為世界老大該有的格局氣魄。而習近平強調中國大陸大門將繼續敞開,歡迎各國人民乘搭中國大陸發展的快車、便車,並透過「一帶一路」由中國大陸取代美國領航世界。「一帶一路」是台灣經濟救命丹,台灣可藉由以下三個層次的策略參與「一帶一路」:第一,政府層次:重回「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才能讓兩岸兩會重啟交流,為服貿協議、貨貿協議的談判解套。第二,企業層次:兩岸企業一家親,台商陸企深化合作,可以是上下結盟、分包的關係;也可以是股東制的水平關係。台灣企業界應該以大帶小、成群結隊,才能建構堅強團隊來掌握「一帶一路」商機。第三,民間智庫層次:現階段兩岸中央層級的官方交流及聯繫活動已全部中止。但兩岸的和平發展絕不能因為綠營執政,就切斷了八年來好不容易經營所獲得的成果。因此,此刻加大民間智庫交流成為兩岸發展的當務之急。  超訊: 您如何看待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立法院公開宣稱自己主張「台獨」一事?  謝: 賴揆在立院答詢的台獨主張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表現,是獨派在台獨建國推動歷程上的重要一步。此一政治動作充分顯示了獨派不顧台灣人民死活堅定往台獨死路上前進。賴清德無視大陸大國崛起趨勢與國際情勢演變,把兩岸關係帶向戰爭邊緣,提早把大陸帶往武力統一的方向,把台灣帶向滅亡的不歸路,徹底把台灣孤立「北韓化」了。賴清德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台版金正恩」。  超訊: 賴清德上任後引發高中國文課綱文白之爭,這在台灣內部將產生何種負面影響?您如何評價邱毅的「台灣正在搞文革」的說法?  謝: 台灣文白之爭,民進黨硬是將文言文佔比大減為35%至45%,其實正是欲推動台獨的兩面手法。一面是政治上的台獨,另一面就是文化台獨,去中華文化化。民進黨政府一再企圖貶抑中文,矮化中華文化,大搞「文革台獨」,就是要壓制年輕人熟悉中華文化精髓,不知自己的文化底蘊,成為失根的浮萍。民進黨將仇中、反中的仇恨透過教育深植年輕族群心中,作為製造天然台獨的利器,以便滿足獲取選票的自私目的。但台灣沒有了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等於是自毀一座文化長城,讓台灣失去最有利的安全網。故台灣現況我贊同邱毅的說法。  超訊: 若行政院長賴清德將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變為公共政策,將台灣推向「獨立」,民意如何?  謝: 賴清德擔任的行政院長沒有兩岸、國防、外交的權限,他若推動台灣推向「獨立」,將牽動上述三項屬於總統職權的敏感神經,恐怕僭越了行政院長的權限,侵奪了蔡英文的權力。賴揆關於台獨主張的表述,事後也看到總統府發言人出面滅火表示該主張為賴清德個人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但在民進黨全代會提出修憲,除了把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外,未來真的推動修憲時,台獨主張的正名制憲極有可能要上枱面成為修憲議題。但因為現行修憲程序需要立法院四分之三(85席)的委員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同意後才能提出。以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67席,而國民黨34席全力反對的狀況下缺乏足夠席次,台獨入憲不易。  超訊: 當前的兩岸關係是否進入更加危險的狀態?您認為北京將會作何應對?  謝: 當前民進黨的台獨聲音在賴清德當上行政院長時到最高點,也被視為賴揆重要的執政目標。賴揆爭取獨派勢力支持,覬覦的是2020總統大位,中國大陸必然會啟動反分裂法,甚至更進一步制訂國家統一法,設定武力統一啟動的門檻。台獨勢力一旦越過此一紅線警戒,武統將成真。個人覺得大陸若以武力攻台,台灣無法如國防部長馮世寬所言可以支撐兩週以上的時間,實際上根本撐不過一天。因為台灣的國防實力與大陸的差距越來越大,再加上台灣軍民戰鬥的意志力也比不上大陸統一的決心,兩相對照,高下立判,結局不難預見。  超訊: 國民黨當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對吳敦義帶領國民黨重整旗鼓是否抱有信心?  謝: 個人對於吳敦義主席極具信心,是國民黨未來的救世主。吳主席本身內外兼備:對內,他有能力整合各山頭派系;對外,他有募款能力,解決國民黨燃眉之急。吳主席有剛毅內斂的特質:剛毅方面,表現在對於「92共識、一中各表、反對台獨」路線的堅守上;內斂的部分,對於敏感的兩岸議題,他是謹言慎行,他不輕易對外妄言,也不設密使或私密聯絡管道,一切由他說了算,避免了私相授受或私下交易的賣台質疑,嚴防被民進黨扣紅帽。兩岸議題吳主席開大門走大路、取信於民,為未來國民黨東山再起奠定基礎,這也是贏回政權、重返執政的關鍵密碼。  超訊:如何評價「新南向政策」的成效?  謝:「新南向政策」已經成為笑柄,所有的經費僅台幤20多億,扣除10幾億的教育與人才培訓支出,只剩10幾億,好比兒戲,這無法有效推動如此重大的經貿政策。新南向政策初期要在新加坡設立據點遭到拒絕,目前也勉強在印尼找到一個落腳點,缺乏具體的綱領與政策績效。近來台灣甚至遭到東南亞國家指控顛覆當地政府。如柬埔寨韓森政府痛斥民進黨政府與該國在野黨密謀顛覆現任政府,導致當地台商人心惶惶,一連三天登報與民進黨政府劃清界線。目前台灣新南向政策尚無績效可言,給予東南亞國家免簽的部分也只是不平等的單向待遇給予,可以說根本是喪權辱國無法持久。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若要成功,除了與「一帶一路」相結合外,將不可能具有任何前景。但正如前述,台灣必須重回「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才有可能與大陸攜手合作來真正開展落實,否則一切只會成為空談。  超訊: 綜合兩岸的政治局勢、社會民情、當局政策,武統的可能性有多大?  謝: 關於武統,個人認為大陸當前是網絡和民間的聲浪比官方大。但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隨著民進黨政府台獨黨綱的推動與修憲的啟動,武力統一的聲音將可能逐漸增強。美國有學者表示2020年大陸將武統台灣,台灣內部已嚇出一身冷汗。若大陸真的統力攻台,結局不會如美國學者推測的動武失敗,而會是像前面個人已經提及的,台灣恐將撐不過一天。個人並不樂見兵戎相見,更不願見台灣人民陷於無情烽火下,這會是台灣人的悲哀。深深期盼和平發展一直是兩岸的主流,共同達成2005年連胡會的願景,攜手賺世界的錢,造福兩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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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立反恐跨部門專責組

面對可能到來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香港積極參與國際反恐合作, 過去五年,警方已進行200多次反恐及重大事故應變演習。日前發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將投放更多資源反恐,包括成立跨部門反恐專責小組,檢討和完善香港反恐策略。     2010年,在泰國曼谷一個廢棄工廠,香港警隊刑事情報科高級督察卓凱在所有臥底同事的見證下將竊取到的文件從電腦傳送回香港,眾臥底想到終於可以結束這種擔驚受怕、暗無天日的生活,情緒非常高漲。當卓凱走出廠房在電話中與上級請功時,突然背後一身巨響,接著是沖天的火光,工廠發生劇烈爆炸,裏面所有臥底同仁統統殉職。   這是剛剛完結的TVB熱播劇《使徒行者二》中的一幕。與第一部一樣,劇中警察局的「差佬」基本都是黑警,黑社會裏面混出頭的基本都是臥底,該劇更是變身「狼人殺」,前20集一共死了58個人。該劇收視率居高不下,除了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劇情設計之外,也因為臥底題材的警匪劇是港劇一大拿手好戲。   香港歷來被稱作「亞洲最安全的城市」,也因擁有一支專業、高效的警察隊伍而聞名。同時,作為世界上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也存在大量流動人口,興旺的旅遊業、零售業也帶來了大量遊客,此外還有許多難民來到這裏申請庇護。   香港作為中國一個重要的對外窗口,也屬於國際反恐行動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面對可能到來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以及香港在全球政治中地位的考量,香港積極地參與國際反恐合作。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講師陳偉信曾表示,「在反恐議題上,美國也想拉攏中國參與,香港也有參與部分國際反恐組織或會議。」  香港恐襲威脅維持中度警示  今年6月,有港府保安局官員說,香港有受到恐怖襲擊的可能,最近外國有恐怖分子駕車撞向群眾,香港警方會研究以遠距方式阻截。這也引發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反恐。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香港的恐襲威脅維持中度,反映香港有受到恐襲的可能性,但沒有具體情報。香港警方在過去五年間,已進行兩百五十九次反恐及重大事故應變演習。  李家超稱,香港警方有針對國際的趨勢作出部署和訓練,並會重點巡邏較高風險的地方,也會在國際的反恐交流中,互相探討最新的部署和戰術。他還表示,香港政府就反恐策略分為四方面,包括預防、準備等,亦有制訂不同應變計劃,並定期進行反恐演習。  今年9月18日,一個代號「天幕」的反恐演習於凌晨1時半在中環香港大會堂舉行,七名持槍暴徒闖入大會堂音樂廳亂槍掃射,造成逾十人受傷,警方衝鋒隊及反恐特勤隊到場迅速將四名暴徒制服,兩暴徒在音樂廳內被制服,另一名暴徒匿藏於疏散市民中,但被處理受影響人士的機動部隊警員識破。  據了解,參與演習的警員有200多人,無消防及救護員參與,主要是測試警隊處理恐襲應變能力及警隊內部各單位的合作,尤其是處理受影響人士單位,為演習的主題,一方面可核實有否恐怖分子匿藏在疏散人群中,另一方面可向疏散人士收集資料及協助搜證。  港島總區衝鋒隊署理女總督察鄺靈楓指,歐洲近年發生多宗恐襲,部份涉及展覽館及劇院,而今次演習內容也參考了國際恐襲情況,希望藉今次演練提高市民遇上大型事故的警覺性及應變能力,令市民知道一旦遇上事故,應採取什麼行動。  反恐怖活動及內部保安組警司施金梭表示,今次是本港今年第13次演習,對上一次是在香港大球場,而今次在大會堂舉行的反恐演習有三大目的,一是測試各單位反恐能力及相應應變計劃;二是提升警隊各單位與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協調能力;三是透過公眾教育,提高市民在本港或外遊時,對重大事故或反恐的警覺與認知。  他說,本港警方時刻留意國際間恐怖動趨勢,與其他地區執法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交換情報,評估威脅,從而作出適當調配及應戒備,防患於未然。他強調無情報顯示香港會受恐襲,本港恐襲評級仍然維持中等。  同樣在9月,有消息稱,反恐特勤隊(Counter Terrorism Response Unit)在過去八年將香港敏感位置(sensitive locations)」增加三倍至600個,以回應近年全球日益頻繁的恐襲事件。報導中又指,並非所有地點每日均有反恐警察巡邏,他們會將所有地點按風險程度分類,若只屬於低風險,或每三個月才派人巡邏。  「消息人士」續指,有關名單在2009年成立,當時只有200個敏感位置,有35名相關警員,但現時已增至600個,並有150名警員須接受處理爆炸品等專門訓練,形容轉變有助警方在面對襲擊時,作出臨時應變計劃。  他指出,由於香港不時舉行聚集群眾的活動,或會引來國際關注,例如今年7月假香港大球場舉行的英超亞洲杯(Premier League Asia Trophy),同時為首次有香港反恐部門在國際賽事場地外派人巡邏。另外,美國女歌手Ariana Grande 5月於英國曼徹斯特舉行演唱會期間,發生恐怖襲擊,導致23人死亡及250人受傷。她9月在香港進行巡迴演唱,警隊消息人士指,當時也有類似的反恐部署,但強調香港現時的整體恐襲風險級別仍屬中度(moderate),未有任何情報顯示香港將面對恐襲。  美國肯定香港對國際反恐的貢獻  近年來,美國加緊敦促中國在國際反恐中發揮更大作用,而香港也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在今年回顧回歸二十年香港涉外關係發展問題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知名國際關係青年學者沈旭輝談到,2002年董建華政府在任內通過頗具爭議性的反恐議案。議案旨在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並視資助有關組織為罪行。此外,香港也參與不同的國際金融機制。「這些舉措讓香港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法年度報告,當時首先是肯定香港的國際反恐貢獻,然後才談那些人權、民主的大題目。 」  根據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2016年一次立法會議上就反恐工作問題所作的回覆,加強反恐工作是二○一六年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過去三年,警方共進行了146次反恐及重大事故應變演習,其中大部分是與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進行的聯合演習。」  日前發布的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中,亦提出將投放更多資源到反恐工作,包括組成由警方領導及有關執法部門組成的跨部門反恐專責組,負責監察全球恐怖活動趨勢演變和反恐部署,檢討和不斷完善香港的反恐策略,與相關部門共同制定措施和行動計劃;同時將集合各個相關政府部門,建構成強力的反恐網,應對近年「獨狼式」的恐怖襲擊。  警方於本年年初亦表明,香港有需要加強相關演習與盡早做好情報收集工作,已向當局要求增加反恐人手的所需資源。報導亦稱,目前警隊正採取「預防、準備、應變及復原」的四大反恐策略,定期進行跨機構訓練及演習,與內地及海外的執法與情報機關保持緊密聯繫,例如互通情報及評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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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革命 讓中國「彎道超車」

全球範圍內,中國物聯網發展並非最早,但很快搶佔到先機。新興的物聯網產業為中國傳統製造業迫切需要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契機以及強力的技術支撐。物聯網革命所構建的新世界,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   當世界科幻小說之父儒勒·凡爾納說到「但凡人類想到的事,一定有後人實現它」的時候,他可能尚未被大多數人理解。然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其判斷一再被驗證成為現實。一輪又一輪技術變革席捲全球,人類的生活形態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2017年世界物聯網無錫峰會的開幕式上,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就引用了凡爾納的這句名言。他稱,如今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過去在科幻電影中看到的「未來場景」正在一步一步變為現實。 「工業機器人正在解放我們的雙手,智慧城市將讓我們遠離『城市病』,智能家居會讓我們生活更有『智』感,智能穿戴設備能夠讓人便利地感知外部與自身的資訊,數字化身份成為我們的通行證,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萬物互聯, 讓想像成為現實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原本了無生機的物體通過「聯網」獲得強大的生命,構築起一個「萬物互聯」的夢想,這個概念最早發源於90年代。 1995年,比爾·蓋茨在《未來一路》書中首次提及物互聯的概念,並想像了「電子飾針與房子相連」的智能場景;1999年,麻省理工提出「物聯網」的概念。 近20年來,技術的成熟與發展讓物聯網從概念走向實踐,它被視作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後的第三次資訊時代大革命。作為一項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國政府都積極發展物聯網,亦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身到物聯網技術的浪潮當中。 當前,物聯網進入起飛期,預估到2020年,全球每人平均將有四台上網裝置,2015至2020年全球物聯網投資總金額高達六兆美元,並在10年內創造12.6兆美元的投資回報,其中,製造業受惠最大。 世界範圍內,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已共同發力,在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裏進行著物聯網產業的創新與探索。物聯網的發展,在世界各國的政府與企業主導下高歌猛進。 據工信部副部長羅文介紹,近年來,中國物聯網產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物聯網產業生態系日漸完善,中國形成晶片、元器件設備、軟件、物聯網服務等比較完善的產業鏈,互聯網服務器、機器數量突破一億,2016年物聯網產值達9300億元,年均增長超過25%,湧現出一批較強實力的領先企業,技術創新成果不斷湧現。 羅文認為,發展物聯網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戰略舉措。物聯網跨界融合應用的深度推進,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產業轉型的要素。 新興的物聯網產業不僅為中國傳統製造業迫切需要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契機,更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全球範圍內,中國的物聯網發展並非最早,但也很快搶佔到先機。當前,物聯網產業革命方興未艾。整體而言,其產品與服務還尚未普及。物聯網革命所構建的新世界,為中國提供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認為,窄帶物聯網為中國物聯網應用打開了新窗口,在安防、養老、監護等物聯網應用領域,未來三年至五年將迎來爆發期。他還分析,儘管國外在物聯網核心部件方面具有產品優勢,但中國在大規模示範應用方面走在前列,並已開始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 據瞭解,中國已有47項物聯網國家標準正式立項。其中,物聯網領域國家標準在國際上正式發布的有四項。特別是中國牽頭的物聯網參考體系結構國家標準ISO/IEC 30141的正式立項,標誌著中國正式掌握了物聯網領域的國際最高話語權。 半數以上的這些物聯網國際標準,均來自於中國的國家傳感網創新「示範區」——江蘇無錫。位於長三角核心的區位優勢,濃厚的科研氛圍,加上政府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決心,造就了無錫物聯網產業發展的土壤。「全國7500億物聯網產值中,無錫佔了四分之一,未來無錫將成為物聯網產業高地。」鄔賀銓指出。 如今,物聯網產業已經從概念層面走向實際應用、從技術研發走向成果轉化、從政府倡導走向市場主導,逐步成為無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城市標誌。 2016年,首屆世界物聯網博覽會在無錫舉辦。物博會舉辦一年來,物聯網與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一系列新技術在無錫落地融合,一個以集成創新、迭代升級為鮮明特徵的戰略新興產業「創新矩陣」已在無錫初現端倪。 截至2016年底,無錫物聯網企業近2000家,營業收入近2100億元,增幅連續七年超過20%;從業人員突破15萬人,增幅連續三年超過30%,以無錫為核心,南京、蘇州為支撐的一體兩翼多元發展、輻射全省的物聯網產業格局正在江蘇形成,無錫物聯網產業更吸引全世界目光,成為觀察中國乃至世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一面鏡子。 沒有智能的物聯網,就是一個植物人 2016年11月,在無錫舉辦的第一屆世界物聯網博覽會上公佈了建設鴻山物聯網小鎮的規劃,鴻山將以開啟「物聯新時代」為使命,探索物聯網集成示範應用的未來。 今年8月,無錫高新區與阿里雲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打造物聯網應用商城「飛鳳平台」。早前,杭州雲棲小鎮的「姊妹篇」、依托於阿里巴巴集團的雪浪物聯網小鎮也在無錫市太湖新城誕生。 馬雲一手締造的阿里帝國,堪稱「跨界」的代表。這位掌舵人認為,二十年以後,如果不跨界會是很令人吃驚的事情。「像我們阿里巴巴,人家講你們到處都在,我們去那兒,不是因為那兒有利潤,我們去那個領域,不是因為我們貪婪,是因為數據必須打通,智慧必須連接,是因為文化必須溝通,互聯網沒有邊界。」 他在今年的世界物聯網無錫峰會演講中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馬雲認為,物聯網的本質,首先必須是一個智聯網,「沒有智能的物聯網,就像一個植物人」。物聯網的核心不是「物」,而是「聯」,更核心的事把「物」聯起來以後「智能化」。 他舉例道,電錶早就把電都連起來了,但是沒有智能電錶,電錶只能收收費而已;我們每個交通路口都有一個監控器,所有的監控器也是相連的。但是如果沒有智能化,監控器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來罰款而已。 「雲計算、大數據,能夠把人所有的行為記錄下來,讓人更加懂得自己。」馬雲認為,未來大數據發展離不開互聯網、大數據及雲計算,在這一次技術革命創新驅動中,數據將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計算能力將成為一種強大的生命力。 當馬雲談到製造業與互聯網的關係時,表示「沒有互聯網的製造業是沒有希望的,當然沒有製造業的互聯網更沒有希望」。製造業必須學會擁抱互聯網,未來已經不會存在著 Made In China、Made In USA,未來的製造業是 Made In Internet。 暢想未來,馬雲還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未來的計算機專家不是在互聯網公司工作,而是在車間裏寫代碼。「未來的製造業一定是個性化、一定是定製化,未來的製造業,一定是C2B,而不是B2C。總而言之一點,我們要讓機器變成智能。」 馬雲還把那句在阿里年會上曾觸動無數人的「因為相信而看見」帶到了無錫。他談到,2009年開始,江蘇就進行了物聯網的探索,那時候可能大家並不清楚稱之為物聯網,主要叫做國家傳感網。也是2009年,阿里巴巴啟動了阿里雲計算。 「其實那時候誰也說不出雲計算到底是怎麼一個樣子,但我們相信這是一個未來、是一個趨勢。我們雙方都堅持了八年,才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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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未褪色 再創「金色十年」

金磚五國領導人聚首廈門舉行了第九次會晤, 並通過《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為加強金磚夥伴關係、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規劃了新的藍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演講中反駁了「金磚褪色論」,指出受內外複雜環境影響,金磚國家發展難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風,但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沒有改變。 站在第二個「金色十年」的起點上,金磚五國領導人在9月3日至5日聚首中國廈門舉行了第九次會晤。此次全球為之矚目的廈門會晤通過了《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就金磚經濟合作、全球經濟治理、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人文交流與合作展開討論,重申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全面總結了金磚合作十年來的成功經驗,為加強金磚夥伴關係、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規劃了新的藍圖。 BRICS,一個重新排列字母的自創單詞,讓原本無關的五國在短短數年間走到一起,組成全球最重要的新興經濟體組織之一。2001年底,奧尼爾發表高盛全球經濟報告第66號、名為《打造更好的全球經濟金磚》(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的報告,首次公開提出「金磚」概念。 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在內,這個地理位置相隔遙遠、分散的組織,自2007年至今的十年間,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12%上升到23%,亦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機制,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動能。此刻,他們身後代表的是全球42%的人口、全球GDP的23%,2016年對全球經濟的增長貢獻了50%。這個「結伴」而不「結盟」的組織,一直未走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會晤首日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時,呼籲金磚五國拓展金磚影響,構建廣泛夥伴關係,發揮自身優勢和影響力,促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匯聚各國集體力量,聯手應對風險挑戰。此外,習近平還在會上對金磚國家十年來的發展成果和經驗進行了全方位總結,並對外界「金磚褪色」的質疑聲進行了有力的回應。 2017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組委會主任、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指出,本屆論壇規模大、代表多,創下金磚國家工商論壇歷史之最。「本屆論壇參會總人數將達到1200人,其中工商界代表1069人,中方和外方約各佔一半。參加企業632家,中方372家、外方260家。除了金磚國家企業,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知名企業也報名參加,世界500強企業中近80家參加。」 會晤次日晚9時許,新華社發表《廈門宣言》全文,外交部網站也刊出宣言全文。作為金磚五國領導人廈門會晤的成果性文件,71條條款、1.2萬字的宣言從金磚五國的歷史回顧,到經濟務實合作、全球經濟治理、國際和平與安全、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展望金磚國家發展前景。 廈門會晤快要進入尾聲之際,習近平在5日中午舉行中外記者會,介紹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和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情況。當提到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時,習近平表示,對話會發出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發展合作的強烈訊號。各國領導人一致認為,應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等發揮更大作用,深化南南合作,打造「金磚+」模式。 會晤期間,中方舉行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金磚國家和埃及、墨西哥、泰國、塔吉克斯坦、幾內亞的領導人應邀出席,「金磚+」朋友圈的合作模式得到廣泛認同。 金磚加「一帶一路」 形成抱團效應 近年來,除中國、印度外,其餘三國(俄羅斯、巴西、南非)經濟疲態畢呈,甚至在衰退邊緣徘徊,影響力大不如從前。國際輿論開始唱衰「金磚」。 習近平在工商論壇開幕演講中回應了「金磚褪色論」,「有人看到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出現起伏,就斷言金磚失色、褪色。毋庸諱言,受內外複雜環境影響,金磚國家發展難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風。但金磚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沒有改變。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習近平坦承,五國在國情、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合作中難免遇到一些分歧,但只要堅定合作信念、堅持增信釋疑,就能在合作道路上越走越穩。 三天會議後,中國宣佈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投入五億美元, 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飢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議題。另外,中國設立首期八千萬美元的經濟和科技合作計劃,並向新開發銀行捐贈四百萬美元。 此外,中國政府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有不少重疊之處。與同樣在全球化、多極化背景下展開的「一帶一路」計劃相比,中國在金磚國家合作項目投入的資金規模上雖有差距,但「一帶一路」的實踐能給金磚國家的組織形態提供借鑒,在合作機制上可起示範作用,兩者協同起來還能形成抱團效應。 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儲殷認為,金磚國家機制對接「一帶一路」建設是大勢所趨。不同於傳統的經濟合作機制,金磚國家機制是一個全新的模式。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後來加入的南非,它們之間的聯合,是對傳統經濟合作模式中,老牌發達經濟體主導的一次改變。金磚國家機制出現與發展的進程,同「一帶一路」的出現相得益彰而又相互促進。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與「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設理念不謀而合。二者實現深度對接,是發展過程中的大勢所趨。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分析表示,我們要在特定議題上跟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合作,這樣一來,「金磚」就跟「一帶一路」倡議結合到一起了,我們就有了兩個抓手,二者可以互相促進、互相推動,這樣一盤大棋就活了。 中印關係、反恐成關注熱點 距離金磚會議開幕僅一周時間,中印兩國結束了從6月18日開始持續72天的在洞朗的軍事對峙。這也讓中印關係成為此次會議關注的焦點之一。 9月3日晚,印度總理莫迪乘專機在大雨中抵達廈門,並如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大範圍會議。按照主辦方公開的會議日程,莫迪今日與習近平進行雙邊會談。有媒體分析認為,此次莫迪訪華或許會緩和僵局,平息危機。歷經中、印邊境軍事對峙,中、印兩國元首此次順利會晤凸顯金磚峰會的外交功能。 金磚會議發表《廈門宣言》,會議期間,朝鮮試爆氫彈,因此《廈門宣言》特別針對「朝核危機」、「反恐」議題,達成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堅持打擊恐怖主義等共識。 《華盛頓郵報》稱,儘管中國和印度已結束緊張的邊界對峙,但兩國長期競爭還是引發了人們對金磚國家間是否能展開有意義合作的討論。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施正平分析表示,與過去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的風格截然不同,習近平在金磚會議上展現了新的外交模式與風格,超越了過去大陸政治和軍事結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結伴不結盟」的新關係;超越了以意識形態畫線的老思維,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進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老觀念,實踐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贏新理念。 此次會晤發布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中,71條內容幾乎覆蓋了當前世界全部問題,其中關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內容達24條,其次才是經濟務實合作,22條。 「24項國際安全問題文件的提出是空前未見的,倡導共同、合作、可持續的綜合安全觀是宣言如何更制度化、機制化的表現。在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巴西、南非提出情報論壇,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現代國家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前所長陳鳳英對此表示驚訝。 金磚助力廈門城市建設 毋庸置疑,此次金磚五國領導人會晤給峰會主辦城市廈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不僅為廈門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外貿易等方面帶來更多發展契機。更讓其城市地位也上了一個新台階。 金磚為何花落廈門?除了眾所周知的環境宜人、顏值高、會展經驗豐富、城市建設完善之外,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城市、自貿試驗區等幾個重大戰略同時惠及廈門,這在全國也屬少有。 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廈門是習近平仕途中的重要一站。習近平在9月3日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演講時提到,「1985年來到福建工作, 第一站就是廈​​門」。在福建省工作近18年之後,他曾說:「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華是在福建度過的。」 去年,舉足輕重的G20峰會在杭州舉行,這也是深深影響習近平仕途的地方。雖然廈門、杭州都不是一線城市,但習近平從政之路上,都在兩個城市留過痕跡。金磚峰會和G20峰會是習近平外交成績單上的重要項目,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兩個城市負責接待各國領袖政要,也屬是有理可循。據了解,藉由這次金磚峰會,廈門投入包括交通、綠美化、商業綜合體等大量軟硬體建設,總計高達數千億人民幣。「鷺島」廈門全面升級,成為繼北京、上海、杭州(去年G20)後,另一個舉辦過大型國際會議的城市。 早在金磚會議進入倒計時100天的時候,廈門市委書記裴金佳曾通過記者會表示:「在金磚會晤的籌備過程中,我們認真貫徹中央的指示要求,我們的辦會理念是節儉、務實、少擾民,增強百姓的獲得感。」 根據裴金佳介紹,廈門把金磚的籌備工作和去年颱風「莫蘭蒂」的災後重建工作結合起來,除了一號線以外,2016年還動工了四條地鐵線,現在有五條地鐵在全面動工當中。此外,金磚會晤的主場館和酒店都是現有的資源,個別地方加以提升和改造。 隨著金磚會議的結束,廈門也開始進入「後金磚時代」,金磚對廈門發展的巨大助推作用也還在持續彰顯。在9月21日開始的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海滄區總共有三個市級簽約項目和10個區級簽約項目,總投資額超過160億元,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用、醫療等各個方面。而作為「廈洽會」的重頭戲,今年國際投資論壇也以「開啟金磚合作、金色十年」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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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五政協 上陣父子兵

施子清是香港「福建幫」一面旗幟,亦是現代儒商典範。他和四個兒子都是政協代表, 在香港商界傳為佳話。施子清對《超訊》表示經商不易,曾遇挫折無數,好在一家人團結,四個兒子皆能獨當一面,目前已成功交班,把企業交給兒子打理。 文/王亞娟 在香港,「福建幫」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大隊伍,福建籍人士約佔香港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們在香港各界打下片片江山,精英輩出,也讓「福建幫」這個名詞聲名遠揚。 「福建幫」當然不缺大佬。施子清被稱作香港「福建幫」的一面旗幟,亦是現代儒商的典範。 從身無分文來到香港,赤手空拳開始經商,再到打造起恆通龐大的商業版圖,施子清與回歸前後的香港共度了激蕩的六十年。 回憶往昔創業歲月,施子清感慨經商不易,曾遇挫無數,好在一家人團結,用他的話說,是「上陣父子兵」,言談間盡是對後輩的信任與驕傲。 很少再過問公司具體事務 在縱橫商界數十載之後,施子清近年醉心於書法藝術。施子清當年帶頭「打天下」,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全部放手交給兒子去掌管。如今,儘管偶爾也會和兒子聊聊生意,但幾乎很少再過問公司的具體事務,早上十一點到辦公室,晚上七點多才離開,寫寫字,看看書,成了他最主要的消遣。 施子清四個兒子分別取名為榮怡、榮懷、榮恒、榮忻,當中寄予了他對孩子們的期望:懷有恆心,幹出一番事業。目前他們各自掌管著家族中的地產、投資、貿易、證券等支柱產業,各司其職但緊密協作,施子清表示對他們「放心得很」。 施家四子並非生來就是富二代,施子清商業版圖的建立與擴張,靠的是兩代人白手起家、齊心協力。從給父親幫手再到各自獨當一面,他們也一路成長,如今均為「城中政商名人」。如今,施家在香港有一特殊名號——「政協世家」,被稱「施門五父子,全家皆政協」,在香港商界傳為佳話。 長子施榮怡,河南省政協常委,青年時代即隨父親將集團業務拓展至中國大陸乃至世界各地,當年更因協助父親經營生意而放棄念大學的機會。他做為長子,為三位弟弟在德、才、學、識各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次子施榮懷,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亦是中華廠商會名譽會長。他是八十年代最早一批北上發展的「廠佬」,先做貿易後設廠,隻身前往北京、朝鮮等地談生意,飽經磨練,而後有了事業基礎。 三子施榮恒,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曾任東華三院主席,目前主要掌管恆通資源中心內部管理事務,也負責企業在武漢、廈門、上海等地的地產項目。 幼子施榮忻,現任深圳市政協委員,亦是全國青聯副主席、菁英會創會主席、百仁基金發起人。雖然在他出生的年代,家庭經濟狀況已經較為好轉,但他亦在繼承和發揚父親艱苦創業、奮發圖強作風的同時,以新生代的眼界、膽略和學識成長為一位金融精英。 在施子清位處筲箕灣的辦公室,不論是會議室或樓梯間,均赫然掛著一副2001年習近平主席與施家六人的合影,施子清夫婦二人站在習兩側,四位公子也亮相其中。十年後的2011年,習近平任國家副主席,在一次接見政協委員的場合上主動與施榮懷寒暄,提到當年吃過其母做的福建菜,並大贊施家四兄弟「一表人才」。 辦公室掛習近平與施家的合影 論經濟實力,施家和香港其他一些大的家族企業比起來算是一個新興家族,但是在參政意識和政治影響上,施家可算是香港為數不多的大宅門。 「家風」是企業發展的靈魂。無論是大家長施子清本人,還是他的四個兒子,都把誠信、謙和、低調的風格貫穿到為人處事當中,也將家族理念融入企業經營中。施家的交班,兒子們如何權衡父輩的傳統理念和新生代的風格?父親對孩子們接班放心嗎?帶著這些問題,《超訊》採訪了施子清先生,以下為部分訪談摘要: 超訊:能否簡要介紹一下您的家族企業交班情況,您現在還在恆通任職嗎? 施:現在我的公司,基本上什麼都是他們來安排。所謂「上陣父子兵」,有什麼事要問我,我可以和你們提供一些意見,其餘時候都是他們在第一線做,錢的事情都是他們管。我基本上只是掛一個職位,董事長還是我。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各司其職,沒有具體分工,沒有說你管什麼他管什麼,有生意大家來做。 房地產我們是小打小鬧,我常說如果要做房地產,93年開始就可以在上海做。那時候就有朋友叫我們做,不過我說我沒有錢,我們哪裏來這麼大的資本?上海都是要舊城改造需要資金。香港很多地產商90年代就進去上海,但是你也應該聽到,進去上海之後的前幾年,這些地產商還是很辛苦的。 超訊:不只地產商,整個華人企業發展都是辛苦的。您說「上陣父子兵」,香港的家族企業,基本上都是「上陣父子兵」,包括李嘉誠。 施: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說實在,我來香港時兩手空空,哪裏有錢呢?我來香港時,就當老師,後來接觸自己的鄉親,然後也認識一些外省人,結交了很多朋友。我發現香港人對教育很重視,早上就看到父母親帶孩子上學,接送孩子,關心孩子的成績,送他們去補習,對教育很重視。 超訊:現在都是年輕子女接班了,你對他們放不放心?是不是看好?為什麼? 施:放心,我非常放心,他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有一點我對他們有信心,就是我這幾個孩子跟我一樣的個性,不會說假話,答應人家的事一定講誠信,特別是做生意。第二,我這些孩子,沒有風花雪月的脾性,可以說這方面倒是大家都公認的,都很正氣。 回歸前媒體來訪問我,說我一家五個政協委員,三個太平紳士。我也是做了二十年政協。老二是全國政協委員,老大是河南省政協常委,老三是上海市的政協委員,他原來是我們福建的委員,在福建待了三屆,後來上海那邊跟我商量,讓我的一個兒子去上海,我就讓老三到上海。老四原來是貴州省政協委員,後來深圳市一定要他去做委員,他就是兩地的委員。去年我和他說,你應該要把貴州這個委員,跟他們說一聲讓人家去,不要跨兩地。 除了做政協委員,他們在政府的公職也很多。老四比較年輕,今年41歲,香港的菁英會都是他一手搞上來的,他也是全國青聯副主席。老二最先是在北京做政協委員,當了一年第二年就讓他做常委了,他還是上一屆中國廠商會的會長。 超訊:您企業內部的經營,什麼時候開始完全放手給四個兒子? 施: 08年我就開始放手了。 超訊:幾個兒子現在主要是誰在掌管? 施:老大和老二。房地產,以老大為主。進出口貿易,老二管。老三負責公司內部管理,比如說上海、廈門、武漢的房地產都交給他。老四主要負責金融投資、買賣。大家分工合作,比如說海南的房地產,就老四去監管。廣西北海和南寧的房地產,就讓老大親自去管。每星期大家都碰面,公事也好,私事也好。我也會和他們一起。有時候是正式開會,有時候中午、晚上沒有應酬的時候,就一起喝茶。平時我11點過了才到公司,除非有其他活動,沒有的話我也在辦公室待到晚上7點才離開。我自己很多事情做,其中一個是寫書法,香港書協是我在管的,還有福建書法研究會,89年成立的,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我一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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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族傳承 富可以過三代

鄭宏泰博士多年來專注研究香港華人家族史。他接受《超訊》專訪, 對香港家族企業如何部署接班,第二第三代能否守住家族基業,華資與中資的競爭呈現何種格局等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 文/王亞娟 李嘉誠退休一說甚囂塵上,重新引發外界對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的關注。 這些家族企業,大部分依靠李嘉誠等領軍人物赤手空拳地艱苦奮鬥,搭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崛起「順風車」,建構起自己的璀璨帝國。進入21世紀,這些新興的家族企業大多步入第二代、三代繼承期,新人雖然多經提攜,但能否獨當一面、守住家業,很少有人能給出確定的答案。 鄭宏泰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多年來專注研究華人家族史,筆耕不綴,佳作頻出。在華商大佬普遍進入耄耋之年的當今,家族企業的大家長如何部署接班事宜?新人能否守住家族基業?在中資大舉攻城掠地之際,華資與中資的競爭會呈現何種局勢?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鄭宏泰博士,以下為訪談摘要: 超訊:您如何評價香港的華商大佬們家族企業的交班部署? 鄭:企業交班這一塊,學術界一直認為華人做得不好,認為他們沒有接班計劃,沒有具體的安排和接班的整個程式。這種說法不是很準確。華人家族企業在發展之初就非常重視接班人的培養,只是不會像西方企業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因為中國人強調的還是默契,不會很明確地說清楚,你什麼時候要進來工作,做哪個崗位。但是其實很早你就會看得到,他已經有特殊的安排,包括讀什麼學校,念什麼科,要娶什麼老婆,嫁什麼丈夫。 超訊:二代超越他們的父輩是不是很難? 鄭:這是當然。第一代創業,是從困難的環境裏面打天下打出來的,他危機處理能力很強,經歷了無數考驗才有了後來的成就、地位,這證明他一定是很有能力。二代、或者三代可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環境,即使念書方面很突出,但有很高的學歷不代表有很強的能力。 此外,創業一代基本都會具備天生的leadership和entrepreneurship,二代三代要建立起來卻並不容易,因為這個不是學歷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足夠的經歷和危機管理。所以通常外界會認為他們水準相對父輩來說較低,這也有它的道理。 超訊:根據您的研究,香港的大家族在企業傳承通常體現出什麼特徵? 鄭:從比例上來看,一定是富不過三代的多,這是一個常態。但是也有很多家庭富過了三代,這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家族幾代人去努力維護。 超訊:您觀察到的這些「富過三代」的例子,更多是客觀環境的因素,還是人為去抗衡所謂「富不過三代」的規律? 鄭:兩邊都有,從香港的案例來看,相對內地而言,可能客觀環境的因素更為重要。在香港保持社會穩定的時期,沒有動亂、戰爭,會對家族企業的傳承比較有利。比如何東家族、利希慎家族還可以保留到今天,相對而言較為平穩的社會環境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我們要理解,過去在我們的文化裏講傳承家族,是把財富放在相對來說低的層次,很多時候是講傳承官位,而並非有一個企業要繼承。這一點中西方的思考不同,西方基督教是救贖至上,中國文化則是血脈至上的。而日本的家族企業在傳承時,如果兒女中沒有合適的就找女婿,女婿不行就養子,養子不行就聘用外面的人管理。西方也沒有很大的包袱一定要把企業傳給他的兒孫,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 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血脈的傳承。中國人對於永生的追求,就是三不朽:立言、立名、立德。 所以我們在做家族企業也好,做官也好,一定會和自己的家人有很緊密的關係,比如家族企業一定要強調我們要傳給自己的兒孫,不然企業被人家吞了,有這種概念。所以很少有華人家族企業完全交給外人去管理,這是文化的基因所導致的。 超訊:二三代的成長環境大多數比較優渥,家長會刻意讓他們去一線經受鍛煉、吃苦嗎? 鄭:現在八九十歲的這些創業一代普遍會有這種考慮,要求接班人每個流程都去參與、體驗。畢竟要站在最高領導的層面去掌管公司,那一定要了解基層,如果沒有經歷過,那就去補充。不過這一點到了第二代繼承人就弱化了,因為二代本身就沒有經歷過從基層到高位的完整過程,所以在培養三代的時候不會特別強調這個。 超訊:那其實創業一代的兒孫生來就有很大的包袱,背負著一個接班的任務,但並非每一個二代都對經營企業感興趣,有的志不在此,有的可能能力不夠。 鄭:你剛好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國人重視血脈,所以我們就強調多子多孫。孩子多的情況下,就可以挑選比較適合的來繼承家業。歷史上,很多家族企業的垮台或者富不過三代,核心是血脈不夠。 在血脈多的情況下,有些孩子也選擇不參與家族企業的管理,去做官員,研究學術,做藝術家,這也對大家族的穩定發展有保障。華人家族比較多元發展,強調開枝散葉,強調「分」,分散反而有助於保持整體穩定。 超訊:我們看到,包括李嘉誠、李兆基等等這些香港家族企業的大家長,在部署接班事宜方面通常會有一些佈局,有的設立家族信託基金,有的去西方投資。 鄭:對,這些是比較主要的部分。一方面,這些大佬通常視野比較開闊,會根據他們的判斷,來調整投資格局。比如根據經濟發展趨勢或歷史經驗,他們會將投資多元化,進行全球化佈局,他在用這些方法來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吸納一些西方現代化尤其是制度化的經驗。香港的華人普遍比較樂於採用西方的管理制度,會以比較開放的態度任用一些專業管理人員來幫助企業運營。 還有設立家族信託基金,也會訂立一些機制,比如鼓勵創業,想要擴展、創業的孩子可以拿到一些incentive,再比如在世界各地黃金地段購入資產,規定不能買賣,只能收租,作為長遠投資。 他們利用這些不同的設計,儘量保證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還是可以維持企業的經驗,保留住家族財富,哪怕不去擴展,但至少可以穩住。 超訊:新一代接班人掌管企業,在政商領域要有所發展和建樹,跟父輩相比優劣勢分別在哪? 鄭:新一代比較突出的,是對於現代性的掌握,他們大多在西方受教育,同樣都具有一定的視野。另外,他們在接班的時候,父輩已經建立了很多network capital,主要是他的人脈關係、知名度、社會影響力。比如吳光正,從他70年代接包玉剛的班到現在,40多年了,累積了很多無形的資源。現在他的兒子要接班,這些network capital必然不是很高。雖然他在經營網絡、處理危機的過程中,還有吳光正在後面看著,但是network capital更強調的是個人品牌的建立。 這就要求接班人本身足夠trustworthy,你要有能力,你為人忠厚,你不是二世祖。比如你在和父親的朋友交往過程中,對方也會觀察你,如果認為你有能力,就會慢慢建立起和你的關係。因此,到底能不能將父輩的人脈轉化為自己的,能轉多少過來,還是依賴於個人的品牌,大部分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品質。 超訊:您說這些家族企業未來主要是「守」,那緊鑼密鼓來港發展的中資可以說是「攻」。目前看來,在金融方面,大量華人家族掌管的銀行、證券行被國企收購等等,「攻」已經佔了上風,而地產領域還沒有,那麼未來會不會也是這個趨勢? 鄭:那就看危機了,比如說戰爭、政治動盪、經濟危機等等客觀環境的改變。目前大量的土地控制在這些華資手裏,中資拿到的土地只佔很小一部分。即使控制了一些還沒發展的土地,但是要攻都不容易。通常發生一些big crisis,如果這些華資判斷未來香港發展他們不佔優勢,或是感到有風險,這是有一些strategy上的安排,選擇退了,這時候才有機會攻進來。因為他們已經佔了山頭,現時狀況下要強攻的話,這些地產商把價格抬得很高,中資也沒辦法立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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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無錫:萬物互聯 讓想像成為可能

無錫物聯網產業更吸引全世界目光,成為觀察中國乃至世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一面鏡子。 當世界科幻小說之父儒勒·凡爾納說到「但凡人類想到的事,一定有後人實現它」的時候,他可能尚未被大多數人理解。然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其判斷一再被驗證成為現實。一輪又一輪技術變革席捲全球,人類的生活形態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2017年世界物聯網無錫峰會的開幕式上,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就引用了凡爾納的這句名言。他在會上稱,如今隨着物聯網技術的發展,過去在科幻電影中看到的「未來場景」正在一步一步變為現實。 「工業機械人正在解放我們的雙手,智慧城市將讓我們遠離『城市病』,智能家居會讓我們生活更有『智』感,智能穿戴設備能夠讓人便利地感知外部與自身的信息,數字化身份成為我們的通行證,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2017世界物聯網峰會開幕 這場以 「物聯世界,共創未來」為主題的博覽會今天上午在太湖之濱無錫拉開帷幕。博覽會包括1場主會議和10場高峰論壇,參會企業超過5300家,參會嘉賓超過9000人,其中國內外院士39人,國內知名專家學者242人,國內外著名企業家及企業高管4579人,國外智庫學者和物聯網領域領軍人物131人,預計整個觀展人數超過14萬人次。 來自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22家中外物聯網企業在場館內展示他們的物聯網產品,展館裏門庭若市、熙來攘往。人工智能、無人機、大數據、網絡安全、智慧物聯……成為本屆博覽會的高頻詞彙。 物博會現場,記者對小i機械人提問「無錫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娓娓道來:「太湖碧波,江南煙雨,您可以去太湖佳絕處的黿頭渚愜意徜徉,到佛國寶地的靈山大佛靜禪凝神,您還可以去無錫水弄堂看粉牆黛瓦、碼頭石埠,感受古運河之美……」 無錫市委書記李小敏介紹,2017年世界物聯網博覽會匯聚全球領域精英人才最技術和成果,匯聚機構龍頭和投資公司,更具權威性代表性和廣泛性。「期待藉助物博會載體,碰撞思想、交流觀點、暢想未來,對接合作、分享成果,參與實踐,讓每個人的智慧匯成大智慧,匯成讓世界更智慧的美好願景。」 萬物互聯,讓想像成為現實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原本了無生機的物體通過「聯網」獲得強大的生命,構築起一個「萬物互聯」的夢想,其概念最早發源於90年代。 1995年,比爾蓋茨在《未來一路》書中首次提及物互聯的概念,並想像了「電子飾針與房子相連」的智能場景;1999年,麻省理工提出「物聯網」的概念。 近20年來,技術的成熟與發展讓物聯網從概念走向實踐,它被視作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後的第三次信息時代大革命。作為一項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國政府都積極發展物聯網,亦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身到物聯網技術的浪潮當中。 據工信部副部長羅文介紹,目前全球每天約有550萬台新設備接入互聯網,據預測,到2021年全球將有280億台設備接入互聯網,其中160億與物聯網有關,傳統基礎設施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將為智能經濟、新經濟形態快速發展提供基礎設施支撐。 他還表示,近年來,中國物聯網產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物聯網產業生態體系日漸完善,中國形成芯片、元器件設備、軟件、物聯網服務等比較完善的產業鏈,互聯網服務器、機器數量突破1億,2016年物聯網產值達9300億元,年均增長超過25%,湧現出一批較強實力的領先企業,技術創新成果不斷湧現。 羅文認為,發展物聯網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戰略舉措。物聯網跨界融合應用的深度推進,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產業轉型的要素。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認為,窄帶物聯網為中國物聯網應用打開了新窗口,在安防、養老、監護等物聯網應用領域,未來3年至5年將迎來爆發期。他還分析,儘管國外在物聯網核心部件方面具有產品優勢,但中國在大規模示範應用方面走在前列,並已開始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 江蘇無錫:打造世界物聯網產業高地 自2009年以來,世界各國紛紛推出基於本國家的物聯網相關政策,雖然各國政府大力支持物聯網產業發展,但真正投入大規模的應用項目並不多見。 2009年8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視察無錫時提出建立「感知中國」中心,開啟了中國物聯網發展的新紀元。無錫開始搶抓發展機遇,大膽先行先試,試圖為中國物聯網產業發展實踐提供無錫樣本和寶貴經驗。 如今,物聯網產業已經從概念層面走向實際應用、從技術研發走向成果轉化、從政府倡導走向市場主導,逐步成為無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城市標誌。 2016年,首屆世界物聯網博覽會在無錫舉辦。物博會舉辦一年來,物聯網與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術在無錫落地融合,一個以集成創新、迭代升級為鮮明特徵的戰略新興產業「創新矩陣」已在無錫初現端倪。 截至2016年底,無錫物聯網企業近2000家,營業收入近2100億元,增幅連續7年超過20%;從業人員突破15萬人,增幅連續三年超過30%,形成了涵蓋感知、網絡通訊、處理應用、關鍵共性、基礎支撐的產業鏈。 以無錫為核心,南京、蘇州為支撐的一體兩翼多元發展、輻射全省的物聯網產業格局正在江蘇形成,無錫物聯網產業更吸引全世界目光,成為觀察中國乃至世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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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金磚論壇 力駁金磚褪色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出席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時,呼籲金磚五國拓展金磚影響,構建廣泛夥伴關係,發揮自身優勢和影響力,促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匯聚各國集體力量,聯手應對風險挑戰。 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於9月3日起為期三天在廈門舉行,習近平3日下午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全方位總結金磚國家十年發展 習近平在會上對金磚國家十年來的發展成果和經驗進行了全方位總結,並對外界「金磚褪色」的質疑聲進行了有力的回應。 「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面向未來,金磚國家面臨著發展經濟、加強合作的重要任務。我們要總結成功經驗,勾畫合作願景,踏上新的征程,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 習近平表示,金磚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沒有改變。 過去十年間,金磚國家成績斐然,五國經濟總量增長179%,貿易總額增長94%,城鎮化人口增長28%。習近平強調,金磚五國為世界經濟企穩復蘇作出突出貢獻,也讓30多億人民有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毋庸諱言,受內外複雜環境影響,金磚國家發展難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風。」習近平坦承,五國在國情、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合作中難免遇到一些分歧,但只要堅定合作信念、堅持增信釋疑,就能在合作道路上越走越穩。 金磚國家近年來經歷了經濟增速放緩,習近平在演講中回應了「金磚褪色論」,「有人看到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出現起伏,就斷言『金磚失色、褪色』。毋庸諱言,受內外複雜環境影響,金磚國家發展難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風。但是,金磚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沒有改變。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除金磚五國即外,埃及、幾內亞、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國的領導人也參與了這一峰會。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瓦曼卡馬特表示,「金磚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仍然扮演重要作用,貢獻了三分之二的經濟增長貢獻,發展帶來了持續的旺盛需求,並需要被滿足。我們的作用就是看怎樣能夠滿足這樣的需求。」 媒體收到「金磚大禮包」 據了解,本屆論壇參會總人數將達到1200人,其中工商界代表1069人,中方和外方約各佔一半。參加企業632家,中方372家、外方260家。除了金磚國家企業,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知名企業也報名參加,世界500強企業中近80家參加。 此外也有來自全球的數千名記者參與論壇報道,9月3日以前,來自境內外的媒體記者開始到會務組報道後,他們都領取到一份別具廈門特色的紀念品。參會的媒體記者除了可以領到筆記本、U盤、雨傘、地圖等辦公和生活用品之外,還能領到鼓浪嶼的手繪明信片、介紹廈門歷史文化的圖冊,此外還有收錄了15首關於廈門歌曲的音樂專輯——《音樂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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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佬退居幕後 華資在香港退潮?

在香港叱咤風雲半個多世紀的華資企業,正面對著何去何從的時代選擇。馬雲、馬化騰等內地年輕一代巨賈崛起,國有中資企業大舉入港,挑戰香港的華資企業。在退與不退中糾纏的華資大佬,想不到在華資家族企業交棒時,正逢內地經濟蓬勃發展,中資企業在香港湧動。華資會因此在香港退潮嗎? 在剛剛過去的7月,李嘉誠三天內兩次登上報紙頭版。第一次,是7月27日,這位香港首富以412億港幣擬收購德國能源公司依斯塔,加倉歐洲。第二次,7月29日,即李超人89歲生日當天,他如願收到了一份大禮:以144.97億港幣的價格成交,成功出售和記環球電訊。 作為三十年來,特別是過去七年來這個世界最繁忙的資產交易者之一,李嘉誠這樣的動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幾乎是同一時間,另一則有關他的消息也甚囂塵上:「超人」要退休了。 對這引起城中熱議的話題,傳媒一擁而上,前往求證。李嘉誠本人表示,退休尚無明確時間表,屆時一定會宣布,原則上會交棒予長子李澤鉅。此外他還透露,很多年前已安排好公司交接事宜,退休後會繼續擔任集團高級顧問。不難預料,年屆90的李嘉誠,距離功成名就後的交棒應該不會太遠。 縱觀香港商業社會,上一代華商領軍人物普遍年事已高。除了李嘉誠,已經退位、半隱退或即將退位的,還有李兆基、呂志和、郭鶴年、何鴻燊、施子清等等商界大佬。把自己幾十年來打造的版圖,從政治領域到商業經營都逐漸交到二代手裏,成為他們日益迫切的現實需要。 他們所掌管的華資企業內部正經歷著新一輪權力交接,管理權從10後、20後轉移到50後、60後新生代手中。在大佬逐漸放權、新人慢慢上手的交替時期,恰逢中資大舉進港,來勢洶洶。坊間開始憂慮,未來的香港商業社會,新人能否守住華資地盤?華資是否會面臨退潮危機? 這是否標誌著,香港商業社會一個時代的終結,以及另一個時代的來臨? 香港頂級富豪普遍已屆耄耋之年 20年間,中國大陸先後湧現出一批依靠互聯網與新技術迅速累積財富的企業家。以BAT這些互聯網新貴的急速冒起為標誌,中國大陸的頂級富豪群體已經呈現年輕化趨勢。 同一時期的香港,富豪榜單卻始終被幾位「老面孔」佔據。李嘉誠、李兆基等傳統富豪的地位似乎牢牢不可撼動,幾乎沒有新的港資財團可以衝擊舊有的巨賈格局。 2017年《福布斯》華人富豪榜顯示,在前十名華人富豪中,大陸佔了六席,平均年齡為49.8歲,而香港佔四席,平均年齡是74.4歲。不同於大陸的商界巨擘大多正值青壯年,香港的頂級富豪群體普遍已進入耄耋之年。兩地富豪之間的年齡差,幾乎跨越了一代人。 正因為此,當王健林、馬雲、馬化騰等人野心勃勃大舉擴張其商業版圖之際,香港的華資大佬們正將自己積累數年、高度集中的財富與權力,在家族企業內部進行交接。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長子李澤鉅,從21歲自斯坦福大學畢業就進入長實從基層幹起,早在1994年即擔任集團副主席,行事風格低調、穩健,有「小超人」之稱。2012年,李嘉誠對外披露自己巨額資產的分配方案;確定由李澤鉅接班,次子則給予資金讓其在家族企業外開拓。 財富分配容易,企業的經營繼承才是家族企業常青的關鍵。可以看到,最近幾年李嘉誠明顯放權,李澤鉅也一改過往隨侍父親的狀態,更多地在企業各種大型計劃中獨當一面,包括分拆港股掛牌的電能實業及長江基建等。加之2013年他當選全國政協常委,可以說「小超人」從企業經營到參政議政都已站到了第一線。 在李超人分家產的同年,新世界集團已由鄭裕彤長子鄭家純掌控。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則在2015年有了「交班」動作:時年87歲的李兆基從7月1日起離任旗下恒發公司主席以及董事總經理等職務,但保留公司執行董事一職,公司主席由小兒子、時年43歲的李家誠接任。 亦是在2015年,身為九龍倉及會德豐集團主席的吳光正正式宣布退休,並將交班兒子吳宗權。旗下零售業務與上市地產業務分別交由長女吳宗恩與次子吳宗權,兩人在負責領域有絕對決策權,其餘家族成員不得干涉。 雖然暫無退休計劃,但86歲的嘉華國際主席呂志和公佈的分家大計更為具體:澳門業務將會由長子呂耀東負責,次子呂耀南負責美國業務,幼子呂耀華負責本港業務,長女呂慧瑜將負責酒店業務,幼女呂慧玲負責公司行政工作。 無論是哪一種交班形式,我們不難從這些富豪的分家、傳位動作中窺見正在香港各大家族企業內部上演的傳承大戲。以上的種種跡象表明,各位華商大佬對退休早有準備,至於何時退居幕後,如何分家給後人,則是各有打算。 主動引退或從香港撤資 耄耋之年的香港首富李嘉誠,斷然不會想到,在晚年被扣上「跑路商人」的帽子。 但是,作為華人社會的商業巨頭,李嘉誠的一舉一動無疑被放在了顯微鏡前,稍有不慎即會站到風口浪尖。 兩年前一篇瘋傳網絡的文章喊著「別讓李嘉誠跑了」,直斥其撤資行為是「寧與友邦,不與家鄉」。 一時間,「跑路」的帽子被扣到他頭上,批評之聲如石子般落下,過去數十年間建立起的「愛國愛港」商人形象開始動搖,岌岌可危。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3年大量拋售內地資產開始,李嘉誠在海外收購近1479億港元。多數看客歸納出一條清晰可見的「李氏套路」:拋售中國大陸、香港資產,轉戰歐洲。 這樣的動作環環相扣,串連起來就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海外佈局。儘管李嘉誠一再否認從香港撤資,表示「生意規模大小會隨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情況而作出決定」,但坊間義憤填膺的道德審視、唱衰中國的負面猜測、恐慌情緒的傳染效應,使得李嘉誠的操作變得十分敏感。 拋售中國資產,並不止李氏家族一家。7月10日,中國第一大航運企業中遠海聯合上港集團,以63億美金收購董氏家族的東方海外航運。 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家族經營了72年的家族企業易主,中遠海控不止掌握了香港最大船運命脈,還將一躍成為按運能計算全球第三大集裝箱運營企業。有媒體解讀,此次交易不僅標誌世界航運格局的變化,還顯示香港富豪一代的逐步退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華人家族史研究學者鄭宏泰對此分析認為,華資大佬在交班前會有一些策略安排,其中資產的海外佈局也是一個重要部分。 「他們會根據歷史經驗,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趨勢的預判,選擇將投資多元化,進行全球化的佈局,以此來規避風險。」 鄭宏泰說。 中資來潮是「時代的必然」? 回歸二十週年,華資開始加快海外佈局節奏,香港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中資來潮。中資湧港氣勢如虹,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將此形容為「時代的必然」。 自1842年香港被英國強佔後,英資財團開始活躍,四大洋行怡和、太古、和記及會德豐幾乎壟斷香港的主要行業。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華資家族企業漸趨崛起,李嘉誠家族、郭炳湘兄弟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等等。 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這些華資家族財團相繼吞併了部分英資財團的重要上市公司,發展到可與英資財團平分天下。 鄭宏泰對《超訊》表示,80年代,英資已經將主權移交問題納入企業戰略發展的考量範疇,對未來不具備信心,因此開始轉為保守態度,較少再將資金投放到地產上。同時,因為華資的本土聯繫較強,並且得益於股市和樓市的發展,得以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之後,華資因回歸,借助中國大陸政策支持與廣闊市場,持續擴張。 「很難說當年是華資擠走了英資,準確說是英資在主權移交前,判斷未來有風險,因此不敢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地產當中,錯過了便宜地皮的開發,而只是守在香港島一些核心地段。英資主動撤離,這也給華資留下了發展空間。」 如今大陸經濟飛速發展,中資勢力崛起,在香港市場來勢洶洶。國企、民企齊頭並進,大舉在香港獵地建屋。梁振英在任時期,中資五年斥資422億來港搶地。在投資速度增長的同時,中資發展商的投地方式也逐步改變,過往主要與港資合作,現在則是獨資買地。 如此進取、瘋狂的投入,無非是看好香港這塊市場,希望在未來香港地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這看似龐大的投入卻僅僅佔到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九牛一毛,並不足以撼動香港幾家本地大型地產商,畢竟後者已經佔山為王,留給中資的進入通道很窄。 香港資深傳媒人、愛佑慈善基金會總幹事郭一鳴接受《超訊》訪問時認為,中資在香港地產領域雖然動作頻繁,但目前說它會擠佔華資市場還言之過早。搶地是市場行為,但具體操作未必符合市場規律,中資的表現還有待觀察。 成功與否,現在斷言還太早。只是一點:中資企業一直沒放棄過在香港地產中分一杯羹的想法;雖然一開始其嘗試謹小慎微,中間也有過長期的停頓、摸索,但它正在向外界釋放過這一信號,即:他們會加速、大力地進入香港地產。 不過,中資在香港金融界實乃遍地開花、勢如破竹。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從世界的自由港,成了中國的帳房。經過20年,中資企業、中資金融機構、中國人才,在香港形成緊密結構,在被譽為世界三大「紐約、倫敦、香港」的香港金融中心,逐漸掌握話語權。 回歸以來,香港十大IPO上市顧問投行從外商銀行主導,到今天前十大有九家是中資銀行。相較於港商及外商銀行放貸保守,中資銀行願意承擔高風險貸款,在香港的市佔率乘勢上升,一如30年前港資取代英資的情節,中資投行以低價搶下市佔率。 中國金融市場的產品發行、商業模式、交易結構,其變化之快,香港或其他市場都跟不上。許多華資銀行想要「小而美」地活著都成了奢望,最終難敵被收購的命運。如果再來歷數2010年之後的香港本地證券行被中資券商收購的案例,我們不難發現華資在金融業已經強敵環伺。 鄭宏泰分析,目前金融領域,中資收購、兼併華資是大勢所趨,比如說創興銀行、永隆銀行、大新銀行,這些均屬華人家族企業,後被國企收購。「未來金融業的發展,國家資本可能力量更大。比如說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一帶一路』的大項目時,沒有中國銀行等擁有的國家背景,也不能夠拿得到項目。」 如何對抗「富難過三代」傳統宿命 華人家族企業內部,亦需對抗自身的宿命:「富難過三代」。 接班人的選擇和培養,在華人家族企業的傳承過程中對企業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家族企業的成敗盛衰,很大程度上倚重於創業家長及其接班人的判斷、經驗、魄力、內部的親和力及外部的人際關係。 根據鄭宏泰的研究,「富不過三代」的佔了多數,因為要富過三代是「違背自然」。赤手空拳打下江山的大家長,往往在惡劣的環境裏飽經考驗,鍛煉出足夠的危機處理能力,並且大多天生具有領導力和企業家精神,這些都不是他們的兒孫天生能獲得。財富可以轉移,但人脈、商業網絡等無形資產難以完全轉移。因此,家族企業的傳承並非易事。 華人家族企業幾乎壟斷了香港包括地產、零售、船運在內的各行各業,但大多數家族難以接受將企業交到外人手中,因此這些企業的大家長早早開始培養接班人,部署企業傳承事宜。 據了解,李澤鉅、李澤楷八九歲時,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會上,靜坐一旁,作為學校之外的另一項重要課程。兩兄弟念中學時,就被父親帶到公司開會。李澤鉅在斯坦福大學念建築專業,也是遵從了父親的意見。言傳之外,還有身教,近年來李家越來越多「父子齊上陣」的場景。 為了給二代鋪設好政經網絡,每逢重要場合,或與高層會面,富一代們也常常帶著兒子前往。早在2003年,38位香港富豪受到國務院港澳辦的邀請赴京,受邀的香港富豪可攜帶一名家眷同行,伴隨富豪來京訪問的有不少是其衣缽接班人,包括呂志和和呂耀東、胡應湘和胡文新、曹光彪和曹其峰、李兆基和李家傑、李嘉誠和李澤鉅、李澤楷等。彼時的企業掌舵人已經著手讓子女建立自己的人脈,「父子團」成為這個鑽石級訪京團的又一別稱。 除了跟隨父親接觸他們的社會網絡與人脈關係,「富二代」們也有意識地搭建自己的平台,希望能跳出父輩的光環。前全國政協委員、恆通資源集團主席、著名書法家施子清博士之子施榮忻,2006年成為香港菁英會創會主席。這個被外界看作是聚集「富二代」的平台,在創立不到兩年便成功申辦博鰲青年論壇,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2008年,施榮忻又與與恆基兆業主席李兆基之子李家傑等人發起成立「百仁基金」,組織青年人從事慈善工作。 此外,他還擔任全國青聯副主席、深圳市政協委員。 2014年,尚未40歲的施榮忻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這是施家除了父親施子清、二哥施榮懷以外的第三個太平紳士,施榮忻本人已經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光環和榮譽。...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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