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管理學的語言說,我們一向只專註於單一指標,這樣做,流弊甚多。他們的解決方法,是多元指標(balanced scoreboard) ,相信只要有評核,便會有成效(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 。我國的幹部評核指標,也走過這過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 我們待人處事講究拿捏,「物有始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種分清輕重緩急的戰略思維,是一門藝術活。理論是形而上的,講三觀,很講悟性,落於一般庸手,便容易流於假大空,但演奏家與音樂師是有很明顯分別的。 西方要求機械式的方程式,所以往往朝形而下方向走。多元指標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科層系統中,有可以量度的效果,有起碼的質量保證,但實際的結果往往是平庸,天才很難殺出重圍,創新難以出現。 特別是時下流行的所謂「法制化」,處處要講規章制度,事事要走程序,更是如此。小事、日常重複事,簡政放權可以解決,稍為例外事、大事則往往沒有人敢拍板。 於是我們又要求官員有擔當,但擔當也者,始終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兩者如何平衡?主事者如何拿捏? 我們傳統的解決方案是以高於法律標準的倫理道德籠罩住一切,這在理論上平衡了人治與法治的矛盾,但是古人也要到七十高齡,看透世事,無欲無求,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世間能有幾個人出凡入聖? 於平庸的機器中產生出了鴻圖大略的領袖,是我們國家民族的運氣,國運昌隆。但是們不可能單求好運,來大量生產有能力、有擔當、又不逾矩的領導層。 說到底,我們沒有一條簡單的方程式,知人、用人,始終要靠人來拿捏。唯一的出路,是堅持我國幾千年積累下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和培育這樣人才的機制,先生產有德的管理人員,再從這裡讓有才的人冒出頭來。 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要打造一個高道德標準,並注重守法的社會氛圍,再從這裡鼓勵擔當和創新,於法治中讓人治能正當發揮。於這樣一個官民都不能貪,不想貪的社會中,擔當就只能為公。
]]]]> ]]>

(Visited 227 times, 1 visits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