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蔡崇國:組織化抗爭 才能改變勞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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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將於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自此,這部新法將境外NGO全面納入中國的法治化管理。該部法律實施後,中國境外NGO的資金來源和行動範圍將受到官方的嚴格監管。

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r Bulletin)長期對中國境內專注勞工維權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援,並通過專案合作的方式與境內勞工NGO一同對工人組織培訓、推動集體談判來加強工人組織化,通過集體抗爭來維護工人利益。近期,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蔡崇國接受了《超訊》國際傳媒的專訪,他對《境外NGO管理法》實施後的中國勞工維權活動的前景作出了分析,認為中國社會「已經非政治化」,儘管政府對勞工維權發起重重打壓,但也應該看到勞工維權擁有強大的現實需要,勞工應該團結起來進行組織化抗爭,走工人運動路線才能改變自己的困境。以下為專訪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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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蔡崇國

 

超訊:當代中國,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工人在利益訴求時,會更傾向於選擇求助於勞工NGO,而非工會組織,這是為什麼?

蔡崇國:實際上,中國官方工會如今是屬於政府的,這些年都有很大的變化,很多人都認為「中華全總」(編者注:中華全國總工會)是黨和政府控制的。在企業以上的層面,各個省市縣,包括地方局級單位都有中華全總,這個當然是政府的機構,也是中國的體制問題。

從體制上講,工會是被政府控制的。和六七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過去一些工會的負責人是從工人、勞動模範當中提拔,而現在很多企業以上的工會負責人不是工人出身,而是團委書記或黨委副書記等黨內系統的人;從個人層面講,現在的「中華全總」和工人是脫節的,和「新工人」(編者注:新生代農民工)更是脫節的,他們不屬同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情感,甚至沒有共同的語言。

另外一個問題,在企業層面,中華全總就是一個「老闆工會」。企業的工會負責人多是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部長,或副總經理之類。有時候「全總」為顯示政績,會在全國範圍內的政府企業,非政府企業,甚至外資企業都成立工會,具體到有多少比例的企業成立了工會,開展了集體協商,集體談判。我們把這種工會叫做「傳真工會」,即企業需要成立一個工會,企業主就寫一個高管的名字作為工會負責人,但以工人利益為運轉核心的工會根本就不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工NGO,例如曾飛洋的番禺打工族中心,其實起到了一個真正工會的作用。

 

超訊:作為關注中國工人運動的境外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除了對內地勞工NGO提供資金外,如何與內地的勞工NGO進行合作,集體維權?

蔡崇國:除了資金的幫助,其實更重要的就是一些觀念、維權的方式方向。我們見面共同討論,組織工人培訓,推動集體談判,這是我們一起確定的一個基本方式和工作內容。我們不做傳統的慈善性NGO,我們要推動工人團結,Empower(賦權), 使他們更有與企業主談判議價的能力。

我們在國外那麼多年,和國外,包括和香港的工會,工人接觸很多,和國外企業接觸很多,我和東方(韓東方)都有類似經歷,所以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工人怎麼走出沒有權利的這種困境,中國工人要團結起來。我們的合作是一種叫精神和文化的合作,我們一起討論真正的工人團結、集體談判、工會精神,其實勞工NGO和工人自己也有這種想法的,絕不是說我們教導他們的。

 

超訊:中國官方認為曾飛洋接受境外勢力的指示唆使工人罷工,挑起社會不穩定因素,您作為資助方如何回應這種說法?

蔡崇國:要強調「不是我們教他們」,如果這樣講,這好像就是一個外來的一個東西,而勞工維權的訴求是在工人內部生長的。孟晗、朱小梅、張治儒(孟、朱、張都是廣東主要幾位勞工維權領袖)他們過去都是工人,他們傷殘了以後,被老闆一腳踢開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權利。在這個層面上,外地工人們要團結起來,通過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權利,他們有這種需要,也有這種成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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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政府控制

超訊: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對新公民運動的打壓和對五位女權人士的抓捕都揭示時下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自由度和「胡溫時代」有了很大不同,過去鼓勵NGO發展、公民社會發展的那種自上而下的聲音消失了,很多被當局視為敏感的NGO都被取締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蔡崇國:我覺得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外都有一種冷戰思維。西方很多人認為,中國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包括工人權利問題。但在過去,有專制思路的希特勒、史達林、墨索里尼、毛澤東都是替下層人民著想,壓制精英的。

實際上,民主、專制和工人的權利是要分開的。民主不一定保障工人的權利,工人的生活最悲慘的時候是西方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下層工人權利得到保障是在「二戰」以後。民主選舉是工人權益保障的必要的條件,但不是充足的條件,充足的條件是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所以,那些以為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民主自然解決的思維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也採用意識形態(看待工人維權問題),首先認為黨的領導可以解決一切,所以這兩年來公民社會對一部分人來講,被認為是黨領導的一種威脅。

當然,這也是中國政府對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烏克蘭顏色革命的曲解。政府認為是因為西方支援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起了作用才發生了茉莉花革命,其實恰恰相反。茉莉花革命是社會的民眾違反了西方的意願,推翻了本國的專制政府,它絕不是一種操縱。但是在中國,它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覺得茉莉花革命是公民社會的結果。

還有一個原因是「利益集團」。譬如中華全總不願意勞工NGO出現,這樣會使他們的角色更尷尬,他們顯得是多餘的;而日益發展的地方國保,他們也需要誇大敵情,使他們有更多的維穩經費。

 

超訊:最近幾年統治者又開始回到了政府控制社會的軌道上,在2012年之前培育出的「社會的力量」會逐漸消失嗎?

蔡崇國:社會已經非政治化了,但是統治者和體制還是用過去的那種觀念在治理。中國社會是一個很正統的社會,正統就使得中國未來朝著哪個方向發展還說不好,更專制有可能,也有可能它(政府)會讓路,這全部取決於我們(社會)的抗爭。

中國社會的走向很多人不知道,它不再像過去那樣由北京決定,北京依然是一個很大的因素,但是只是因素之一,這個社會的抗爭怎麼樣決定了社會將來的走向。我們和工人討論得非常多的是我們的狀況怎麼改變,在過去取決於中央政策,取決於法律,但是在現在越來越取決於團結和我們的抗爭性隊伍。small-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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