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的選擇題:「金錢」或「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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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香港青年問題的討論熱度不減,建制派普遍認為,青年人是因為向上流動空間狹窄而怨聲載道,而學者的研究和更多的調查數據卻指向,對普世價值的擁護和對香港政治現狀的不滿才是他們抗爭的原因。那麼,你到底該相信誰?

青年積極參與佔中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在陳樂行看來,2016年最令他回味的事情之一莫過於香港教育中「普教中(普通話教授中文課)」的比例下降。「這是從2013年港語學反對『普教中』以來,我們第一次看到下降。」在香港浸會大學一個雜亂、堆滿學生用具的教室裏,港語學負責人陳樂行對《超訊》研究員說。

這位二十出頭,滿臉鬍渣,性格溫吞的學生是香港本土文化的堅定捍衛者。由於近年來,在政治和資本的合力下,中國內地和香港匯入了融合的浪潮,但香港一批本土主青年擔憂這片土地上如繁體字、純正廣東話等文化符號被削弱,一批人組織起來發起了「反普教中」等一系列的「反陸港融合」行動。

放大來看,這卻只是關心本土立場的青年人眾多擔憂中的一環。還有更多難題困擾著香港整個青年世代。

港語學負責人陳樂行

2017年初,香港大學民意計劃公佈的一份「年終回顧與前瞻」民意調查顯示,有過半數的人都不滿意香港過去一年的整體發展,深入分析則指出,18至29歲的年輕人的不滿情緒最高,這種情緒主要來於2016年宣誓風波、人大釋法和小圈子特首選舉等政治風波。

兩年前,一家自稱獨立、無政治背景的民間智庫——香港集思會,公佈的一份報告更為深入地分析了如今香港青年人的憂慮。報告指出,政治上,接近四成的人認為,「為爭取公義,公民抗命並無不可」,他們勢必守護塑造香港的廉潔、自由、公義和法治等普世價值。他們不太反感經濟上與內地融合,但尤其反對文化的融合。懸在青年世代頭上,始終還是購房置業的問題,這個最現實也最難以突破的困擾是青年人無法看到出路的癥結。

香港集思會負責這份報告的四位調查員這樣理解青年的置業難題——「當樓價不斷上升,但薪金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的時候,置業越來越遙不可及,令他們感到前途渺茫……」

 

建制派用「上位論」解釋青年問題

幾年來,翔實的資料和分析把越來越多的人導向了這樣的判斷——是因為缺乏向上流動的空間逼使這些憤懣的青年走上街頭。這個被學者稱為「上位論」的表述十分系統化,而建制派的支持者也忠於用這種「非政治化」的說法解釋青年問題。

事實上,從高校學府到民間,「上位論」又並非被全盤接納。

研究青年問題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趙永佳就曾在香港電台的節目《香港家書》中公然質疑了這種觀點,在他的研究中,青年人發起抗爭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擁護,這個較早否認「上位論」的聲音發於2014年11月中旬,「佔中」發起的一個半月後。

早在2009年香港掀起反高鐵運動時,青年世代抗爭的身影就已浮現於社運的舞台上,也開始以群體形象被更多人關注。此前主力研究港人身份認同的趙永佳也是從那以後,對這群「抗命世代」展開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歷數其時,2009年,為反對標誌著中港將走向更高程度融合的高鐵香港段建設,不少80後香港青年從高鐵建設技術分析到民主諮詢,透過社交網络全面參與議題討論。在發起了「反高鐵撥款跨地區苦行」後,青年世代就此蛻變成社運舞台上的焦點,也影響著更年輕的一輩參與社會運動,最後,大專院校的學生與中學生凝成一股力量,發起了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

由於來自建制派的支持,這種非政治化的「上位論」始終在坊間不絕於耳,但青年研究學者趙永佳卻一再認為並非如此。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趙永佳

2017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一個敞亮的會見室裏,趙永佳接受了《超訊》記者的訪問。在他看來,「將青年問題非政治化,始終還是容易解釋,那些深層次的矛盾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政治矛盾,尤其是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矛盾,這就很難去處理。」

這種被趙永佳認為「讓大家看到還有一些方面可以做」的「上位論」一時間成為成人世界,尤其是建制派眼中最主流的觀點。而一旦當青年世代以「港獨」、「香港自決」等立場參選立法會、發動旺角暴力事件時,建構了這種想像的「大人世界」卻又陷入了某種錯愕。

「實際上,從現在的局勢看,政府的態度和施政手法完全漠視民意,這才是我們最大的不滿。」香港科技大學一位物理系大四學生告訴《超訊》。

這位個子不高,雙眼亮圓的學生名叫劉昕雋,生於1993年。2013年,他考入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物理系的他卻更熱衷德國思想家康德和後現代主義學者尼采的著作。

 

政治體制造成社會問題

出身於傳統香港家庭,從小在父母的督促下,他就知道要努力讀書、工作、賺錢,置業。這是香港精神中最務實的部分,也是活在傳統大眾印象中第四代香港人向上流動的經典路徑,但劉昕雋是成長在香港回歸後的一代,對於在公民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第五代香港人來說,「經典路徑」就變得「建制」起來。

2014年「佔中」發動後,他第一次參與大型政治運動,後來,在「佔中」失敗後,他以更大決心改變香港政治,長輩們對此卻深不以為然。平日裏,大人們總以一種不解的語氣對他說,「Chris,你這次又搞什麼啊,為什麼又搞這些事啊?」。

「你看,他們用的詞都是很晦澀的。他們認為我們要努力讀書、工作、賺錢、置業,可這樣真的會變得更好嗎?」劉昕雋不屑地說道,「不,應該看得更深一點,是這個政治體制的問題,社會才會有這麼多矛盾。」

劉昕雋(右二)佔中時捲入暴力衝突

相比於邁上舞台的周永康、梁麗幗和鍾耀華等那些奔赴在前線的學生領袖來說,2014年9月以後就駐守在銅鑼灣佔領區的劉昕雋經驗不足,名氣甚小。本以為就這樣默默無名,但在10月3日的一場與「反佔中」人士對峙後,他被迫捲入了一場暴力衝突,當晚就獲得媒體關注。

那是佔中持續一周的一個燥熱的下午,約二十餘名「反佔中」人士面戴口罩,翻越鐵欄,闖入了佔領區,嘗試用暴力嚇退或激怒佔領中的市民。躁動的場面一直持續到入夜時分。夜晚,大雨嘩嘩落下,場面陷入失控,拳打腳踢撕裂著人們的情緒。劉昕雋被五六個「反佔中」者勒住脖子,幾分鐘內,力度兇猛的拳腳不斷落在他身上。他試圖還手自衛,之前還站在一旁的警方突然介入,以「鬧事」為由對他厲聲呵斥。

冒著風雨,傳媒記者趕到這撕裂的現場,在香港無線電視的鏡頭前,被雨水打濕的劉昕雋委屈地指責警方對「反佔中」人士的施暴行為視若無睹,在他看來,警方先後明顯扭轉的取態,表明其應有的「政治中立」立場已蕩然無存,採訪結束一刻,劉昕雋泣不成聲。

如今兩年過去了,劉昕雋從未淡忘那一刻,他不時會回到銅鑼灣,這個他政治啟蒙的地方。

「一起去看看?」在2016年12月末的一個柔和的夜晚,他話音剛落,我們就這樣走起來。

不到十分鐘,穿越三條街巷,拐過兩個路口,「就是那裏。」劉昕雋喊道,右手則指著前方幾米遠的那個街道。

這是銅鑼灣怡和街——當年被佔領的主要街區之一,劉昕雋在這度過了「佔中」的70多個日夜,直到2014年12月15日警方在這裏清場,佔領區的人潮才散去。

這個曾經將佔領行動堅守到最後的地點,如今又恢復了它最初的樣子——帳篷被一頂頂撤去,來往的車輛又在這裏疾馳。鑲在高樓墻上的那塊碩大的,曾播放過學聯與政府官員對話的螢幕被某品牌止咳露的廣告覆蓋。這猶如一種象徵——當商業大潮再度復歸,政治的戾氣最終被沖淡,而那個巨大的銀幕卻提醒著路過的行人,兩年前那場和平、理性、非暴力運動最終走向了失敗。

 

「和理非」運動失敗 青年走向激進

在香港政治評論家練乙錚看來,是因為「和理非」運動(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運動)的失敗讓青年人更加激進和暴戾,并一度改變了社運方式的轉向,青年們就此走上勇武抗爭。採訪中,這個觀點也得到了趙永佳的認可,趙永佳更指出,其實在「佔中」過程中,學生與公權力的對抗有已經有暴力的互動,而這明顯影響了後來的抗爭;但他更強調,「佔中」之後,部分學生與公權力的暴力對抗更多更激烈,這不能代表所有學生的情況。

兩年來,行走在政治漩渦中的香港,青年群體克制著強烈的挫敗感。他們敏感的神經也不時被香港的窘迫現狀挑動。青年人的每一次躁動,也讓香港陷入了更深的漩渦之中。

先是按捺不住的激進本土派在2016年的大年初一夜晚發動了旺角暴力事件,幾位本土主義的幪面青年撬開街上幾千塊轉頭扔向警方,再度製造了一場警民衝突。九月,一批本土主義青年嘗試闖入香港的政治體制,儘管之前幾位「港獨」立場的青年候選人被篩選機制篩掉,但最終的倖存者終得以在民意助力下闖入了立法會,只是那旋即而來的「人大釋法」又無情地收緊了這一切。

在「人大釋法」的衝擊下,香港司法獨立的信心受到影響。而中聯辦等中央港澳系統部門對香港事務的積極介入,使得特區的政治自主性遭遇更多的限制,眼下的現實讓青年們更切實地體會到一位中央官員十年前的那句話——「中央授予香港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香港,不存在剩餘權力。」2007年,香港回歸十週年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如是說。

可是,2047這個命運的關口即將到來,在「一國兩制」大限將至時,香港能突破既定框架,開放前途討論嗎?這個問題牽動著承接香港未來的每一個青年人,也反映著回歸以來,青年一代的人心向背。

 

要求開放香港前途問題討論

「我們要求2017年的特首要開放香港的前途問題討論。」2016年12月末的一天,在位於銅鑼灣維園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裏,劉昕雋對《超訊》說,語氣中比當年更加堅定。

這是他所組建的團隊「學界同盟2017」四個立場中的一則,此外,他們還提出特首候選人要「確立學界民意」、「反對人大831決議,推動香港政治改革」,並「捍衛香港的司法獨立」——「也就是要對之前的人大釋法提出反對。」他解釋道。

在親建制的同學眼中,如劉昕雋一般的本土青年會被視為「激進的一派」。劉昕雋告訴《超訊》,親建制的同學很不理解他的舉動,「他們對我說,就在這樣的框架下生活就好了,但是我們不要。」

去年七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研究發現,整體受訪者中有17.4%支持在2047年后香港完全脫離中國,但15至24歲的受訪者中,這個數據達至四成,「支持的比反對多。」報告這樣寫道。

與劉昕雋一同組建隊伍的盟友們來自於香港各大資助性院校,他們年齡從19跨至23歲,每一個人都有一張生動的輪廓。他們中,有人是前學民思潮的發言人,學聯的常委,也有人擔任過學校校董會的學生成員和教務會學生成員。但此刻,這群曾經站在學生事務前線的人決意要代表學生群體,選出特首,做一件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無法開創這一段歷史,而也讓他們直面香港政治中更難打開的僵局。在選舉委員會這個政治上親北京,結構上由泛民主派、中聯辦操控的建制派、專業界和工商界等四大界別構成的政治架構裏,這群精英學生宿命般落選,只拿下200餘票。而在更早前的一個清晨,其中一位成員張秀賢被選舉委員會助理主任致電通知「取消資格」,原因是他目前的身份與高等教育界的關係已並不緊密。

 

青年不滿「小圈子選舉」

張秀賢後來告訴《超訊》,去年2月才辭掉相關職務的他就被質疑身份資格問題,這讓他無法理解。他並不認為這是政治審查,而是反映了「小圈子選舉」的荒謬,「這個事情技術性比較大。」

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賢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生會會長、前學民思潮成員和前學聯常委的張秀賢生於香港的中產家庭,2012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他曾在一年之內拿下三份總金額高達一萬七千元的獎學金。現在,把頭髮染成亞麻色的他,在細長的雙眼上架著一副寬厚的大框眼鏡,說起話來語速很快,一副不羈的性格讓他看起來猶如韓劇裏的男主角。

可當你留意到在「佔中」號角吹響之夜,那個站在「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身邊的鮮活形象時,你就會強烈地感受到他那股何其沉重的勇氣。同樣,在「佔中」宣告失敗一刻,張秀賢彎腰,向台下「佔領」的學生和市民鞠躬致謝的短暫瞬間又會把你一併拉入到落寞的情緒中。

在一定程度上,曾在「反國教」運動和「佔中」運動都擔任核心成員的他,與一般學生相比,無論是對學生的思想變化的把握,還是對香港社會變遷,尤其在政制上的劇變,都更敏感和警惕。

在金鐘政府總部對面的一家餐廳裏,他與《超訊》記者展開了青年世代前途的討論時,不斷強調,香港的產業太過狹窄,樓價又不斷攀升,這不但是青年人職位向上流動難,「整個社會的流動空間都不多。」

 

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無能

數據的懸殊更加明了,建制派議員葉劉淑儀曾在2011年公佈過一份產業報告,她力促香港推動經濟轉型,那時,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很大,從事服務業的勞動人口也相當多。2013年,時任香港專業聯盟主席的劉炳章對這種過分依賴某幾個行業的經濟結構發出警告,「太集中,只會一倒全倒。」

香港產業格局狹窄

產業狹窄的局面被普遍認為是香港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無能的結果,而當幾乎九成多的勞力都集中在某幾個行業的時候,就意味著迅速致富的途徑不多。就好像劉昕雋出身物理系,但他的家人希望他畢業後成為人人口中的金融才俊,而他告訴《超訊》,我很抗拒,但是你看到,這種狹窄的產業,讓香港所有的事情都變得不同了一些。

兩年前,張秀賢本來決定畢業後「從政」,在周圍的人看來,這是他最順理成章的路,他出身政治學,成績優異,對政治天生敏感,事實更證明他有政治動員的魄力,但他未來的轉向就猶如香港的政治波動一樣劇烈,起伏不定。

2014年,身為中大學生會會長的他還帶著「公民抗命」的政治理想,在人大831政改決議落閘後的第二天,就站上了中大開學典禮的主席台。他對台下的同學誠懇以告,為反對831政改,捍衛香港的民主政治,要立即實施罷課,發起公民抗命,他用「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的決絕措辭來形容那一刻。

兩年來,香港政治的政治形勢變幻莫測,張秀賢變得務實起來,如今他就要走到擇業的當口,但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決定創業,他現在擁有的另一個身份是科技諮詢顧問公司的股東。

「如今的香港要追求民主,也不需要只看政治方面的,而是各個方面都要,譬如我之前所說的從商,這個也是有關的。」張秀賢說。

如何解釋商業促進民主的轉變?張秀賢給出的原話很繞,但意思清晰明確——香港要變得重要,才可能有追求民主的空間。而這種「重要」,他解釋道,「既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大陸化」、「完全湧向中國的懷抱」。在張秀賢看來,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不同的派別現在完全無法建構對話的空間,更沒有一個人可以帶領香港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這個定位「既不是本土的視野,也不是中國的視野,而是世界的。」

事實上,與這座城市命運綁在一起的港人都希望有一個這樣的人能站出來重塑香港。而這個懸念也會在未來的一個多月後就揭曉。

 

張秀賢和曾俊華談青年問題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用「上位論」論述理解青年問題

1月4號那天晚上,在一次私人飯局中,當時還未表示要參選特首的曾俊華意外入席,在場的張秀賢向曾俊華談青年人的問題,談本土派、自決派在立法會議員高票當選的原因。在這場因偶遇而來的世代對談裏,卻構造了一種巧合——趙永佳認曾公開指出,曾俊華就是建制派中那個最早用「上位論」、「青年置業難」的論述理解青年問題的。

當晚,張秀賢在Facebook寫下——「無可否認的是,薯片叔叔(曾俊華)是比較願意傾聽意見的一位,但事實上,社會和政治現實很難改變。」採訪那天,張秀賢對這句話作了進一步解釋,「曾俊華如果出來(選特首)改變,不是說,他改變不了,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

然後,在談話中,所有的矛盾就又回到了政治體制上。這個並非完全民主的城市,其青年的政治參與度高到令建制派錯愕,他們關心政府表現,也在適當時刻,直指政府的不足。

 

公民教育培育青年參與政治熱情

去年10月底至11月,香港中文大學青年研究中心訪問了800多名15至29歲的年輕人,調查發現有六成青年非常不滿意和不信任政府,滿意的僅達3.2%,這個調查還表示他們的政治參與感很強,關心時事,關心社會。而很多時候,這群青年的憂慮卻也來自於此。

負責這份研究報告的教授趙永佳對《超訊》說,由於香港在回歸後,一個很強的信號是,「我們不再是殖民地,我們開始講公民意識」,而香港也鼓勵青年人以一個公民的角色參與政治,關心社會。在這樣的公民教育薰陶下,香港培育的青年人的政治參與熱情,他認為這是自回歸以來,香港倡導公民教育的產物,而如今的第五代香港人就是這樣的產物。

在這個青年世代與香港政治同時被捲入漩渦的時代裏,這種教育會被收緊嗎?「現在當局是這樣做了,譬如說加強基本法教育,要講一國兩制、中國歷史,甚至有人討論是不是要把通識科取消。我想建制一直認為思想建設是很重要的,但是怎麼樣去做,這是他們一直在想的。」趙永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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