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獲獎是政治綁架專業的鬧劇

文/何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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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第35届香港電影金像獎落下帷幕。《踏血尋梅》包攬七項大獎,徐克憑《智取威虎山》三度晋身最佳導演。其中最惹爭議的是,觸及港獨議題的獨立電影《十年》斬獲「最佳影片」的桂冠,而時任金像獎協會主席的爾冬陞却在頒獎時明言,沒有看過《十年》,因而無法對其發表意見。

十年電影劇照
十年電影劇照

在部分港人眼中,《十年》是香港的黑色預言書,意義早已超越藝術範疇;另一部分人則認爲,《十年》無疑杞人憂天,在對未知的明天做荒謬的假想,憑空製造話題和恐慌。寰亞電影主席林建岳直言,《十年》獲獎是香港電影的不幸,是政治綁架專業的鬧劇。一部代表年度水準的最佳影片應當在演員、攝像、配樂、剪輯等方面都可圈可點,而絕不該如《十年》般,除了最佳電影這一條目,在其餘獎項的候選名單上一概寂寂、難覓踪影。這表明在專業素質方面,《十年》距離「最佳 」尚隔雲泥。

爾東陞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個人非常反對宗教、政治介入電影,金像獎若太政治化便會辭職。但戲劇化的是,這次金像獎恰恰頒給了以政治做噱頭的《十年》。爾冬陞本人更透露,目前有人在籌拍比《十年》更激進的電影,長此以往,金像獎乃至香港電影的舞台是否會被政治的烟雲籠罩,港片又會在多大程度上成爲各方政治角力的代言人?

藝術該和政治保持恰當距離

從盡皆癲狂的黃金時代,到港片凋零的十字路口,扳指數數,不多不少,香港金像獎已走過35個年頭。初初破土,金像獎還是個非常小衆的圈內集會,在酒店頒獎、無明星露面、少媒體報導,參評作品也多爲藝術片。35年之後,金像獎陪伴著香港電影走過峰谷、走過沉浮,早已成爲凝結港片歷史的金字招牌,影響力與權威性不可同日而語。

曾獲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的吳思遠在接受《超訊》採訪時回憶道,「金像獎成立之初缺乏資金支持,也沒有固定場所,今次在演藝學院,下回就搬到了藝術中心。」然而,吳思遠深覺金像獎對港片發展至關重要,它不僅是香港電影的名片,更可能成爲香港文化的代名詞。當時還是港英政府,吳思遠輾轉多次從中爭取,最終定下在4月的文化中心大劇院,金像獎與電影人有個一年一度的約會。

吳思遠-導演
吳思遠-導演

金像獎的評獎標準參照奧斯卡,走的是全民投票的路子:至少有兩部作品的電影從業人員通過公會承認,即可登記成爲金像獎選民,參與投票。而一旦評選結果出來就塵埃落定,無論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秉持著民主社會的最高原則。

這次《十年》獲獎,值得稱道的是,金像獎承舊時衣鉢,堅持了一錘定音、公平公開;然而在評委人群中,有些人的投票却沾上了政治色彩,標準有失偏頗。吳思遠透露,早前電影總會開會,列席的人員99%都認爲《十年》不該拿獎。原因很簡單:這是一部學生習作,攝影一般,演員業餘,頭頂「最佳影片」難承其重。然而部分特邀評委(大概51人,非電影直接從業人員),却站在政治立場上憑個人好惡投票,覺得反建制反政府最爲過癮,將《十年》推上了風口浪尖。

吳思遠認爲,《十年》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它可以拿創意獎,可以拿勇氣獎,但却不該是「最佳影片」的得主。政治偏好不該成爲給其開綠燈的理由。正如一百米競賽,不能因爲有人忍著腿痛參賽,而將第一名頒給他。這拉低了專業評審標準,也不利於電影人價值觀的建構。

CEPA挽香港電影於頽勢

港片也曾叱咤亞洲,在東南亞的放映廳裏一度與美國大片並肩而立。然而,隨著1993年《侏羅紀公園》成爲香港最高票房的得主,港産片收入每况愈下,本土市場日漸失守。除此之外,盜版的猖獗和金融危機之害更讓港片在困境中蒙霜。

2003年,SARS突至令香港電影跌至谷底,電影人開始尋求自救。時值北京與香港簽訂CEPA(更緊密經貿合作關係),吳思遠順勢向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提出,希望能在CEPA中加入電影條款,爲香港電影業另辟門路、打開大陸市場。功夫不負有心人,提上日程的CEPA最終向香港的電影産業打開大門,而這背後離不開吳思遠等電影人的努力和爭取。

如今,13年呼嘯而過。CEPA的執行得以讓港片可以不限配額進入內地院線,中港合拍的門檻也逐漸放低。雖稱不上振興香港電影,但至少帶來了新的變化。反過來看,香港電影人也爲大陸帶去了相對成熟的拍攝技術、製片方式和值得借鑒的發行制度。

香港電影如何走出困境?

13年間,香港電影人順政策北上,打開了中港電影雙贏的局面。13年後,面對大陸電影人的日漸成熟,面對內地電影與香港電影的彼此稀釋和融合,港人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弭。

香港電影人又一次站在徘徊的十字路口。這一次,或許可以選擇回流。

目前,香港電影人才極度缺乏,造星斷檔、青黃不接,承襲多年的片場師徒傳承制名存實亡。拿香港原本首屈一指的電影崗位——武術指導來說,多年過去,元老依舊頂梁,新面孔寥寥無幾。對此,吳思遠直言,政府應當加大對香港電影的投資力度。電影是非常廣泛的創意産業,投入十億八億,功效不可同日而語。政府若拿出專項資金來委托電影人做相關培訓,指導年輕人學習攝像、學習爆破、學習佈景、學習服裝,年輕人有事可做、有學可上、有錢可賺,自然不會頻起鬧事,香港電影也需要這股新鮮的血液來維持生命力,沿襲港産片獨有的口味和特質。然而政府却每每在電影問題上捉襟見肘:原定財政支持力度是三億港元,現在却縮到了一億。

同時,香港要善於打電影牌。港片20年華山論劍、遊走自如,留下的精髓可供回味許久。將其輝煌歷程運用得淋漓盡致的星光大道正是吳思遠的提議。

他還告訴《超訊》,香港可以設立電影博物館,講述港片歷史進化,記載電影人的興衰起伏;也可以開發九龍塘李小龍故居,大陸、台灣甚至東南亞的人都會興味濃厚、趕來參觀。吳先生曾爲李小龍故居的實體化輾轉奔波,故居原貌材料都已準備齊全,有錄像有照片,然而並未獲得政府支持,最終難逃半路夭折。

香港電影在政治潜流下幾經沉浮。在創作和評審上,兩者該劃清界限;而在生存和反哺上,兩者間關係千絲萬縷、難以分清。

好萊塢有一句話:美國經濟蕭條,電影業一枝獨秀,因爲人們試圖通過電影忘記現實。太平盛世時,電影業更會百花齊放,因爲人們期待通過娛樂豐富生活。從某種程度來說,電影是株救命草。香港電影,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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