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採自下而上模式推動改革開放,是經濟成功轉型重要因素,同時也產生若干問題,導致社會各層面出現信仰缺失,滋生包括腐敗在內的種種「後改革」問題。中共十九大對「後改革」時代提供了清晰定義,對未來新的社會發展目標也給予清晰指引,今後的重點在於未來改革開放究竟應怎樣實現?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很多人似乎已經忘記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開始的,那不是一個平凡的年頭,在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一決策扭轉了中國大陸地區自1949年後的對外封閉狀況,推動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期。 

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非簡單緣於類似鄧小平那樣的某位領導人物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刻的經濟大背景以及源自於世界地緣形勢的改革大環境。 

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處於「崩潰邊緣」,人們在文革的激情之後開始注意到一切革命行動都是有經濟成本的。那個時候的中國,採用的是計劃經濟的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一切都是國家的,因而一切文革經濟成本也屬於國家,這導致了國家財政赤字嚴重。1967年、1968年連續兩年,中國整個國家就根本沒有編制過正式的預、決算報告,國家財政的混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當時的財政部與人民銀行被迫合併在了一起,財政部由原有的600多人的機構,被精簡到了70個人左右。文革十年,雖然帶來了空前強大的革命氣勢,但同時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也成為了一盤爛賬。 

截至1978年,儘管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人民幣,比1965年的1716億元增加了一倍多,10年時間,經濟增長的年均遞增率達6.8%,並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要吃飯的人口增長得更快,中國人口由1965年的7.3億,到1976年已經暴增為9.4億人口。產業效率不高,生產水準低下,尤其是糧食生產無法滿足需要,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不高,科學技術的整體水準也非常落後。 

計劃經濟走到盡頭 

在當年,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所有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所有的分配也均納入計劃來實施。消費者購買商品需要相應的商品票證否則就是犯罪,如糧票、鞋票、煤票、香煙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傢具票、自行車票等等,大體上的票證數量高達上千種,覆蓋生活的方方面面。若按發行單位區分,還有全國通用、地方用以及軍用的票證,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所以「短缺經濟」以及「票據經濟」,可以說就是那個計劃經濟時代悲涼的經濟寫照。 

計劃經濟變成短缺經濟

 與此同時,世界地緣形勢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具有根本性的改變,文革十年處於冷戰的中末期,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對抗,需要一個地緣戰略方面的新夥伴,中國由此開始成為一個改變世界地緣格局的選項,這就導致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啟動了震驚世界的訪華之旅。事實上,中國在世界地緣戰略上的大轉身,也為美國在冷戰中最終戰勝蘇聯,創造了基本條件,因為美國在冷戰逐漸佔了上風,就是從中國的地緣立場出現改變而開始的。 

 如果說過去的中國,在世界大格局中必須自成一派,讓世界上的「窮哥們」抱成一團,領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這個「世界領袖」做的多少是有些無奈。一方面,中蘇有嚴重政治分歧和領土爭端,蘇聯陳兵百萬;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意識形態非常強勢,咄咄逼人,中國從來沒有參與過世界政治圈子裏的主流話語,從來都是個地緣政治的另類。尼克松的訪華之旅改變了這一切,讓中國除了鐵幕國家之外,開始與世界有了真正的接觸,國際關係的大門由此啟動,漸漸向中國打開,一個遠比陳腐而保守的鐵幕國家更為精彩的世界開始漸漸呈現在中國的面前。 

 實際上,文革與改革,這兩「革」為中國帶來的影響和衝擊是十分巨大的,並且存在強烈的政治關聯。在文革的後期,中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正是在這種複雜政治漩渦的背景下,鄧小平第三次有機會上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開始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開始努力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經濟體制。在當時,鄧小平的復出及其改革嘗試贏得了大部分中國民眾的擁護和支持。 

鄧小平改革主張獲支持 

長期以來,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然而天然的經濟標誌。從票據經濟開始,中國在計劃經濟上走的有多遠,完全是今天人們所無法想像的。實際中國在那個時代就早已經進入了一個由算盤支持的「大數據」時代,一切都是有數據的,一切都是可以計劃的,但一切又都是短缺和混亂的。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

 回顧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自1950年代開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經濟的集中度以及對國內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為前提條件的,目的是改變生產過程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以承包制為開始,在農村領域率先取得了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個經濟領域內大力推行,讓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一系列關鍵的、里程碑式的轉變。 

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 

此後,中國改革所發生的大事,漸漸眾所周知,並成為世界國家改革所研究的典範。這些重要的改革包括: 

1、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是非功過。這一過程並非僅僅關係到所謂的「老幹部」體系,實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啟蒙過程。任何一種改革,沒有社會啟蒙運動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2、解放思想。鄧小平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了:「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這同樣是極為重要的社會啟蒙,為今後的改革奠定了方向,創造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3、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經濟政策在改革背景下何去何從是改革成敗的關鍵,是改革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改革派的經濟政策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基於工作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鄧小平強調指出,「這是一個大政策」。 

4、走向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是一次結構性的飛躍,自然會有巨大的震動和衝擊,但最終克服了短缺經濟,獲得了成功。這個改革是由價格雙軌制開始的,再由雙軌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在開放條件下如何克服通脹,這是最為巨大的挑戰,中國的改革道路在此也有坎坷,付出了改革成本。 

5、開放外商直接投資。成功引進大量外國資本是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顯著的巨大成功,沒有技術和資本,一切都將無從談起。為此,鄧小平為外國投資在中國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 

6、中國城市改革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但總體上不成功,國有企業依然以政治理由在經濟領域發揮著巨大而效率模糊的支配性作用。 

7、1985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佈實行百萬大裁軍。 

8、1993年鄧小平在深圳發表南巡講話,他發出了明確的警告,「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值得注意的是,特區建設並非中國首創,但中國在特區建設領域的政治發揮和經濟成效卻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具有顯赫的地位。 

習仲勳力主建立廣東特區 

在中國的特區建設中,習仲勳的作用非常重要。習仲勳的一生與兩個特區緊密相關,一個是他參與創建的陝甘邊特區,一個是他力主建立的廣東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習仲勳一直站在改革潮頭,為廣東要權,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習仲勳當時曾經講:「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在當時複雜而險惡的政治語境裏面,他甚至曾經說出過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凸顯特區建設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特區建設也的確代表和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社會經濟成就。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急劇增長至6000美元,並正在向10000美元大關邁進。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約4萬億美元左右,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的產量達到世界第一。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人口約1億5百萬廣東省的GDP總值開始超越人口約2千300萬的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份。2012年之後江蘇、山東、浙江GDP也先後超越了台灣,其中廣東甚至達到兩倍以上。此後,北京、上海在GDP反映的經濟總量上又接連超越了香港。 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50%以上,城市化取得巨大進步,而實際上由於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時至今日,中國加入「萬億俱樂部」的城市達到了12個,GDP總量已經達到74萬億人民幣,而全球的GDP總量為74萬億美元,中國GDP總量的佔比達到了14.84%,排名僅次於第一位的美國。 

13億人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波瀾壯闊,它是世界經濟史上的鴻篇巨著,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1980年,習仲勳到深圳考察,催生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

 自下而上模式改革的不足 

 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40年的時間,並非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在歷史的時間軸上,這幾乎僅僅是一瞬間,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裏,一個國家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不可能不付出代價,不可能不發生震動,不可能不產生社會觀念的畸變。特別要引起注意的是,與蘇聯經濟改革時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鄧小平在改革之際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這雖然被世界經濟學界認作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但同時也自然產生了若干被忽略的問題和缺陷。 

 最重要的問題和缺陷是社會觀念的畸變,社會大眾世俗化的價值觀,向上進而影響到了社會精英層面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畸變為「一切向錢看」,從「解放思想」畸變為「政府總是錯的」,從善良淳樸的社會畸變為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犧牲一切發橫財,終於成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實際上,整個社會在各個層面均出現了信仰缺失、價值觀缺失和榮譽缺失的嚴重問題!各種嚴重腐敗滋生並且迅速擴展、蔓延,影響到整個社會治理的各個層面。各種類型的「官富」橫行於世的同時,中產階級利益受損,社會不滿日益積聚,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部分企業家從市場野心膨脹擴展到搞政治,腐蝕拉攏官員,甚至利用金融資本與政府展開商業和政治的對抗性博弈。 

 「後改革」時代出現亂象 

 出現這些前所未有的「後改革」時代的現象和情況,原因很複雜,有改革和發展速度過快導致的社會失穩問題,有幹部隊伍整體上的素質問題,有缺乏政策經驗和客觀研究造成的問題,有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缺陷問題,也有財富積聚同時出現的範式缺位所導致的社會流變問題,等等。不過,從社會的總體來看,凡此種種雖然原因複雜,影響交錯疊加,但追根尋源從動態的角度進行系統分析,所有這些問題均脫離不開中國正在漸漸步入轉型社會的大背景。經濟的增長,財富的積聚,在提供富裕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創造了財富特有的問題和缺陷,富能利國,富亦害國,這就是社會轉型的要求和必然。所以,一個顯得有些另類但又符合邏輯的結論是,現在中國的種種「後改革」問題,實際恰恰是改革開放的成功,而不是改革開放的失敗。 

 改革開放,導致了財富的積聚;財富的積聚,導致了種種的缺陷和問題;種種的問題和缺陷,又導致了社會轉型的迫切要求。顯然,所有這些社會事務運動的邏輯脈絡指向了關鍵的未來社會轉型,而不是否定改革和開放,重返文革舊軌以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時代。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未來並非僅僅是只有一個重返過去的選項,中國還有更多的機會走向未來。 

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向富裕

十九大指引未來發展大目標 

中共十九大實際對未來已經提供了清晰的定義,「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作為未來新的社會發展大目標,中共十九大同樣給予了清晰的指引,「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化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或許今後問題的重點在於,未來的改革開放究竟應該怎樣實現?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客觀面對現實中的改革挑戰,尤其是要客觀回答幾個關鍵的、無法回避的問題。否則就可能會出現空耗國家資源,而改革卻在原地踏步的非理想狀況。 

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究竟什麼是改革?這也就是說,要對改革進行清晰的再定義、再闡述和再解釋。既然認為主要的社會矛盾已然出現了改變,那麼未來的改革應該怎樣定義?如果說針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要實現的是一種均衡,那麼這種均衡的衡量標準又是什麼?實現均衡的道路又是什麼?如果「市場經濟」不再提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再提及,那麼我們未來究竟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這些有效實現路徑的問題均關係到未來如何做以及做到什麼程度的大是大非,含糊不得,缺失不得。 

其次,要回答的第二問題是資源。我們現有的資源能夠支持未來的改革嗎?能夠支持多大程度,多大速度的改革?我們是否過於樂觀?外部世界對於十九大之後的中國,充滿著疑慮,原因就在於世界與中國,對未來的判斷不一致。外界普遍認為中國並不具備對美國取而代之的實力和資源。中國用人民幣計算的GDP規模的確很大,但如果人民幣貶值呢?這個GDP總量就會立即大幅縮水。從招商引資引入大量外國資本,再到土地經濟,搞城市化,用土地換資本,今後的中國可以依賴哪些資源實現我們的大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中間性的記賬符號和平台,並非最終的資源,而且它們的大量運用還將導致驚人的債務,未來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債務?解決債務的同時,我們還有餘力支持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及「一帶一路」和大國地位嗎?如果選擇依賴人口和消費,那麼這就必須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否則只是有消費但無消費市場。顯然,太過樂觀,也是一種重大危險。  

第三個問題是對外資的態度。我們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中國以往的改革與開放同步,大量外部資本支持了中國的改革,今後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一切全靠自己可能嗎?現在對於外資已經出現了很激進的作法,在外資建立黨支部,除了顯示黨的領導之外,究竟有什麼作用?對於外資,從全免稅到稅改形成的加稅,甚至收「回頭稅」。從大量外資的進駐和投資,再到現在外資的紛紛撤資,用腳投票。如果我們再結合過去的所謂「騰籠換鳥」,擠出外資,搞土地開發的過程來看,顯然中國對於外資的態度一直在變化,面臨世界各國強烈競爭的同時,我們的投資環境並非處於好轉的狀態,而是處於惡化的狀態。今後這些問題還將繼續、擴大,還是逐漸解決,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經濟穩定,也關係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更加關係到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一個無法與世界共用的中國和市場,終究是無法與世界站在一起的。 

第四個問題是速度。中國走向轉型,實現比現在更大程度的環境均衡目標,這有深切的社會發展需要,這是現實的。不過,用多快的速度去實現,完全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差別就在於速度,速度快了就要翻船,事與願違。所以,穩健是有道理的。速度可以創造均衡,但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失去均衡。明確目標,一切簡單化,快馬加鞭,該強拆的立即強拆,該驅逐的立即驅逐,右派不行左派,左派不行下一代。經濟增長速度,可以從雙位數的增長一下子降至6.5%,拉開近一半的缺口,這樣可以嗎?從超高速到減速,再到失速,這樣的「速度」變化會導致動搖結構,讓社會失穩。駕馭和控制從來都體現在穩健,而不是速度。治大國如烹小鮮,關鍵在「小鮮」,以小帶大,納入新的軌道,目標即可實現。問題是,現在並非是在這樣做。 

第五個問題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能夠配合嗎?老百姓關心的問題,與上層建築關心的問題一致嗎?改革開放,因為簡單的「發財致富」概念而贏得了老百姓的普遍支持,但實現社會的均衡,無論是貧富均衡還是生態均衡,企業和個人最多是做做慈善,而目標和結果,則被認為是上層建築的事情,普遍覺悟是做不到的,靠法律、法規可以,但法律、法規又未完善,到處打架,嚴重滯後於發展的需要,所以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就會出現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如何贏得社會的普遍理解和支持,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須改變重商主義作法 

十九大之後的改革和開放,最大的差別在於改變了改革開放之初效率優先的重商主義原則。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發生的事情,是改革和開放進行到一定階段所導致上層建築的進步,是中國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的必然過程,但這也是結構性的大變革,所謂從量變到質變,這是一種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變革。 

如何適應這樣的大變革時代,從邏輯上的脆弱到政策上的矛盾,「後改革」時代的中國還有很多問題要回答,還有很多的改革和開放工作要去做,如果能夠一切順利,當然中國的未來是完全可期待的。現在以至將來的中國面臨的是一個詭譎多變的世界,在這樣複雜多變的世界環境裏面,或許模式不重要,存在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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