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麽受傷最深的是法國?

文/劉學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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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法國成爲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攻擊的重點目標。本文第一是分析法國有什麽獨特之處,乃致如此。第二是做更擴大深入一點的背景分析。從2015年1月8號的查理案算起,深入一點細節。你就會發現每一次襲擊都有個性,也有共性。

巴黎恐襲生還者逃離現場
巴黎恐襲生還者逃離現場

查理案是發生在法國的第一起大規模恐襲案。其最大的特點是案犯庫阿什兄弟行事之血腥和視死如歸已經是標準聖戰分子做派,他們甚至在伊拉克受過訓,但還是相當有「德性」。比如在犯案現場僅點名射殺有辱先知的畫家。比如逃離現場後,他們沒有傷害無辜者,包括在加油站碰到後來報警使他們泄露行踪的路人和最後躲藏地點的公司老闆。他們早已在警方掛號。

11月13號致死129人的巴塔克蘭劇院兇案則是最典型的無差別恐怖兇殺。而且多人多現場集體行動,兇殘無比。使用槍支、爆炸物等標準暴力武器。犯案者也是大都在警方有案底。

今年6月13日到人家中用白刃殺害警官夫婦的阿巴拉是一個標準獨狼,被網上訊息洗腦。他也是一個已受監視的慣犯。他就居住在當地。新特點有三個:案犯就住在當地鄉下(而不是以前通常的大城市中)、到家中殺人、殺的是警官。

7月14號在尼斯英國人大道碾殺84人的布哈勒也有同夥,但基本是一隻「獨狼」,而且還是一個罕見的移民第一代,進入法國才僅僅8年。他的獨創是選中了重型卡車作爲殺人工具。該物殺傷力强大,但存世數量太多,獲取門檻太低,難於監管。

最新的7月26日在魯昂附近小城殺害牧師的兩個案犯只有白刃,也是居住鄉下當地,受監控的慣犯。新特點是,作案對象選擇了天主教堂、牧師,大有公開挑起宗教衝突的意圖。

所有這些行兇者的共同特徵就是(除了尼斯案犯)都是馬格里布移民二代,都是有某教某派背景的激進分子,當然他們本人的境遇都不會很好。今年在比利時、德國發生的多起恐怖活動無論大型還是獨狼,都與法國的特徵十分接近,都有移民和某教極端派的背景。總的趨勢是:花樣不斷翻新,越來越難於防範,直至完全無法防範。

 

行兇者多是移民第二代

很多人在研究各種細節,好像一塊舊布這裏或者那裏破損都有可能防範的個別原因。本人更關注的是這整一塊布爲什麽顯得那樣的脆弱,爲什麽總是有地方出其不意地破損?

尼斯恐襲兇嫌所駕貨車彈痕累累
尼斯恐襲兇嫌所駕貨車彈痕累累

法國之所以首當其衝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近因。就是自2007年薩科齊當總統以來,放棄了前總統希拉克一直堅持的獨立外交的戴高樂路綫,加入北約,跟隨美國跨上在中東地區傳播西式民主的戰車。在2010年茉莉花革命中的利比亞滅掉卡扎菲一役中衝鋒陷陣。對中東新亂局負有僅次於美國的直接責任。

2012年奧朗德上台後,很多方面與薩科齊不搭調,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則繼承薩科齊路綫,甚至還有發揮。最主要的就是在新的叙利亞亂局中,又一次緊隨美國,在歐洲國家中衝在最前面。至今都和美國一起在堅持阿薩德必須下台。法國再一次爲叙利亞的亂局負有僅次於美國的直接責任。可是美國在萬里之外,恐怖分子鞭長莫及,不先找你法國算帳找誰呀?

非洲北部的五個合稱馬格里布的阿拉伯國家有四個半過去都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

第二個原因就是大的移民背景。

由於離歐洲最近的非洲北部的五個合稱馬格里布的阿拉伯國家有四個半過去都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他們向來就與法國有割不斷的聯繫。1970年代法國經濟尚且繁榮,勞動力不足時,開始大量輸入北非勞工,從事法國人不願幹的體力勞動。開初也是個雙贏的局面。但自1980年以後,法國/西方的經濟開始停滯然後惡化,這個雙贏的局面就無法持續。而這個移民運動迅速變得積重難返。從1970年代起,法國就擁有了歐洲國家中最爲龐大的穆斯林群體。三十多年下來,這個穆斯林群體已經佔到法國大約10%的人口,數百萬之衆,並且已經繁衍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在法國深深地扎下了根。

與西方的經濟衰退並行,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形勢一直不好。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和窄窄的地中海孕育出龐大的偷渡動力。近年由於利比亞的無政府和叙利亞的戰亂狀態,更是讓這種情况變本加厲。最終孕育出了真正無家可歸的大批戰爭難民。

有人總結,法國有三大難題:第一、最顯眼的是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第二、信仰伊斯蘭教的越來越多的北非移民及其後代開始從根本上改變法國的人口/宗教整體結構。第三、法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缺乏活力。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三個同心圓,一個套一個。恐怖主義在中心,因爲它最觸目驚心。北非移民問題的圈子大一些。它眼下給法國帶來的是治安不靖和福利負擔。長遠帶來的問題就是使法蘭西文明日益多元化,各元之間的衝突對立日益增多,最終結局則可能是整個法國的逐步伊斯蘭化。第三個最大的圈子是法國的經濟發展困難。它爲前兩個圈子裏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問題提供經濟背景。

在這三個同心圓之外,其實還有兩個更大的同心圓就是歐洲血統人口生育率急降和各種過左政治正確泛濫成灾。

 

過左政治正確泛濫成灾

從1960年代就開始的歐洲人的自然生育率急劇下降,是以後的歐洲的很大一部分困難的共同根源。由於人口不足,才導致開放移民政策。爲了替大規模移民政策提供理論基礎,那個時代的左派思想家建立起一個政治正確叫做「多元文化天然合理」。他們預估多元文化可以帶來的種種利益而沒有足够預估到其可能帶來的種種困難。(這樣的政治正確還有一大堆。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進一步詳述。)

以下是我對相關問題認真思考的結論:任何一個文明,必須由建立、信奉它的人民來承載。文明真的是永遠跟它的人民在一起。人民就是文明。人民繁衍了,其文明也會繁衍。人民搬家,文明會跟著一起搬家。人民換了,文明就會換。人民換一半,文明的精神氣質也會換一半。人民沒了,其文明也就沒了。一個有長久傳承的人民,要徹底改換精氣神,全盤融入或接納另一個文明,是極度的困難。地理、地域,乃至周邊人文環境,都次要得多。在一個給定的地域,如果原文明的承載者因為任何原因被外來的另一個文明的承載者大批取代,幻想原文明的精神氣質可以(依靠比如一部憲法、或一套價值觀)永久存續,那很可能、很擔心是圖樣圖森破,上台拿衣服。

西方現在面臨的問題,可能就是沒有充分認識到上述文明與人民之間的本質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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