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案」引發深化改革思考

文/周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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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圍繞遼寧省的故事突然增多,先是報道2016年上半年,遼寧省GDP總量爲12812.60億元,同比增速僅爲-1%,經濟增速全國墊底。接著又曝出「遼寧省賄選案」,9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十二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遼寧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産生的部分第十二届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無效的報告,依法確定45名拉票賄選的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無效。兩件事似乎在宣告,遼寧的經濟、政治已雙雙「淪陷」,人們也開始體味長期以來兩者間數不清理還亂的「緊密聯繫」。

仰融
仰融

此間,另一件事穿插在了上述兩件事之間,從而徹底點燃社會輿論對遼寧改革的興致。正當遼寧經濟面臨重重危機之時,瀋陽聯合産權交易所於8月28日頒布了《遼寧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入戰略投資者股權轉讓公告》:「爲引入戰略投資者,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省政府决定向省內外戰略投資者首批出售本鋼集團、華晨集團、交投集團、水資源集團、遼寧能源集團、遼漁集團、撫礦集團、沈煤集團和鐵法能源等9家企業股權。」正是這一則公告引發了社會輿論對遼寧改革的强烈關注。

「仰融案」再成熱點意味什麽?

由此引出14年前一樁轟動全國波及世界的股權之爭:華晨中國(華晨汽車)權益案,即著名的「仰融案」。關於「仰融案」早已有了廣泛深入的報道。但舊案重提意義並不爲重新回顧一遍當年的「故事」,而在於對前卅年經濟改革的反思。「仰融案」從多角度直接觸及到改革的深層問題:市場經濟制度建構的基礎:産權制度;政府對社會的公信力:如何跨越塔西陀陷阱;經濟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權力和利益的法律界定;當下改革難點的突破:國企、財稅、金融……遼寧省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人們很自然的會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反思改革的起起落落。當年「仰融案」爆發時就曾有人預言,遼寧如對此案處理不當,有可能導致經濟一蹶不振,持續衰退,14年後再看不幸言中了。

當今天遼寧提出「國企混改」,吸引民資參與國資改革,任何一位有意向的戰略投資者都會自問,權益資金安全嗎?産權確實屬於我嗎?政府的誠信踐諾可信嗎?國企混改政策有可持續性嗎?等等。這一切不在於今天的投資者過度精明,而是歷史教訓的警示。經過卅餘年改革,改革的深層問題早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制度規範與整個投資環境的治理問題。不解决這些深層次問題,改善投資環境,清除人們的心理障礙,是很難有效推進改革深化的

「産權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就在瀋陽「産交所」頒布「國企混改方案」兩天后,8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强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實改革任務的攻堅期,抓謀劃、抓統籌、抓落實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

針對當前任務,會議最終批准了十四份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其中最引入關注的是《關於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産權的意見》,該意見指出「産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進一步明確了「要在加强各種所有制經濟産權保護,完善平等保護産權的法律制度,嚴格規範涉案財産處置的法律程序,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完善財産徵收徵用制度,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健全增加城鄉居民財産性收入的各項制度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不斷取得工作實效。」文件中的這段話,非常明確闡明了「産權制度」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施工、落實階段」的必要性。而這段話更可理解爲對「仰融案」引起民間資本長期擔憂所做出的直接回應。從遼寧省9家國企混改方案的推出,以及「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産權」文件的出台不難看出,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年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觸角已十分明確地指向經濟改革的內核:規範和建構産權制度。

瀋陽「産交所」頒布「國企混改方案」
瀋陽「産交所」頒布「國企混改方案」

規範和建構産權制度的現實意義,在於真正激活當下社會各類資本的運動。過去卅年餘改革,中國經濟看似受惠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但本質上却是多元資本的活躍,即國資、外資、民資相互促進,共同推進,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缺了其中任何一種資本力量都不可能具有今天的成果。但是,長期以來三大資本的社會權利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國資居於國家經濟的中堅地位,始終享有得天獨厚的資源與市場壟斷地位;外資則因挾大量資金技術强勢注入能對經濟發展産生快速刺激,便有著令人稱奇的「超國民待遇」;而民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强,儘管吸收了大量就業人口和創造出驕人的業績,但却因地位低下,産權不被重視在市場競爭中始終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因此,文件所提「完善平等保護産權的法律制度」對民資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意味著,産權保護制度是以公平正義原則爲制度設計的,即深化改革中不僅要防止國有資産流失,同時也要避免民資産權被侵占。

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制度的有效性,離不開尊重制度、執行制度的「規則意識」。「遼寧賄選案」中大量的企業老闆參與賄選,從而構成了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典型案例;同時「仰融案」後遺症引發的却又表現出企業家們對秩序混亂環境的普遍恐懼和擔憂。這種矛盾現象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不僅要以制度建設爲基礎,而且更要以改善國家治理環境爲目標。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農耕文明爲基礎的「熟人社會」,人際交往建立在「倫理關係」中,隨著近代市場經濟的開啓,經受了數千年「熟人社會」熏陶的中國人,開始向「陌生人社會」跨越。可是「陌生人社會」的人際交往却是建立在「契約關係」上的,近代社會的這場深刻變革,人們一時無法適應能够理解,但對政府、企業、公民等却全面提出了必須適應現代化要求,儘快實現自我轉型的要求。201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會頒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之所以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定位於「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基於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需要。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具有共同的指向與目標。但對於有著數千年傳統社會的中國而言,則是一場艱難的自我超越。

9月初G20杭州峰會形成「五大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把這一成果描述爲G20各國推動全球治理的「嶄新開始」,官媒人民網更將其比喻爲中國引領全球治理開出的「中國藥方」。「五大共識、中國藥方、引領驅動」現已成爲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同時也是對中國自身改革的倒逼。因爲,參與全球治理,必須首先具備和提升適應全球治理所需的「軟硬實力」,這就要求加速完善自身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即以執政黨治理爲基礎推進國家治理,進而實現「党治、國治、球治」的相互聯動促進。唯有此,才能把「共識」變爲一致行動,把「藥方」化爲治理方案,把「引領」轉爲現實動力。

所以,只有市場環境獲得改善與提升,社會各種生産要素與資源被充分激活,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才具備真正實現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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