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會:一次華麗的轉身

文|周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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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

金秋十月,中共黨的十八届六中全會召開前夕,央視開始播出由中紀委製作的八集反腐專題片《永遠在路上》,一日一集,從10月17日一直播至25日,剛好與六中全會召開相銜接。八集專題片仿佛是全民參與六中全會的預備會,整整四年回望,從第一集《人心向背》到第八集《標本兼治》,完整地勾勒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腐風暴,由「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推進的步履。

 

六中全會的召開,意味著中國在過去四年中,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已完成了中央層面的戰略布局。這一全新布局是從十八大後的反腐倡廉開始的。以反腐突破各個層面的利益固化藩籬,「破舊局」開新篇。隨之先後完成了「全面深化改革」(三中全會)、「全部依法治國」(四中全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五中全會)的戰略布局,此次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兩份文件,圍繞「全面從嚴治黨」再落重錘,習近平執政戰略的總體布局宣告完成。正是在這四年的「破舊局」與「布新局」過程中,習近平的執政能力

獲得全黨全國人民贊賞,成爲開啓新時代當仁不讓的「領導核心」。

 

新布局的完成,中國將正式步入一個全面治理的新階段。這一「新階段」,又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開始,六中全會的轉承意義由此可見一斑。六中全會公報指出「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雖是一句老話,但十八大以來却成了一句「實話」。黨腐則國亡,黨興則國盛。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直面「兩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跨越的難度不可謂不大。與此同時,黨又面臨著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衆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各種鬥爭:爭奪資源、貨幣戰爭、爭奪市場、意識形態、領土爭端、懲治腐敗、網絡安全、反民族分裂主義等。這些發展中的難題,沒有黨的自身純潔、擔當精神,堅强的戰鬥力已不可能解决。

 

必須設防 資本衝擊

 

反腐既要「治標」,以達「不敢腐」之效;更要「治本」,實施「不能腐」之治;但「本」中有「本」,便是創「不想腐」之政治生態。所以,反腐須「治本」,一是立規建制,以制度管理的方式,將「權力關進籠子」,這是世界各國建構反腐機制的方向。二是優化「環境」,中共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除建制手段外更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即完整而有效的組織系統構築的自下而上的「政治生態環境」,這才是中共的真正反腐優勢。六中全會正是抓住了黨建的這一「命脉」。

 

黨紀黨規,從未廢除,可爲什麽改革開放以來貪腐大案頻生?一個基本原因,黨的組織系統經不住市場大潮的衝擊,一擊即垮。卅餘年民怨鼎沸,整治重建之聲不絕於耳,但收效寥寥。緣由無外乎官員自上而下內被資本綁架。政治生態陷入資本重圍,官身不由己,陷此生態,實難「出淤泥而不染」,民間將此「政治生態」比喻爲無人不貪無人不腐的「大染缸」。

 

「大染缸」形成的原因,在於中國邁入瘋狂的「資本積累」階段。一國發展經濟,由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必過一關:資本積累。英國以「圈地運動」實施了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這一歷史過程。歐洲各國的資本積累,各有各的形式,但這一關總是要過。

 

中國自近代始也進入轉型探索,然戰亂頻仍,無法安身。直至1949年中共執政後才真正開始有序的大規模「資本積累」。毛澤東時代採取的「資本積累」是「自循環方式」,即以農業補貼工業,通過工業的擴大再生産,以自我擴張方式逐步完成資本積累,結果是收益增長慢,農、輕、重難以平衡有序的推進,最終陷於「短缺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資本積累」,由擴大再生産循環擴展至「生産要素資本化」。由此揭開大規模的資本循環大幕。其中最爲典型的「要素資本化」方式是「土地財政」。國有土地的資本化,又勢所必然的將「政府權力」捲入其中。結果可想而知,權力被資本吞噬,政治生態徹底轉爲「資本生態」,腐敗如洪水猛獸般在黨、政、軍蔓延。「資本積累」這一關卡,終於使大批「見錢眼開」的官員卡在了「關前」。

 

從嚴治黨 走向「全面」

 

由上可知,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够實現黨紀黨規監管下的「清廉政治」,除了從嚴治黨,還在於構建了優良的「政治生態」,而優良「政治生態」的培育,又仰賴「社會生態」的安全。當然毛澤東時代有著特殊的內外原因。今天重治黨內「政治生態」,雖已抓住「治本」之關鍵,但是,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環境已由封閉走向開放,經濟活動已是社會的普遍的基本活動,資本也已將社會各類資源全面裹挾。在如此社會生態環境中,加强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亦非易事。

 

因此,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必須全面,所謂「全面」是指,不僅黨內政治生活要嚴格,社會生態環境也須同步治理。因爲任何執政黨自身建設的目的都在完善和保持黨的領導,治理社會。中共作爲長期執政的黨,更應將黨內自身建設與整個社會系統的調整融合爲一。面對資本侵蝕,首先應將資本重新歸於市場,使資本擴張與循環過程僅限於規範的經濟活動範圍。資本歸於市場絕非阻礙資本運動,而是給予資本應有的廣大活動空間。屬市場的歸市場,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3年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决議」做出的這一重大决定,早已明確曾經干預市場的另一隻手:政府之手必須退出,騰出全部市場讓「無形之手」促進「資本」充分釋放活力。這不僅對資本運動和市場化建設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而且更是在爲整個社會系統的整治創設基礎條件。有了「經濟活動」的規範化,才可能培育起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優良「生態環境」。

 

所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既要有黨紀黨規規範管制,也要有整個社會系統的良性支撑。有鑒於此,六中全會把從嚴治黨推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環節,看似只是針對端正黨內作風而採取的措施,實質已在牽動整個社會生態系統良性運行,因爲,社會是一個有機系統,黨內「政治生活」的規範化、嚴格化,也會帶動著整個社會系統的制度化、規範化。從這個意義看,一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大劇正在開啓。

 

當中國邁入「世界經濟核心圈」後,需要一場真正的深刻的自我提升式變革,以應對日益複雜的世界格局演變。2016年世界已進入了「黑天鵝湖」,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想不到的「黑天鵝」一次一次飛起絕非偶然。英美兩個「日不落國家」的非常之舉,以及突然轉身,證明世界已經在「變」。能否適應這場世界大格局之「變」,考驗著中國的定力和能力。

 

六中全會,在國際國內戰略格局悄然變化的敏感時刻,爲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先期完成了一次壯麗的轉身,開了「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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