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發財與發言

文/英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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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大潮之下「一切向錢看」,知識分子該怎麽辦?堪稱當代知識分子代表的袁偉時曾給過一個四字回答:「發財、發言。」發財就是發展企業經濟,企業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在經歷過大革命的中國,只有奠立牢固的企業基礎,整個社會才能避免再度回到極端思潮主導之下的革命狀態。發言就是以公民的立場,對社會發言,監督權力者、關懷弱勢群體、鼓吹正義、激揚高尚德行。袁偉時的回答堪稱經典。

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袁偉時
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袁偉時

也正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有大量的知識分子下海,開工廠、辦企業,有別於之前80年代的草根企業家,他們更有知識與見識,他們的努力對於推動中國之後的崛起居功至偉。他們是另一重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於中國尚未完成的轉型事業來說,也格外重要。

人類文明向前發展,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各國政府代表、學者、社會領袖人物共同商議出來的《世界人權宣言》說,「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經宣佈爲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二戰結束已經超過70年了,但是這樣的世界並沒有到來。包括在中國。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和匱乏、享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依然是中國的轉型目標。

那麽,是誰在阻礙著中國的轉型呢?按照以胡喬木爲代表的中國革命史觀建立者來說,兩個因素,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如何打敗他們呢?毛澤東的回答是「不斷革命」!結果不斷革命的後果是出現了損失慘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顯然,革命史觀派的觀點並不對。

三個關鍵:自由、穩定、融入世界

轉型的關鍵是什麽?袁偉時給出的回答是,「真正要轉型一定離不開三個關鍵。」他說:第一個是自由。首先是經濟自由。19世紀,中國轉型困難的根源就是不給中國人經濟自由。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推手,但在一些行業搞壟斷,民間不許辦。例如,他在上海辦紡織廠,就申請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辦。張之洞看不過眼,說我也辦一個,在他任兩廣總督時在廣東辦,1889年調到武漢當湖廣總督,就搬到漢口辦。但他們都不允許民間資本辦。

再看看現在,爲什麽中國自主品牌汽車那麽落後?准洋人辦了,但長期不准中國民營企業家辦。爲什麽家電一下就發展起來了?因爲開放和自由。自由、開放得晚的,就發展得慢。創新的關鍵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許人們胡說八道一番,不支持討論,小孩從小膽小怕事,就培養不出現代公民獨立自主敢做敢爲的精神。沒有自由,沒有懷疑就沒有創新。用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論斷來說:「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歷史就知道,沒有自由的地方就沒有發展。

第二個關鍵是要穩定。中國近代歷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時期,但是不穩定;主要的不穩定因素是民族主義極端勢力。第三要融入世界。

這三個因素並不是現成的,需要人民去爭取。如何爭取?在中國,革命的手段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後就被否定了,那麽只剩下改良手段。從世界歷史能看到,經歷改良而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走的緩慢但平穩。如英國,18世紀時英國國會選舉依然一塌糊塗,議員席位可以買賣;言論自由也沒有得到保障。一直到19世紀,英國的言論自由才確立下來,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選舉權;美國的婦女則到1920年才得到選舉權。轉型的歷程是很漫長的。但一旦通過改良而實現,社會將不會再次倒退。

轉型過程會有大量腐敗現象

而轉型,必然伴隨著新舊規則的交替,社會一時要出現衆多灰色地帶,這會給腐朽墮落之徒留下投機取巧的機會。因爲人性的原因,轉型過程中一定會有大量腐敗現象出現。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一場偉大的轉型之路。而十八届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反腐敗運動,在清剿腐敗分子之際,也讓人民看到腐敗範圍之廣、之深、之嚴重。反腐過程中,一些下海的知識分子商人,也捲入了腐敗大網。

但反腐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於中國社會要成功實現轉型,走向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社會。現在,隨著反腐的深化,看到腐敗分子一窩一窩的出現,甚至連前任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也成了腐敗的碩鼠。有一種觀點認爲,中國社會應該向回看。有人開始把毛澤東時代的清廉拿出來與當下的腐敗做對比,其潜台詞,顯然今不如古。

應從改良入手不應冒進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改變,就是改革。所以想對社會整體進行調整,那是革命的思路。一個國家是很複雜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時共存的,兩者必須經過反覆博弈才能消滅這些黑暗現象。不能因爲突然覺得黑暗過於嚇人,就想著讓社會進行一次從頭再來的大變革。文革爆發到今年,剛好五十周年。文革中舊有的幹將,早已凋零,最後一個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也剛剛辭世。但當今社會,依然不乏一些人想重新評價文革,比如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就發表文章說:「《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可以說,文革的苗頭還有。

袁偉時說,知識分子應該發財和發言。過去二十年可謂發財的好時代,但現在,社會轉型之路再度出現困難,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發言的責任或許更大了。對於下海的知識分子來說,發言的意義不僅在於介入公共事務,表達社會情懷與理想,還在於這是維護自身過去幾十年所積累的財富的手段,更是繼續維護一個走向轉型的正常社會的要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所推動的改革,是官員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革命,是政府體制和司法制度的大變革。推行起來肯定很困難,但不管有多大困難,都要把這些會議決議中的東西變為社會現實。這是早就應該進行的變革,不能再喪失時機了。袁偉時說:「轉型太難。中國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還要經過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轉型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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