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之後，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用「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帶過了「九二共識」，國台辦稱之為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事實上沒有完成答卷的不只是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府，亦是整個台灣——而考題也不只在於官方論述對兩岸關係的界定，更在人心：今天的台灣人對中國究竟還有多少認同？從這個層面來講，白狼就像個孤膽英雄，這些年來，太陽花也好，保護黃安也好，他出現在媒體上的每一次行動與建言，都在孜孜不倦地捍衛他所相信的事：台灣跟中國是骨肉情緣，血脈連著心魂，無從分離。我們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一個中國的大中華敘事在當下台灣社會，絕非主流。但白狼並不理會別人怎麼說，他不厭其煩地用身體性的表態與投入，去告訴更多人他的信念：兩岸本是一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則是時事所趨。也許人們聽不進去，也許獨派嗤之以鼻，但他依然「孤身走我路」，帶著理想主義的家國情懷，去推進那個中華統一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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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年汪辜會談達成「九二共識」[/caption]
這樣堅定的相信，宛如信仰。無論你認同與否，值得付諸敬意。而如果好奇探究下去，究竟是怎樣的生命脈絡淬育出了這位在台灣長大的江湖大佬血液中如此堅定的中國情懷？或許就不只能讀懂張安樂，更能對和他那一代人命運不可分割的歷史語境多上幾分理解。
比月亮更遠的大陸
情懷源於經歷和人生境遇，而童年當然是最初的起點，家庭教育首當其衝。小時候，張安樂母親買給他的兒童讀物裏，談的都是中國的古典故事，像《刺客列傳》豫讓的故事、塞翁失馬、黃粱一夢等等。母親從小在床邊講的故事都是歷史。第二個教育，則由學校帶來。「白狼」張安樂接受《超訊》獨家專訪，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去上課，走廊裏面的畫像都是文天祥、戚繼光，所以我剛開始一來大陸很不習慣，一看到處掛的畫像都是四個外國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我的定義那是兩個書呆子、一個騙子、一個強盜。」
張安樂是跟著台灣經歷成長的一代，而從小聽父母講的卻是大陸的故事。他父母都是山西人，抗戰勝利後全家回到南京，他也在南京出生。1949年初淮海會戰，那年大年初一，父母帶著才一歲的他逃難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再取道杭州，風塵僕僕一直走了一年。張安樂的兩歲生日在海南島度過，其後才從春寒料峭的高雄登陸台灣。而他初到台灣的印象是父親一直在說，在這寶島，三四月時，居然路邊能吃到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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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和李登輝關係密切[/caption]
「從小就會聽我父親講，我大陸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然後就記得我父親常講，他把希望寄託在朝鮮戰爭時被美軍俘虜的21000個中國戰俘，因為其中有14000個送到台灣。我父親就說，會不會我大哥也是其中之一過來了？」直到多年之後，張安樂讀大學念書遇到許多僑生，才費盡周折請人幫忙聯絡到失散多年的哥哥，原來他的大哥已經替父親添了九個孫輩，五男四女。
人生大概就是一種註定，而張安樂的人生，從一開始就註定牽繫兩岸。
大陸對他來說，最開始意味著什麼呢？張安樂告訴《超訊》：「應該是小時候經常做夢，夢到我回大陸了，但夢到的大陸場景跟現在是不一樣的，我居然把當年在台灣念書的校園變到大陸了，當年大陸對我們來說，就像我給我表妹信中所寫：『既熟悉又陌生，既親切又遙遠。』」
宛如那個長安近還是太陽近的故事——究竟月亮近還是大陸近呢？對年幼的他來說，月亮天天看到，大陸卻看不到。從小因為家庭與學校教育培養出的對大陸的感情，令他完全能體會到侯德建寫《龍的傳人》的心境。張安樂說自己發自內心感謝父母的教育、國民黨學校乃至當時的社會教育，讓他知道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因為一直想了解大陸，所以張安樂一度透過同學的關係，偷偷溜進政大「研究匪情」的東亞研究所。「那時候他們有一層樓全是大陸的簡體書，我一看都是什麼書呢？是大陸的歷史課本。上面寫：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倒美帝野心狼那些。但就覺得讀大陸的歷史課本，好像中國歷史上沒有好人，都是壞人。孔子也是奴隸主的代言人，反而那些流寇變了好人。」這種認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張安樂後來的命運走向，我們當然無從稽考。但大陸歷史課本給他的印象就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也就算了，黃巾起義我們是講黃巾賊嘛，那也算了；接著流寇李自成張獻忠也變起義，好人都是我們心目中的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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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樂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caption]
而大陸課本與台灣課本的不同之處是會去講中國人什麼時候發明了水車、畢氏定理等等，總體來說講勞動人民的歷史比傳統歷史更多。於是張安樂也開始漸漸明白：「原來同胞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因而他對大陸也更興趣濃厚。
從竹聯幫到美國歲月
張安樂初中讀的是台灣最好的中學建中，初一初二都考第三名，到了初三時，他突然得上兩側中度開放性肺結核，必須休學。休學半年耽誤了高中聯考，呆在家裏看到大家都開學又覺得無聊，於是去補習班補習。也是從補習班裏，他開始接觸到兄弟。休學重新復學時，張安樂考中自己的第四志願：建中夜間部。回到建中第一天就血氣方剛跟人打架。也開始逐漸接觸到竹聯幫，在彈子房見到兄弟被憲兵用木棒打，他就敢直接去捅憲兵，以殺人未遂被移送到地檢署，轟動全校。
「按道理講，我們外省人在當時的台灣沒什麼出路，我們的土地留在大陸，而本省人有土地有產業。所以我們也就那幾條路：能讀大學的讀大學考公務員，能找工作的找工作，可當時招工都限本省，再不然就去讀軍校或者跑船。哪像我們，就出來混兄弟太保。」
為什麼叫太保？其實源於早期流亡學生到台灣，他們成立的13太保，本省人則叫角頭。張安樂的父母都是軍公教出身，也無法理解兒子在做的事。少男好勇少女好美，其實只為青春不留白。竹聯幫是學生幫派，一般的兄弟讀高三時自然就會脫離幫派，去當船員或讀軍校，但張安樂的人生，卻因為入讀淡江大學後結識了他口中的台灣第一美男子「旱鴨子」陳啟禮師兄，而一路與江湖事纏拌了大半生。
讀淡江歷史系的前三年，因為性格仗義人脈光結，各路人馬都找上門來請張安樂去擺平糾紛，到畢業時準備當兵要考試，結果他發現自己留校察看連考試資格都沒有，也不曉得接下來要做什麼，意外看到學校佈告欄上歐洲研究所的招生簡章，拿了同學的筆記回去準備了十天，居然就以第一名的成績被研究所取錄。
研究所期間他經營梭哈場(撲克牌賭博)，一嘗到甜頭，論文也不寫了，從此就在江湖上搞賭場，看著銀行的存摺起起伏伏往上升，有一天張安樂卻突然覺得：「我人生就是金錢遊戲嗎？」他記起列寧講過一句話：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一條路，是由北京經過加爾各答。「我就想，從台北到北京這條路，應該台北-美國-北京。正好當時大陸開放留學生到美國，革命的推動者都是留學生——辛亥革命是留日學生發動，第二次共產革命是留歐留蘇的跟英美的鬥爭。我想，第三次要改變中華命運，也是留學生，但是不要革命了。我是反革命。我就想這些留學生，將來是讓中國脫胎換骨的一代人。我想去美國跟他們在一起。」
張安樂想要去北京，而他心裏清楚，自己在台灣一個黑社會，要想去大陸就得先去美國拿到博士。「而且野雞大學還不行，因為當年大陸送去美國的都是訪問學者，而且都是工農兵學員出來的。送的都是哈佛、史丹福、伯克利這種。」於是他去了拉斯維加斯兩年，潛心唸書，從不進賭場，直到得到一位史丹福教授的推薦書。
初到史丹福時的興奮感源於可以遇到大陸留學生。可要怎麼認識呢？當時曾創辦《中國之春》的王炳章去史丹福演講，張安樂就去了。「那天他講完以後，一個大陸學生發言，這個人叫楊明輝，個子高高的。他說：『我知道我們國家落後，所以我們出來學習，我們是要回去建設，不是像你這樣在外面污衊我們國家。』他講話的時候眼睛紅了，都是淚水。我看了很感動。結束我就跑去跟他握手。」後來張安樂和那批中國留學生關係很好。好到《中國之春》來找他，他還幫忙安排了楊明輝跟王炳章見面。
幾十年後，《南方週末》訪問白狼，他重提楊明輝時才得知楊已是美國公民，並未回去「建設中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選擇留在美國呆很正常——而白狼看不慣的，只是那些刻意破壞兩岸文化交流的人。
愛台灣，更愛中國
白狼更直指，今天台灣這樣子，台辦要負責任。「為什麼台灣藝人可以在大陸那麼受優待？九把刀你把他捧上天；張愛玲的情人是漢奸，她寫了這麼一個可歌可泣悲壯的故事還被拍成《色·戒》。反過來說，大陸的宋祖英來，台灣會讓她演出嗎？你把台灣藝人捧上天，自己賤嘛。」他認為，正因為大陸這種潛在的自卑感，台灣才更有優越感。
而他覺得這樣很窩囊，島內也是每個人都怕綠色，稍有微詞就被媒體塑造成全民公敵。他常和台灣人講：做阻力還是助力，只存乎一念之間。如今島內的狀況是：對等的和平統一幾乎不可能。「因為年輕人他已經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了，我不是中國人你和我談什麼統一？」所以他更認為台灣的情況危急——綠營起碼思想統一，民進黨台聯時代力量，都以台灣共和國為目標不，而所謂的泛藍陣營，卻根本沒有統一思想。
而各自打著中華民國招牌的藍綠陣營，看在張安樂眼中，其實是一丘之貉，都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大陸沒有關係。「綠」的圍牆是台灣共和國，只是客觀條件不允許；而「藍」的圍牆則是中華民國。他說：「藍營常常蠱惑大陸，大陸不知道怎麼回事，反正就是中華民國。像藍營裏新黨算是有中國意識，新黨在北京叫得比誰都大聲，可一回台灣就高喊我要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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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統一促進黨發動遊行示威[/caption]
也所以，才會有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理念。張安樂指出，今時台灣，沒有一個人敢說「我就是正紅旗」。
「所以現在說什麼是統派？台灣的統派就是要堅決支持一國兩制，當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台灣也有，但像說我的底線就是要一國兩制。」在舉正紅旗之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白狼個人絕對深有感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意義在於它令中國的百年恥辱——包括國共兩黨，都團結在這面旗子下，打敗了日本光復了台灣，。但他更坦言：「這面旗子，任何人抹殺不了，台灣走向民主就是靠這面旗子，但是我更愛中國。」
在他看來，很悲哀的是，中華民國四個字，早已變成台獨的護身符和兩岸統一的絆腳石。因而他在台灣一直強調：「我們是中國台灣，中國是母親……要不是中國大陸，釣魚台我們現在也不能保護，一直都是中國大陸在保護。」他也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會對台灣香港澳門這麼寵愛有加，這些地方的年輕人可以隨便到大陸去創業。「馬英九在2008年講過說他當選以後，絕不讓大陸勞工進台灣，但大陸聽了也就哈哈一下。」同樣的話，台灣難道敢對美國去講嗎？
所以張安樂總是試圖告訴人們：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舉正紅旗？因為台灣對國家定位不明。他覺得此前備受壓力的洪秀柱其實講得不錯，但畢竟洪要承擔國民黨內的壓力。而大陸包括台辦的態度，他又真的很看不起。他熟讀中國歷史,拿七國之亂舉例,「當時漢景帝時候有個晁錯，以吳王劉辟為首的就發動了齊國說晁錯挑撥我們宗室感情，我要起兵殺他，有人建議漢景帝：晁錯挑起矛盾，要殺晁錯息眾怒。漢景帝把晁錯殺了，但人家並沒有退兵，看，你怕了吧？照樣打。後來靠誰，靠周亞夫平定了。」
他認為今年1月台灣大選前的黃安事件裏，黃安有點類似晁錯，因檢舉台獨引起眾怒。「所以大陸害怕了，開始像對晁錯一樣，新浪把他刪掉了。讓周子瑜上了中央電視，不讓黃安回來。可是息眾怒沒有？沒有，人家更囂張了，最後要靠周亞夫，誰是周亞夫？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這麼簡單，這個歷史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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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人黃安[/caption]
而七國之亂平定後，中央把諸侯國的權利拿走，從此大一統觀念形成，中國也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因而他堅定相信：分裂是暫時的，統一是正常的。又譬如在歐洲，查理曼大帝在西八百年統一歐洲，可後來他的後人分到東法蘭克、西法蘭克，也就是德國法國，再分下去就是歐洲今天的情態。張安樂認為，歐洲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但正正因為分裂為太多小國，才無法與美國抗衡。「你沒辦法整合，因為分裂那麼久各有各的語言。人家常和我講，你把黃安比晁錯，太高了，我說事情的同質性很高，因為晁錯也有錯，在台灣他人緣不好的，每個都在反他。但我覺得那個不重要，我們就事論事。」
或許當時他那樣堅定撐黃安，只因為在「統一」路上敢站出來的人太少。「你說黃安投機，但什麼叫投機？那些在北京一國兩制喊那麼大聲，回來又要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人，不投機嗎？但黃安沒有啊，他從頭到尾就檢舉台獨啊，他沒有到台灣說我愛台灣啊，沒有啊。人家說他背叛台灣，他說自己祖籍是漳州——這才是不忘祖。沒有錯啊。只是這個事情我很遺憾，本來可以畫個完美的句點。但台辦給他壓力，他畢竟不是我，要面對這麼的大壓力不容易。」
而張安樂自己在堅持的主張和觀念，同樣一直在面對台灣社會主流輿論的不理解。他的執著，有時會讓人覺得有點傷感。「我從來沒有無奈和挫折兩個字，在台灣就我把《大中國》這首歌唱到大街小巷，我們是宣傳科，《大中國》我給他加了一段，大中國你會唱麼？ 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那這首歌呢可以改成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印度，兄弟姐妹有很多，景色也不錯。也可以改成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巴西。對不對？人家也是地大物博，地大人多，也很有特色。我加了一段：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香火綿延五千年，世界我第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創我文明，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導我人生。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導我人生……」
多添上的這一段，其實是張安樂的半生心緒之寫照。「我二十幾歲開始周遊世界，最後我又回到了中國，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中，走了一圈，我發現真理就在我們中國的儒墨道法，道家讓我輕生死，墨家教我行俠仗義，儒家教我待人接物，法家教我認識政治現實。所以我那時精神已經武裝了，沒有無奈跟挫折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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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樂計劃打造基隆為一國兩制典範[/caption]
反而真正讓人感到感慨萬千的，是他和他的團隊在「統一」這條路上碰到的很多問題，不是源於台灣而是來自大陸。但政治現實如此，他只知道，認為對的事就該一直做下去。「兩岸的和平統一已經很難了，因為島內已經沒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發展一支紅色部隊，或說紅色力量，最起碼可以在島內起到牽制作用。」張安樂直指，如果島內一片綠，每個都要台獨，對大陸非常不利，對國際環境也不利。
那需要牽制到什麼時候呢？「當太平洋兩岸可以保證互相毀滅以後，就是兩岸互相統一之時。」
簡單來說，就是當大陸發展到可以和美國互相毀滅時，大陸就可以跟美國坐下來談台灣問題，下個最後通牒，談好就可以一國兩制，談不好就軍事管制。「我們要做的是希望不要在這段時間在台灣爆發衝突，要一股力量牽制，我們現在五萬人，立場堅定不會隨風倒，而其他人基本都隨風倒了。所以這股力量很重要。所以我還要繼續努力，因為現在來不及了，因為現在大陸的政策沒有想到鞏固發展壯大。現在的依靠物件不是靠階級而是看感情，誰對大陸有感情誰有中國情懷，誰就是依靠物件，現在大陸疏忽了這一點。」
以長遠來計，在台灣目前較綠化的情勢下，張安樂接下來的方案，基本上就是：公益、公益、公益；文宣、文宣、文宣；組織、組織、組織。他很清楚，要先做公益。共產黨當年的成功靠三個字：分田地，其實就是公益事業。他打算以自己目前的資源，成立一個華夏關愛基金會。因為「做公益，大家會看到。統派活動，媒體一般不報道，但公益來了，文宣就跟著到。」他更強調，要有紅色文宣，有一個紅色平台，這樣才能帶動發展；特別是既然大陸有那麼多資源，做公益也要透過紅色奶嘴——否則大陸牛奶是紅色的，但透過綠色的奶嘴吃到嘴裏，人家就只認奶嘴。
根據地的思想，也是切實考量。張安樂說：「我的資源有限的，所以我能做的，是我們現在先有個根據地的想法——下次選舉時集中地方建立一個根據地，叫『一國兩制，基隆先行』，為什麼選基隆呢？因為離台北近，資源方便、人口少、地方小、好集中。」而更重要的是，基隆是一個港口，它離不開大陸，或許以此為根據地可以為一國兩制帶來垂範。
雖然目前仍是抽象觀念，但他依然覺得是可為之事。而也唯願，這條也許註定風雨漂泊的孤單心路，未來他依然走得無怨無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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