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中日關係全面回暖。我們可以選擇鄰居,但無法選擇鄰國。因此,如何讓中日關係從緊張走向正常,甚至走向融洽,是兩國都亟待解決而又無逃避的問題,尤其在當前一帶一路政策全面推進和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更全面的瞭解日本,更客觀的看待中日關係,都是當務之急。於是,借參加日本議會早餐會的機會,我開啟了這次迷失東京之旅,希望旅行結束時,對以上課題,能有一個相對清晰的答案……

迷失東京D1

對不起霓虹國,你讓我失望了,踏上東京第一天,成田機場規模不如中國地級市,衛生間整潔不如臺灣。但晚上日本老哥蔡會長(蔡金城的嫡子,自行百度)卻讓我感受頗深,最隆重的禮節和最原始的味道(日本人的極至禮貌和食材的原味體現),日本人的極端可能在唇齒間體現最深,繁文縟節和世事本原,最鋒利的餐刀(100萬百元)和最美味的和牛,就像俳句和AV一樣,像菊與刀一樣,像宮崎滔天和東條英機一樣……

迷濕東京D2

今天東京下雨了,有點濕,所以改迷濕東京了。利用開會之前的空閒時間,去了一下靖國神社,去之前心情很複雜,去了之後更複雜了,原因有三:

1.靖國神社處處都有中華文化的烙印,“靖國”一詞由明治天皇命名,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而神社內唯一一座雕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軍事家大村益次郎祭文也都是中文寫的;

2.神社說是祈願和平,祭奠的都是為日本國家犧牲的軍人和平民,實際上85%以上的死者都與各個階段的中日戰爭有關,那你說它紀念的是什麼歷史;

3.參觀者中有不少年青人,不論是否是遺族親屬,但參觀完畢都會恭敬的行一個鞠躬禮,讓年青人不忘歷史,人家是認真的。

也是今天,還到訪了著名的內山書店,與同行的臺灣好友一起感慨日本和中國關係是真的微妙,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臺共初創,台獨興起,都和日本有關,中日之間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安倍訪華,看看吧,又有什麼新招式,新動向。

迷失東京D3

今天的主題是會議,各位大佬輪番上陣講話,充分體現了東京早餐會的特點(華盛頓早餐會強調政治,歐盟早餐會突出宗教,東京早餐會則主張融合),有津島派會長,有副外相,有現任參議員,有前義大利駐日大使,還有臺灣民進黨創黨元老朱高正,幾點感受:

1.日本門閥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津島派已經失勢,而且津島雄二會長已經88歲高齡,但當年自民黨最大派系掌門人的風範尤存,各位在任不在任的高官或議員對他都尊敬有加,老人家也勁頭十足;

2.日本官員格局仍然太小。副外相扯了半天,中日美關係不聊,安倍訪華沒談,關心的卻是在敘利亞被釋放的日本自由撰稿人,關心國民沒錯,但畢竟這是國際場合;

3.還是朱委員有水準。上來就中美關係縱橫捭闔,宣講一帶一路的同時,順便狠狠的教育了在座的歐美人士,1985年朱委員在德國攻讀博士時,就提醒了德國學者,現在不好好研究中國,30年後肯定後悔。當然,最令人欽佩的是,朱委員一直在講“我們中國人”,其實在國際場合,他就是講臺灣、中國大陸也可以理解,這和有些在臺灣說臺灣優先,在大陸講兩岸統一的人倒是不一樣,從黨外運動的元老先驅到祖國統一的積極推手,要為朱大哥點贊👍!

迷失東京D4

兩天會議結束,開始日本社情風土調研之行,一整天行程都很充實:到了東京北部百多公里外的鄉下-琦玉縣,既路過了兒子小時候喜歡的蠟筆小新生活的春日部,也目睹了日本泡沫經濟破產時不誠信籌資人誠信破產的慘狀;既目睹了日本整體經濟的下行趨勢(這可能也是安倍頂著美國壓力訪華的主要原因),也感受到日本友人蔡會長賢伉儷的深情厚誼(請兩岸三地代表在新宿最好的歌舞伎町-光林坊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肉欣賞最好的三味線〈其實也是中國的三弦琴〉);既體會了初秋淺草寺的美麗,也瞭解到東京某些寫著喝茶(喫茶)的店鋪其實並不是茶樓😉。

晚上和朱高正委員的公子仰丘兄閒聊時,聽到他一個有意思的觀點:大阪風災時中國領事館對關西機場同胞的救援很好,但其實可以更好。是啊,我們都覺得讓所有說中文的旅客上車,是暖了臺灣同胞的心,但如果再儘量多找點車,讓其他國家的乘客也得到救助,是否會更好的樹立中國的國際形象?虎父無犬子,朱委員後繼有人,而且有青出於藍之勢👍。

當然,我還有更陰暗的一面,我其實更想看看在這種僧多粥少,人多車少的情況下,在大災大難,大是大非面前,一些所謂的先進文明國家的遊客,又能照射出怎樣的人性光輝?

附:另外不太理解的是,東京最好的外交官活動的夜店,為什麼擺的都是中國人認為壕才喝的十三路易的😂?

迷失東京D5

安倍滿載而歸,結束了中國之行,我的東京之行也順利進入了尾聲。從兩國發佈的52項合作協議中,我們可以預見,中日關係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雖然未來兩國關係發展可能還有變數,但從歷史淵源和地緣政治角度分析,中日之間命運糾纏卻已是定數。尤其是今天跟隨朱高正委員探訪了他的先祖之一-明末大儒朱之瑜(號舜水,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為“明末清初中國五大學者)在茨城縣水戶市的故居和墓園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舜水先生輔佐明末和南明三任皇帝反清複明不果後,只能遠走東瀛,意圖積蓄力量,以待後勢。可是卻在水戶為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家康的孫子、政治家、儒學“水戶學派”的始祖)尊為國師,並成為包括著名歷史學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東守約,日本儒學古學派的奠基人、江戶時代著名哲學家伊藤仁齋,以及江戶時代著名經學家山鹿素行、木下順齋等日本名人的老師。特別是其指導編纂的《大日本史》中極力鼓吹宣傳的“尊王一統”學說,直接推動影響了二百年後改變日本國運的“明治維新”運動。因此,他也被德川光圀安葬在歷代水戶藩主的家族墓地瑞龍山的最中心位置。同時,他在日本堅持複國運動,也給後來同盟會在日本的結社,遺留下很多歷史淵源和人脈資源。

梁啟超在其雄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如是評價朱舜水:

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淹貫的學問,極肫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動力實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圀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大業,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圀之學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維新致強最有力的導師。

不過,他在日本雖受人崇拜,但他也敢於批評日本人心胸狹隘、“量窄意偏”,日後必為中華之禍,“不佞視貴國人,……嘗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而這在今天探訪的德川光圀創建的水戶學興學之地弘道館的介紹中可見一般,全文未提舜水先生一字,甚至強調《大日本史》是德川自身開創編纂,相比當年德川對舜水的尊重推崇,今日之日本某些史學觀點真被舜水言中,不知先生泉下有知,又會作何感想?

迷失東京D6

楓葉雖美卻臨寒冬
日出之國已近黃昏

有關日本“城市整潔無異味,道路乾淨環境美”(不是娘炮就是gay😂)以及服務業發達的贊許就不老生常談了,說點平時不常講的,也是此次東京之行所思所感的一個總結:

一.日本國家精緻有餘,大氣不足;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曾幾何時稱霸全球的手機,電視都被中韓全面超越(東京最大的電器城big camera中心看板是華為)。原因就是只吃老本,不願突破;建築精緻方便,但風格單一;導航普及卻落後(不知為何不使用更為精准的手機導航,沒高德您也用Google啊);公共交通便利準時,但設備陳舊(地鐵尤為明顯,安全遮罩門沒普及,自殺率這麼高的國家,難以想像);想不通為什麼架設電線還用電線杆,印象中只有印度才這樣。

由此感覺日本講求的是深度,精度,而中國強調的是高度,廣度,中日其實有很好的互補性,中國負責戰略,日本負責實操,但估計有生之年日本人是不會願意了,除非……😎;

二.社會老齡化嚴重

最後一天參觀日光德川家康東照神社和霧降瀑布,在職服務人員基本在60歲以上(包括六本木日本店的ちん),態度誠懇,服務周到,但的確讓人感覺晚景堪憂;

三、重視環保,深入人心

1.街上垃圾桶很少但卻很衛生(原因是避免遊客破壞垃圾分類,連酒店都沒有,弄得人家揣了根牙籤走了一天),白天看不到清潔工;

2.溫控感測器精確,空調品質好(風不大,降溫快,全球最安靜),號稱為了地球而環保,據同行的工業專家表示主要是溫控感測器精度高;

3.迴圈利用,再生材料多。但方便筷用的很多,不知是否可再生(據說都用中國的)。但沒有禁塑,據說現在使用的最常見的是乙烯等製成的可以焚化處理,燃燒後不會產生有毒物質,回去燒個試試。

四.社會老齡化嚴重,導致長照產業發達

老人進養老院很普遍,條件很好,對日趨老齡化的中國有啟示;

五.英語水準極差

特意問路時都找的30左右的年輕人,連across the street都不會,只知道“向こう側

”加用手比劃。英語最好的是副外相和最後一天的hato bus講解員;

六.個子確實有點矮,進門過街時感覺更甚,高速路比中國也窄了20公分,這還是喝了五六十年牛奶,不喝更完了,還是人種問題;

七.風俗業管理健全(此處略去500字😆)

八.日語應該會被淘汰,太浪費時間了,又欠精准。

參加幾次商務會談,我說1分鐘中文,客串翻譯的朋友要說2分鐘,我說您別誇大我的意思,他說我這敬語還沒說完呢😂

九.本土意識較強,不僅不承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暗中抗拒美歐的作用,但中華美食已全面侵入東京(甚至有蘭州拉麵和重慶小面😂)

文化上很少提到中國,除了漢字;歐美商品也不多,除了奢侈品。

結合安倍訪華之後可能帶起的經濟合作熱潮,個人認為除了代購(連面膜都TM限購了),電子、機械細分行業,長照,環保將會是近期中日貿易交流熱門行業。另外隨著日本積極加入一帶一路,中國企業去其落後地區投資的可能性在增大,相關縣市首長吸引中資的意願比較強烈。以上蹭一下中日關係熱點,浮光掠影,貽笑大方,僅供參考。


作者簡介:

李雨桐,戰略顧問和危機管理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學博士,政協四川省第十二屆香港特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澳門新紀元研究中心會長,《超訊》雜誌特邀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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