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財長行長會議 聚焦稅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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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成都召開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成都召開

2016年第三次G20(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順利召開。作為9月杭州G20首腦會議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別會議,財長和央行會議是G20現行「雙軌機制」之一的「財金渠道」的代表會議,對G20機制架構起支撐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次財金會議以國際稅收高端研討會拉開序幕,與會官員和嘉賓對國際稅收改革表示出強烈的期待。

此次會議由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吸引了來自G20成員國、嘉賓國以及各大國際組織的900多名代表參加,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稅收合作等議題。

當前世界經濟仍面臨著許多挑戰,如世界經濟復甦低於預期、依然面臨下行風險;英國公投「脫歐」造成的世界經濟不穩定等。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召開,能更好地在財金方面減輕這些挑戰對全世界的衝擊。

與今年前兩次的會議不同的是,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從這些問題入手,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落實了相關的政策,如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等,最終取得了成果。

國際稅收合作成重要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舉辦了稅收高級別研討會。這是G20層面首次舉行稅收專題的研討會,是大會的核心內容。研討會由中國財政部、德國財政部聯合主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協辦,邀請了部分G20成員國、嘉賓國的財政部長以及國際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進行討論。

將稅收獨立出來,做一個專題研討會的原因令人好奇。中國財長樓繼偉在開幕致辭中指出,世界經濟處於轉型的關鍵時刻,想要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就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關鍵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則需要政策環境支持,包括增強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其中,稅收政策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全球治理體系來說不可或缺。這也許是本次會議單獨設立稅收研討會的用意。

共商國際稅收新秩序

研討會兩部分的討論分別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主持,各國財長與官員參與討論。參會代表主要持有五大類的觀點。

第一類觀點是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去驅動創新。

MF總裁拉加德總結了近期全球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和經濟環境惡劣的困境。隨後,她表示減免稅收可以有效地使企業投入更多在研發上,促進企業創新從而刺激經濟增長,所以應該將稅收政策側重於鼓勵創新。但她也坦言,即使鼓勵創新,也必須要注意把握尺度,避免由此而產生的不公平現象。

意大利財長帕多安認同用稅收政策來鼓勵企業創新,刺激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觀點。他認為政府需要削減開支,改善稅收的結構性措施。針對於中小型企業,意大利已經做了努力,施行了針對中小型企業的稅收鼓勵措施,使小型企業與大學合作,集中資源。而這一切都不是 「一劑良藥」就可以 「治癒」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來推進處理。同時,他還指出,稅收的靈活性要提高。在已經衰退的經濟體內,可以考慮降低首套住房的稅收來刺激消費。

南非財長戈登也要求要提高稅收政策在就業、創新等方面的包容性,應對國家公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第二類觀點是將稅收的確定性作為最重要的內容。

加拿大財長莫諾表示稅收的確定性是最為重要的議題,建議通過公布草案聽取各方意見的方式來減少不確定性。在周圍環境與情況出現變化時也需及時作出調整,但應該是謹慎的,確保整體政策的穩健。還要明確過渡性的規定,提高對新稅收政策的適應性,以提高整體的確定性。

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可了建立完善以及穩定稅收制度的重要性,但也指出稅務相關部門應該提高自身執行能力。這需要各方進行溝通交流,在國際上分享觀點和意見。針對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的框架雖好,但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執行。因此,需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稅制進行幫助和支持,提高其稅收制度的穩定性和確定性。

土耳其副總理西姆塞克贊同稅收要簡單、穩定的觀點,認為減少稅收不確定性是稅務工作的關鍵。稅收政策的穩定還有助於社會的穩定。為此,土耳其政府用稅收政策提高女性的地位,為女性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提高社會的穩定與包容性。

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馬克沁·奧謝金在俄羅斯面臨著嚴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希望可以改進對市場動向的預測。稅收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財政不可持續性,應該提前設立相關的稅收計劃和目標,避免未來發生意外。

第三類觀點是倡導加強國際之間的通力合作與相互協調。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會議上發言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會議上發言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點出了稅收對於協調全球經濟規則以及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性,總結了四項主張來推動國際稅收新秩序:一是要求各國密切關注全球税收發展動向;二是深化國際稅務合作;三是持續加強稅收能力建設;四是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

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希望各國可以注重長效機制而不是短期利益。他指出各國要在現有的稅收制度的基礎上改進。G20需加強合作機制,更公開進行討論,打破國家和國際的界線,落實不確定的內容。

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各國應該加強合作,達成雙邊合作協議。發展中國家應該制定更好的稅制來融入其他國家。

埃及財長阿姆魯則專注結構性的改革,並建議要努力使各個國家的稅收制度與國際稅收政策一致。

第四類是關注避稅問題的解決。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就將重點放在了避稅問題上。她介紹OECD的工作重點之前主要放在稅收透明性、應對稅基侵蝕和稅收轉移(BEPS)上,如今更加關注稅收政策的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可以驅動創新、推動包容性增長以及鼓勵貿易和投資。

南非財長戈登也提到避稅天堂使得避稅問題急需解決。

第五類是更加強調稅收在不同收入層次人群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提議可以對低收入工人收取「負收入稅」,由此來鼓勵更多的人參加工作。他表示解決稅收矛盾的關鍵不在於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徵收額度,而在於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同時,他還把焦點聚集在房地產稅上,呼籲越有價值、昂貴的土地徵收更高的房地產稅。

阿根廷財長蓋伊在實踐中提倡為貧窮人口、創業公司以及繳稅記錄良好的人給予稅收上的優惠。

澳洲財長莫里森強調了稅基包容性的重要性。要求各國謹慎處理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之間稅收政策的區分和銜接。

中國將改革所得税和房地產稅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除了對建立國際稅收秩序提出建議,還對中國國內的稅收現狀進行了總結和批判,表明了中國進行下一步稅收改革的決心。

在鼓勵創新方面,樓繼偉表示中國已經在兩方面使用稅收政策推動。首先是將營業稅改增值稅,主要針對如金融、建築、物流等產業,利於專業化,從而為創新做好鋪墊。第二是把企業研發支出所得稅加計扣除。最近,中國政府同意將政府研發的投入作為實施單位的收入,同時還出台一系列激勵研發、使企業機構和參與者能夠獲得股權的政策。

但在面對電子商務、數字金融等創新行業收稅過低的情況時,樓繼偉強勢地表達了 「不收稅就不鼓勵創新」的觀點。他指出數字經濟的徵稅問題急需解決。數字經濟從技術上利用互聯網逃避常規監控,導致無法對其徵稅。同時,數字經濟的社會影響力如今越來越大,也涉及越來越多的既得利益者,徵稅越發困難。對此,應該加強監管,講求公平的重要性,減少對資源配置的扭曲。

談及所得税和房地產稅收時,樓繼偉直言下一步會義無反顧的推進其改革,以解決包容性以及收入分配的問題。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現場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現場

解讀G20會議中国税收訊號

《超訊》認為,在國際上,成都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將稅收作為單獨議題做相關研討,體現出主辦方中國想要在稅收上與他國進行合作,與國際税收制度接軌的信號。中國正努力尋求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合理稅收政策,表明了願為建立國際稅收新秩序作出貢獻的決心。

《超訊》曾指出,經濟貿易全球化正處於下降趨勢。但中國願意以建立新國際稅收秩序為重點,將其作為中心議題在本國主辦的G20財金會議上推動,為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作出努力。這是中國間接推動全球化再次發展的重大舉措。

而在國內層面,電子商務及數字金融一方面因為稅收部門網絡技術的落後以及監管制度不完善,出現了無法徵稅的情況。但在另一方面,只要能讓技術跟上腳步,將制度落實,便可以利用在網絡留下的交易數據作為交易的憑證。相較於傳統交易,更加能使 「偷稅漏稅」行為無所遁形。

而在涉及 「社會影響力」以及 「既得利益者」的問題上,國家稅收部門一定要加強與其他部門的聯繫,對相關的監管漏洞以及徵稅困難問題進行處理,加強稅收的公平性,實現國內稅收的包容性。

在房地產稅收方面,《超訊》認為 「義無反顧」的執行房地產稅依然有難度。由於中國房屋產權的特殊性、實施後房價下跌的擔憂、技術上難以收集全面信息的短板以及民眾對於 「收稅」的反抗情緒都使得房地產稅的改革困難重重。而以上每一點都涉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 「義無反顧」雖表現出了改革的決心,但在正式出台之前,還有很多值得考量的內容需要花時間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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