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志:中國社會進入動盪期,有四大矛盾十大特性

文 | 紀碩鳴 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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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貧富差距擴大

2012年,十八大召開的前夕訪問了著名社會學者鄧偉志教授,當時他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發展失衡,出現十大社會矛盾,包括權力集中﹑社會不透明﹑輿論一律﹑腐敗盛行﹑貧富懸殊﹑變相世襲﹑道德滑坡﹑剝奪農民等等,這都堵死了政改之路。」四年過去了,看看現在的社會狀況,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在—些地區還變的越益具有特殊性、廣泛性、多元性和激烈性的特點。

近日接受《超訊》專訪,鄧偉志表示,矛盾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有。問題是你怎麼用本事將它化解在萌芽和成長之中。「你沒有本事或者你的出發點不正確,你就會把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火山爆發,難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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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

中共六中全會強調從嚴治黨,習近平在會上講話提到黨內出現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有黨員幹部對黨不忠誠、獨斷專行,有自由主義、山頭主義等,任人唯親、拉票賄選等屢禁不止,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薰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中共黨內的不正之風吹向社會,亦推高了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社會四大矛盾的十個特點

近一二十年,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水準的提高,加劇了城市病的爆發,尤其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社會矛盾呈現出多發、複雜的局面。鄧偉志指出,按深層次的原因分類,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主要有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這些矛盾呈現出以下十個特點:(1)從成因上看,具有複雜性、綜合性、多因性;(2)從形成過程來看,具有突發性、敏捷性;(3)從規模上看,有增大的趨勢,富有超大群體性;(4)從組織性上看,具有嚴密性;(5)從烈度上看,呈現出暴力化傾向;(6)從手段上看,出現智能化傾向;(7)從化解歷程上看,具有持久性;(8)從波及面上看,具有全球性;(9)從後果上看,具有危險性;(10)從週期性上看,具有間歇性、階段性、專題性。

鄧偉志認為,要破解社會矛盾,必須是多種手段並用,法律的、政策的、經濟的、行政的、道德的、宗教的,包括鄉規民約等等。更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學習化解社會矛盾的方法:學會做群眾工作、學會做社會工作。他表示這本來是黨的優良傳統,但在新形勢下,不但要重新強調,而且要有新發展。

 

為何政權維穩者變維權者

採訪期間,正遇到罕見的群體事件。來自中國各地的退伍軍人進京包圍了軍委所在地的八一大樓,這可能是群體性事件中最為特殊的一個維權群體,不僅突顯了退伍軍人的安置問題,也突顯了中國維穩體制出現問題,這涉及社會學中的社會控制問題。上萬退伍軍人包圍八一大樓要求保障退役後生活,涉及的面非常廣泛。來自全國各地,正值壯年,而且訓練有素,員警都未必能近身,如果真失控,後果不堪設想。內地公安在嚴控通訊、互聯網的情況下沒有一點預警,逾萬退伍軍人就在眼皮底從四面八方圍攏到京城。

這個特殊的維權群體,本來是政權的維護者,退伍後要為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與當局叫陣。鄧偉志想起來一件事情,大概是十多年以前,鄧偉志參加政協會議,中國今天的一個已被抓的腐敗者,當時是領導人,他過來講話了。講話的時候說道,當年有一批復員軍人當中的團級幹部在北京靜坐,怎麼勸也不走。最後,只好用武警來驅趕。這個貪腐官員說, 用武警來驅趕復原前的團級幹部,心裏不是滋味。他說道這這裏哽咽了。鄧偉志說,「一個腐敗官員的眼淚,我不知是同情弱者還是感到自己不安?」

 

為什麼政權的維護者反變為向政權的訴求者?「是因為你沒有善待他」。鄧偉志說,我們的平等意識比較差。儘管這些轉業軍人可能曾經是黨的幹部,是團長、營長,「但是在經濟平等、政治平等、社會平等、人性平等的情況下,不平則鳴。就算是難民也是這樣的。」
早前一段時間,鄧偉志在歐洲,看到的好多的難民,穿得比他好,戴的比他好,鞋子都比他的好,背的背包也好。面對如此難民,當地的老百姓當然心中不平。

這些年來,作為一個社會學理論工作者,鄧偉志一直對一個理念、一個原則心懷不滿。就是: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我們的原則。對這句話,從社會學出發,最初提出來時,鄧偉志就表示不認同。「你怎麼能把公平放在兼顧的地位。我查了三十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或者城市精神,沒有哪個國家說的是兼顧公平。有很多國家都把公平放在突出的地位,我們提出兼顧公平,作為原則,而且直到現在,誰要是批評不公平。堅持『兼顧公平』的人,就會引用上面的『原則』來頂你,他就會說提要求者是民粹。」

鄧偉志認為,中國對於民粹的批判也有不當之處。主張暴力,農民反對工人,這是當年的民粹,應該批判。如今,如果在民生和民主狀況很好的情況下,還對民生、民主不滿足,那麼這是民粹。「但是,在我們民主、民生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家提出要建設、加強民主、民生,就不是民粹。」

 

「效率優先 兼顧公平」召民怨

二十多年來,中國民怨很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兼顧公平。兼顧到什麼程度?鄧偉志舉例說,富士康的工人自殺在十二、十三跳時,大陸的媒體沒有批判性的報導。但台灣的媒體紛紛批評,指這是「島內之恥」,是台灣人的恥辱。鄧偉志批評,「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連事不關己的台灣人都不如。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強企業,把它搞掉,我的GDP呢?我的政績哪裏去了?那麼我就對他手下留情,不批判了。」

你不批判了,他們還是走了,把工廠往北遷。鄧偉志去北方視察遷到北方的富士康下的一個公司,問一位負責人,這裏的工人工資是多少,那負責人裝聽不見。鄧偉志堅持問。他最後說,全部加起來人民幣1300元。都十二條、十三條人命了,工資還是給的那麼低。工人加班加點,逼人家工作十二個小時、十三個小時,工人另外的時間沒有,和親戚朋友通電話的時間也沒有。回去倒頭就睡,據說一個房間的女孩,互相都不認識、都不了解。我睡覺、你去上班了,他們相互都無法接觸。心理上的壓力很大, 他就變成憂鬱症,然後就跳樓了。鄧偉志指,這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惡果。說到這裏鄧偉志說他想起恩格斯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ㄧ書值得再讀。雖然我們可以很自豪的表示,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老百姓處在經濟、社會生活最好的時期,但現在的社會矛盾及社會問題和以前不一樣了。前些年比較突出的是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的生存問題。現在矛盾突出表現在發展過程中的,生活改善了,有錢了,反而矛盾更具廣泛性,各個領域的矛盾都突顯。知識分子有他的矛盾、農民土地徵用、城市舊房拆遷等等,連協助解決問題、本該維護公平的律師有的也陷入被抓、被捕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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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知情權

貧富差距大 已達危險程度

鄧偉志指出,這是缺少公平的一個長期績累結果。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第二句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只有先富起來,沒有共同富裕。社會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貧富差距,0.4以上就是警戒線,0.5以上很危險了。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數據不同,一個官方指是0.4以上,國內學者說是0.5以上,國外的學者說達到0.6。這是其中的一種劃分、評分的方法。還有是十分法、五分法。「不管用哪種方法,都說明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相當之大,雖然不是最厲害的,恐怕在世界上都能算得上。這個是矛盾的經濟根源。」一個千真萬確的指標「人均」,在精明的窮人眼裏開始失效,他們說:「張家有財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家家都是張百萬。」

中國歷來對群體性事件有量化,最早以15個人算是群體性事件,後來30個人算是群體性事件,鄧偉志說,現在3千、上萬,沒有具體的規定了。過去我們群體性事件每年是28萬起,胡錦濤上台之後是27萬多起就是很大的進步了。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們今天的矛盾,其特殊性、廣泛性、多元性及激烈性,其強度和烈度都是不容忽視的。

甘肅康樂縣阿姑山,農夫李克英深愛的的妻子,事先沒有任何異常徵兆,用單刃斧頭的背部砍死了他們的4個孩子,然後喝下農藥自殺。李克英在給死去的妻子和孩子們放了禮花炮,燒了冥幣後,沉默地服下農藥,結束了自己30歲的生命。
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疑家中喝農藥自殺身亡。據報,4個孩子是四兄妹,最小的才5歲,他們沒有大人照顧,生前窮得只能吃玉米麵。鄧偉志對《超訊》說,「這擱在哪裏都是諷刺,你不知道畢節是我們扶貧的地方,這還扶什麼貧?」

矛盾的多樣性還表現在醫患矛盾,現在醫患有矛盾就打醫生。近年來,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暴力傷醫、殺醫事件層出不窮。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十來天時間,媒體公開報道的暴力傷醫事件就達12起,多位醫務人員受傷並有生命危險。鄧偉志指出,按道理來講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尊重醫生的,現在外國人也是尊重醫生的。「其實現在除了醫生本身的問題以外,很可怕的就是我身上有氣,但是我出在你身上。這樣就只能打弱勢的,有修養的人。」

整個社會一個戾氣、一種暴力,在各個行業,都產生一種負面效應。鄧偉志說:「我想強調這是一種積累,不是現在才出現、造成的。」

 

矛盾首先需要釋放宣洩

社會學強調社會控制,要以一個良好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秩序。但控制手段簡單粗暴,往往會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鄧偉志認為,控制要科學。出現矛盾首先需要釋放,讓他宣洩。兩個人,你對我有點意見,你說了,態度很好,那就沒事。反過來講,如果你對我提意見,提出來之後,我還罵你,你就要罵我了。反過來,如果你給我提意見,我還打你,你就要打我了。「這和物理學上的共振是一個道理。一定在小時釋放,大的時候才不會爆發。」

應學歐洲發展社會組織

第二個是社會救濟。要運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社會的問題,鄧偉志強調,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發展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基金。鄧偉志近來在歐洲時間較多,他向《超訊》舉例表示,德國有一個基金會,在50個火車站有救濟站。阿貓阿狗都可以來這裏吃飯。這樣的救濟站不需要來源,你需要就可以去吃。但是,吃飯的人可以不告訴來由,如果願意告訴救濟站來由,救濟站的人也會很高興。吃飯,洗澡,有的還可以睡覺、有的不行。都不用錢,不用登記。如果遇到來人涉嫌犯罪,員警是不能在救濟站裏拘捕他的,他什麼時候出去,你什麼時候在救濟站外面抓他。但規定吃飯只能吃半個小時,員警是有機會抓他的。

第三是要心理輔導,用中共傳統的方式,是做思想工作,談心開導化解矛盾。鄧偉志說,德國還設有電話諮詢的心理醫生。還配備有中國的心理醫生。你要是打電話來,也絕對不記下你的電話號碼。要是問你的電話號碼,那是犯罪的。來電如果說我想殺人、想放火,醫生只能跟你解釋,跟你做勸說工作。諮詢者知道不會記他電話,就講真話。「如果是當面諮間,情況緊急心理醫生可以報告。」鄧偉志認為,就是社會控制、社會秩序要多樣化,還要人性化,不能簡單粗暴。遇到矛盾,一個是給他安排住的地方,請他吃飯。然後不是用上下級的關係,就是用平常談心的辦法和大家談。「過去老共產黨,真的就算是老百姓罵他,他也不還嘴的。因為罵者有氣,講些氣話,我們就耐心地跟他講。不以勢壓人,以上級壓人,一定是平等的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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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低收入者在救濟站吃免費午餐

鄧偉志的父親在參加革命的時候,搞地下工作,住在連雲港的廟裏。敵人發現了,要去逮捕他。和尚就說你從邊門走。走了,邊門對角有家買鹽的店,有個婦女把他父親拉進小店裏去,然後,那些人在廟裏沒搜到,到店裏面搜。問,「這是誰?」婦人說,「這是我丈夫」。還有一次,國民黨的人要抓其父,當時老百姓把他藏著放糧食的堆裏面,上邊蓋上草。當時窩藏八路軍逮住是要治罪的,「人家為什麼要這麼做?你要是不對人家好,人家絕對不會這樣冒生命危險。」

共產黨和老百姓原來是魚水情,是一種共生關係。現在這種共生關係,大家看不到,不理解。鄧偉志表示,魚水情不能變成貓和老鼠的關係。「這點無論如何也要改變,用槍和暴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鄧偉志提倡:共生、共商、共決、共建、共用,再進一步提升共生……

 

從嚴治黨並加強社會監督

解決或者緩和中國的社會問題,鄧偉志認為要從治黨開始,中央都有了規定,除此之外,他更強調「監督」,他欣賞的一位瑞典的外交部長,人漂亮,又能幹。但在接待外賓的時候,點了鵝肝,超標了,就下台。德國總統的論文,被指有一部分剽竊,記者打電話詢問,他說,我們法庭見。這就是對記者不尊重,就下台了。「提高社會監督很重要」。鄧很贊成18屆6中全會講社會監督。有社會監督才是真從嚴,才是真全面,才是真自信。「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誰還敢貪腐?但社會監督的前提是透明,透光。
治理社會,治理國家,鄧偉很欣賞習近平所說,要給老百姓知情權、參與權,發言權,監督權!small-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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