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年度政治大戲「兩會」的焦點或者說份量最重的內容，可能便是這部快馬加鞭「三審」提交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審議的《外商投資法》。
相較於2015年的「版本」，新版本大幅縮水到提綱挈領的三千多字，保留了不少可資中國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間。不過，在中國打開對外大門40年後的今天，它的出現的確表明了中國政府清晰的姿態：是趨向於保守的「內向」發展，還是繼續敞開胸懷，與世界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兩種選擇無一不指向同一個命題：外資在中國的生存處境，究竟是更寬鬆還是更緊縮了？是更容易受到歧視，還是處境更為「公平」？
根據中國商務部公佈的數據，2018年1月至12月，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0,533家，同比增長69.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49.7億美元，同比增長3%（約合人民幣8,856.1億元，同比增長0.9%）（未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下同）


2017年全年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5,652家，同比增長27.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10.4億美元，同比增長4%（約合8,77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
2015年全年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6575家，同比增長11.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62.7億美元（約合7,813.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4%；
2014年全年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3778家，同比增長4.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95.6億美元（約合7,36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7%……
外資（外國直接投資，FDI）在華投資水準的穩步提升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公佈的《2018世界投資》報告稱，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接收國，其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也排名世界第二。
這一成績的出現當然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是毫無疑問，今天外資進入中國儘管依然有不少顧慮，甚至可能抱怨中國政府越來越「不禮貌」「不友善」，但整體來看，中國的投資環境的確在改善。
國際場合有比較權威的兩個統計數據，用於刻畫一個經濟體的外資吸引力。其一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和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佈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這是一個覆蓋10大類50細項的數據。在其公佈的數據中，中國得分在2000年至2001年大幅下跌，之後15年間便穩定保持在52分左右的水準，直到2016年2017年得分迅速由52飆升至57.4，繼而緩慢提高至今天的58.4，與世界平均水準僅差1.4分（上一次如此接近發生在2000年）。這表明，中國外商投資環境在近數年處於不斷改善的週期中。
而作為參照的是，進入21世紀後，美國經濟自由度指數在2007年至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前達到81.2分的峰值後掉頭下滑，一直到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政府上臺一度跌至75.1分（2017年）。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特朗普本人已經在醞釀對中國採取動。直到2018年8月份，延擱多年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特朗普執政團隊的強力推動下得以在美國國會通過。該方案表現出對外國資本尤其是中國資本的警覺甚至敵視。
特朗普表示，「這個法案提供新的授權，將能夠增強我們保護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尖端美國科技和知識產權的能力。你們都讀到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被其他國家盜竊。以後他們要這樣作就難了。我們正在加入許多的安全保障措施，而我們將大力抗拒外國收購土地，尤其靠近敏感軍事設施的土地。」
這時正是中美貿易戰觸發之時。
另一個權威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公佈的營商環境排名數據。根據最新公佈的《2019年世界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9）排名，在190個經濟體中，中國是過去一年進步最快的十大經濟體之一， 以73.64（修正值+8.64）的營商環境得分（ease of doing business score）由第78飆升至46位，在10個考核項中僅信貸、合同履行以及破產解決3項欠改善。
的確，中國在1978年打開大門後面臨技術匱乏、資金短缺等難題，傳統的僑匯儘管一直在增長，但對於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而言顯得杯水車薪。經濟開發區的設立意味著中國尋找到了吸引外資的最有效方式。中國各地政府利用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形成的「窪地」效應，以「招商引資」的形式吸引了港台資本投入（當然也包括技術）。
彼時，中國推動了「外資三法」及其配套細則，為了鼓勵外資進入，甚至賦予外資以更加優惠的條件，即所謂「超國民待遇」。然而，這種外資特殊論畢竟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理順市場公平秩序，繼續「善待」外資的傳統模式便難以維繫了。
《外商投資法》（草案）是在2015年出籠的。它回應了技術轉讓的「自願原則」，承諾外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可以以人民幣或外匯自由轉出」，代表中國試圖進一步調整和理順外資在中國市場秩序的地位。其方向整體上基於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推進，保持步調一致的。不過，如今看來，突如其來的中美經貿關係大談判，中國開放的整體步驟肯定受到了擾動，並就此做出一系列的調整。
影響外資短期波動的是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中美貿易博弈前景不明的狀況下，外資逃離的恐慌情緒曾一度給中國政府造成相當壓力，儘管此前中國政府在推動升級自貿區、邀請特斯拉等跨國公司進駐時表現得相當積極。此時，重提3年前草擬的《外商投資法》加快推進，即便不是刻意遷就，至少也體現了中國高層希望借此提振外資信心的用意。
當然，外資不可能再繼續理直氣壯地享有中國的特殊待遇保護，外資處境變化乃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外資環境不會更差。這只是比中國高層所計畫的週期更早到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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