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下“雙百”方針的現實意義 鄧偉志

70年來，中國的科學發展、文化繁榮，靠的是什麼方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真理是具體的，再好的方針都是有時效性的。在中國共產黨對各項工作提出的眾多方針中，堪稱歷久彌新之最的方針是什麼？是“雙百”方針。在政通人和的日子裡，“雙百”方針帶來了萬象更新；在風吹雨打的時候，人們思念、呼喚“雙百”方針。“雙百”方針提出那年是知識分子的春天。“雙百”方針有力量，有集群效應。“雙百”方針是對那些喜歡抹黑中國的有力回敬。“雙百”方針為國家增光。每個中國人都應當以中國的“雙百”方針為自豪。

“雙百”方針的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從共和國成立那天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像春風般地吹拂着祖國大地。國家的名稱建國前已形成共識，毛澤東已經喊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可是一屆政協會議修改了原有的共識，達成新的共識，定下了現在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壯嚴的國歌選哪一首？也有人有不同意見，有大人物提出：中華民族已經不再是處於“最危險的時候”。經過反覆討論多數認為還是以史為鑒，仍然選擇《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五星紅旗的選出，那更是充滿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烈氣氛。1949年4月登報公開徵求圖案，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初選委員會從收到的3012幅圖案中選了38幅印發全體代表討論。大家傾向於位居第一的是長江黃河圖案，但有少數人不贊成。依次審下去，最後把位居第32位的、已淘汰的曾聯松的圖案拿出來討論，很快少數人的意見得到多數人的贊成，這就是如今高高飄揚在世界各地的五星紅旗。在確定圖案後，在對五星的解釋上，又有不同看法，於是再展開討論，最後決定不再把四星解釋為四個階級，而解釋為全國人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建國時還沒有提出“雙百”方針，那是沒有“雙百”的“雙百”。
“雙百”方針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提煉出來的結晶。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千家爭鳴帶來了群星閃爍、輝煌燦爛。
“雙百”方針在1951年到1956年的五年中，經歷從“題詞”到“口號”，從辦刊方針到作為全黨的“方針”來確認的過程。
1951年。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大字。毛澤東後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54頁）當時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可是周揚對人說，“百花齊放”是戲曲會議上提出來的。周揚認為很好，向毛澤東報告了。這是“雙百”方針的孕育期。“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此時只是面向戲劇界，還沒有明確地推向整個文藝界。
1953年，在中國對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發生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怎麼辦。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引自楊鳳城主編《20世紀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思想文化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71—72頁）陳伯達立即向史學界作了傳達。在第二年創辦《歷史研究》雜誌時，他們響亮地提出以“百家爭鳴”為辦刊的方針。
1956年1月，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參觀中山縣孫中山故居時，向陪同人員談到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述有不同看法。有關方面向中央反映了這個情況。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在致陸定一等人的信中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9頁)這是把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爭論的思想，進一步推廣到在學術問題上學者和黨的領導人之間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自由爭論。
接着有人建議應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我們行動的口號。一個月後，1956年4月28日毛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54頁）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5月2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討論發言結束，毛澤東作總結，又講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50年代初，學術界特別是遺傳學界受蘇聯影響，出現了亂扣政治帽子的現象，說什麼摩爾根學派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米丘林學派是無產階級的，進步的。在醫學上也有中醫封建的，西醫是資產階級的。1956年蘇聯鼓吹米派的李森科倒台，“一邊倒”在起變化。中國生物學界的學者們無所適從。8月，中宣部科學處在青島召開遺傳學會議，以“雙百”方針為主旨，會議氣氛頓時活躍。學者在大會小會上議“雙百”方針，在餐桌上議“雙百”方針，在咖啡屋裡議“雙百”方針，甚至下海游泳時也會歡欣鼓舞地在海里談論“雙百”方針的重大意義。發言爭先恐後，有的學者會上發言達11次。青島會議是貫徹“雙百”方針的模範試驗田。我認識復旦大學生物系兩位教授：一位是談家楨，他是留美的，力主摩爾根學派；再一位是包正，她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先生的長女，她是留蘇的，傾向米丘林學派。在“雙百”方針感召下，青島會議後，他們在復旦各抒己見，平等相處。他們都認為摩爾根學派是從微觀角度研究；米丘林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各有各的道理，微觀、宏觀相結合，知識互補，就是“全息攝影”了。
青島遺傳學會議的盛況傳開之後，其它學科中的學派也相繼開展討論。在地質學上本來有水成派與火成派之爭，在大地構造理論上有多派存在，在“雙百”方針感召下，迅速進入了切磋琢磨的新階段。
1956年黨的“八大”確認了“雙百”方針，寫進了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從而使這個方針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最高領導機關的決策。“雙百”方針成為中國人的擎天玉柱。鑒於有些人對“雙百”方針不完全理解，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又同文藝工作者長談。他坦誠地反覆講：“現在還沒有造成放的環境，還是放得不夠，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鳴而不敢鳴。”（《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3頁）“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怎麼辦呢？只好讓它發行，只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馬克思主義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條主義的，人家不要看。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1頁）這次談話給文藝界帶來極大鼓舞，為“雙百”方針鳴鑼開道。

“雙百”方針符合憲法，合乎規律

“雙百”方針的提出是符合憲法的，是在憲範圍內提出的。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7條 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雙百”方針是把憲法規定的這些自由具體化，是實施憲法，兌現憲法，是從大政方針上給予“公民享受這些自由”提供保障。陸定一在闡釋“雙百”方針時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與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這一個接一個的“自由”是把八路軍唱遍黃河兩岸的“自由之神縱情歌唱”（《在太行山上》冼星海作曲）用在文化科學上，不忘初衷，遵守憲法。
“雙百”方針的提出是合乎文化科學發展規律，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如今在西方有多處石碑和大牆上刻有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請大家想一想，世界萬物那麼多，大千世界那麼大，誰能樣樣精通？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戲曲在腔調上，有不同的“聲”，不同的“腔”，是很自然的；在藝術特色上，有多種多樣的“戲”，多種多樣的“劇”，是合乎情理的。就拿人們熟悉的相聲來說，有單口、對口、群活等不同流派，在每一大派下又有多種類型，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各有各的聽眾為他們叫好。70年前解放軍進城，市民多以秧歌來歡迎。要知道，在我國僅僅是山西省這一省以地區命名的秧歌就有15種，各有特色，都是迎接新中國的優秀節目。這就要求我們在藝術上不能一花獨放，要萬紫千紅，不能搞“一言堂”，要群言堂。應運而生的“雙百”方針的實質是要推動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藝術自由發展，促進不同學派的學術觀點自由爭論，而不是用禁止的方法來對付不同學派、流派。在“解釋世界”這一“世”字第一號的大學科中，必有多種學說。按上世紀末的說法，自然科學有兩千多學科，社會科學有千餘學科。如今新學科層出不窮，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日新月異，在收進金哲主編的《新學科辭海》里的新學科有上千門。如果說當今有五千門學科的話，那麼“解釋世界”該有多少學說、學派！至於 “改變世界”，在改什麼、怎麼改的問題上又會有多少見解？新學科、新學說、新見解，凡是能真正稱得上“新”的，那一定是不同於“舊”，一定是推陳出新、除舊布新、革故鼎新的產物。“推陳”會有人不理解，“除舊”會遭戀舊的人不贊成，“革故”會有人扣帽子，打掍子。真正的新學科、新學說、新見解提出之初，一定是“出眾”的。出眾的難免會一時“失眾”，支持者在起初很可能是少數。我們高度讚揚的“實踐檢驗”是千真萬確的，但這檢驗不是一次性的，是要歷史檢驗。因此，對有板有眼、有實驗數據、有邏輯推理的新學說的是非問題，來不得少數服從多數，來不得下級服從上級。一部文化科學史告訴我們：把文化科學上的“出眾”之見被確認為“傑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定下來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這就要求人們做到：我可以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是我允許你的觀點存在，贊成你的觀點發表。這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很多人都知道數學家陳景潤在數論研究的第三階梯方面世界領先，實際上他在第二階梯已經領先。他把自己在數論研究的第二階梯的成果，寫成論文送給一家刊物，只因刊物不識貨，沒給他刊出。不久，外國人刊出了他們對第二階梯的研究成果。這時，如果說再發表陳景潤第二階梯的成果那就是“剽竊”了，假使打官司也是有理說不清了。富有學者氣質的陳景潤繼續埋頭研究，很快在第三階梯上遙遙領先，舉世聞名。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時，沒人相信，沒人理采。他只能在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講給三五位知音聽聽而已。
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這“認識真理的道路”有多少條，有多少長，都需要討論、爭鳴。實踐是理論之源，討論是理論之流，是去污凈化之流。“雙百”方針充分體現了馬克思、毛澤東的思想，合乎文化、科學演進的客觀規律。

“雙百”方針在新時代的現實意義

“雙百”方針適用於過去，也適用今天的新時代。這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講。
㈠新時代下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離不開“雙百”方針。改革開放的方向、策略、重點、步驟、預案等等的確定都要貫徹“雙百”方針。我在《改革學芻議》一文中，把“40年”劃分為五個階段，深感每向前推進一個階段都是“雙百”方針的產物。當年對特區引進資金是不是殖民地、是不是喪失主權有爭論。後來可以引進資金、引進技術了，但是能不能引進經濟管理有爭論。再過些日子，認為能引進經濟管理了，但能不能引進文化有爭論。曾記否？一位著名演說家到哪裡演講都受歡迎，可是到蛇口講“不可以自找職業”，受聽眾質疑、詰難、起轟。於是開明的《人民日報》就此展開討論，最後達成共識：可以自尋崗位，允許職業流動。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是以1978年的11屆3中全會為起點。殊不知3中全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洋溢着民主氣氛的爭鳴。而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又何嘗不是取決於會前那場對“真理標準”的討論！此外，與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有關的兩場討論，人們很少提及，那就是比“真理標準”討論還要早一年的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關於生產力的討論。“文革”中大批所謂“唯生產力論”，否定生產力的作用，一味地提倡不計報酬，導致樣樣憑票，民不聊生。於是學界懷着救國救民之心，發起對生產力和按勞分配的討論。由於1977年的這兩場討論是對生產力的否定之否定，引發有關大人物的不滿和限制。討論會訂好了的飯店，只因有人去打招呼，飯店以“要馬上裝修”為借口，不讓學者進去討論。結果參會人員“自帶乾糧”、自找住處，依然討論，在“雙百”方針旗幟下，討論一場又一場，聞訊趕來的學者人數增加再增加。這兩個理論問題的討論為發展生產力開道，為關心群眾生活造輿論，促進了理論界的思想大解放。再說得具體點，11屆3中全會美中不足之處是有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可是11屆3中全會“不足”中之“美”，美在不壓制主張包產到戶的觀點，包容了“包產”。萬里說：“你們走陽關道，讓我走獨木橋試試。”由於容許“獨木橋”的存在，給“獨木橋”留一席之地，後來發展為“要吃米，找萬里”。四年後演變為改革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讚詞。如果沒有百家爭鳴，“獨木橋”怎能成為陽關大道？
㈡新時代的戰略任務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項，後來又有兩次不同的“4加1”。這“4加1”的任務如何推進？統統離不開理論指導。經濟建設離不開經濟學，政治建設離不開政治學，文化建設離不開文化學、社會建設離不開社會學，可是這四大學科里都有不同流派，都一直在開展爭鳴。不說別的，當前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說穿了是博採供給學派、貨幣學派、凱因斯主義、新凱因斯主義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等多家學派之所長，去各家學派之所短而提出的。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從而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在政治建設方面，80年代曾一度批評過“政治問題可以討論”的說法。後來中央領導同志又贊成“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想想看，如果不可以討論，還要政治學幹什麼！僅僅是從宏觀上，多年來我們的學界在政治結構、政治體制、政治發展、政治穩定、政治變遷、政治環境等方面，遵照“雙百”方針展開過多少場討論。多年來，外國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早已介紹到了中國。國外的政治學流派，如行為主義、系統分析理論、結構-功能主義、博弈論、中層理論、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心理學、生物政治學、政治人類學、政治地理學等等，在中國都有人研究，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政治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早已從封閉式研究進入開放式研究，從單一方法研究走向多種方法的研究。“雙百”方針能夠在政治領域得到貫徹、落實，其它領域還用說嗎？
㈢新時代的新趨勢是文化的多樣性。這就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多樣是多彩，是美麗。“多樣”也有另一面，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不齊”是矛盾，是敏感點。有為者完全可以從學理上變敏感點為學術生長點。因此，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文化多樣化的新特點？就成了值得思考的突出問題。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進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文化基石，習近平在《求是》2019年第9期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制度所組成的世界裡，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對待不同文明，我們需要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什麼是“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這就是習近平所倡導的包容精神。他認為不同文化之間應當相互尊重、和諧共處、交流互鑒。共處、互鑒實際上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合理內核，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隨着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廣度、深度的拓展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文化多樣化的特點會更為明顯。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又會進一步強化新時代的文化多樣化。從異到同，再由同出異。多中有一，多歸於一，但“一”是相對的。共性寓於個性之中。隨着“一”而來的是更多，更美，是百花園，是花博會。
㈣新時代的生命是創新。習近平每年都要倡導幾次創新。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創新的緊迫性是由生產力的突飛猛進所決定的。回顧歷史，我們知道鐵器的運用把奴隸社會變為封建社會，蒸氣機的發明變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那麼今天5G的推廣將會怎樣呢？毫無疑問，5G正在改變社會，正在改變人們的時空觀。古人受交通和通訊工具的局限，很像是不知世界萬物的“桃花源中人”。如今5G實現了萬物互聯，人人都是“公民記者”，這就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提供了前提條件。5G實現了極低時延，延遲將低於1ms，也就是0.01秒。這就為互操作提供了前提條件。醫生可以遠程醫療，通過雲端，為千里之外的病人動手術。生產力會改變生產關係。現在各種不同的文化生產主體風起雲湧，他們在滿足人們多樣化、多層次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時，也在促進着文化多樣化的發展。文化傳播手段的多樣性，尤其是類似上述5G的出現，數字傳播技術表現出強大的文化傳播能力。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的發展推動着文化多樣化的發展。人工智能出現了，智能家居、智能設備層出不窮。智慧城市建設勝利在望。但是，人工智能再“能”也離不開人工。無人工則不智能。不過，人也不能麻痺。人工智能會倒逼着人類要有新的發明，新的創造。創造是“多中擇優”，越多擇出的“優”越有可能是“超優”。縣級運動會的冠軍是了不起的，但是縣級冠軍十有八九拿不到全運會冠軍，原因是縣級冠軍還談上是從很多中擇優。而要在更多中擇超優，擇真創新，擇創真新，就要馬不停蹄地、腳踏實地地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結束語

在20世紀50年代，“雙百”方針應用的範圍是從戲曲這一個行業逐步拓展開來的。在21世紀，在新時代，“雙百”方針應用的範圍還將繼續拓展。這樣說是不是言過其實呢？否！容我再拋一個離奇之見。“雙百”方針的普及會有助於精兵簡政。為什麼？有道是：在“雙百”方針提出之初，有個蠻大的單位向中宣部建議，要中宣部告訴一個結論再去進行學術討論、學術批評。中宣部長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讓馬克思來當你中宣部的部長，讓恩格斯當你中宣部的副部長，再加一個列寧當副部長，也解決不了那麼多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 (于光遠：《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歷史研究》1986年 期)顯而易見，“雙百”方針有助於放權，放權有助於簡政。中國人愛贊“貞觀之治”。“貞觀之治”好在哪裡？好在“政簡刑清”，囹圄里長滿野草。學術問題交給學者平等討論，挨批的人必然減少。不用說，文人相惜、相重的一面是主流，但是也有文人相輕的。不過，即使有“相輕”的學者批別人批得重了，挨批的人也不會覺得怎麼痛，比來自上面的棍棒要輕得多，彼此彼此嘛！在新時代，“雙百”方針正在受各方歡迎，正在用於各個領域的共商、共決、共建和共享，終有一天，會適用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尊重文化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中華民族一定會成為“創新者強”、“創新者勝”，中國人要在全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理想一定會成為絢麗多姿的現實。
來！讓我們一起擁抱新時代！擁抱“雙百”方針！
來！讓我們一起把青春和老命獻給新時代！獻給中華民族！獻給“雙百”方針！
中華民族需要“雙百”方針；“雙百”方針為黨、為中華民族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