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來勢洶洶的武漢新型肺炎疫情（2019-nCoV），中國以舉國之力，採取了一系列針對性防控舉措，中共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及時發布疫情防治有關信息，地方層面也採取了最嚴格的防控措施，為了阻止病毒傳播，湖北已有至少16座城市“封城”，北京、天津等地亦限制省際長途客車和包車進出。這一系列行動，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世衛組織（WHO）對中國採取的措施表示歡迎。


香港方面，也採取了採取了一系列行動，特區政府將防疫應變計劃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包括剛剛西九高鐵站及紅磡站列車服務周四凌晨起暫時關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之中，香港社會卻出現一些不可理喻的聲音，有組織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封閉所有口岸，禁止內地人入境。生命大敵當前，防控疫症出現這些政治炒作，只會令疫情雪上加霜。
緊急時刻，香港不放下紛爭，不緊靠抗擊疫情的舉國優勢，令泛政治化搞得人心惶惶，非但不利於抗擊疫情，漠視生命還會造成全民買單，對於特區政府來說，必須以長短結合的理性決策，令市民守望相助、眾志成城，才能成功阻擊疫情的蔓延。

抗擊疫情的舉國優勢

對於疫情的不斷蔓延，中國的針對性防控舉措可能已經做到極致，中國所有發現新型肺炎病例的30個省份均已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這是針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最高級別的防控應急響應。
多座城市繼宣布一級響應後，再宣布進入“戰時狀態”：所謂戰時狀態是指當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將軍隊處於最高級的備戰準備，並向全國發布戰爭動員令的一種戰鬥緊張形勢。目前就是疫情，沒有軍事外敵，此時宣布戰時狀態，是一種舉國動員抗疫的特殊狀態。
舉國動員下，全國成為一盤棋在調度， 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督導工作；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出重症醫學專家加強對患者救治的臨床指導，組建6支共1,230人的醫療救治隊前往疫情發源地武漢，同時召集6支後備梯隊隨時待命。由上海、浙江、廣東、解放軍派出的醫療隊也已到達武漢，前往指定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較多的地方醫院開展救治工作。國有和民營快遞公司、航空公司紛紛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不計成本投入到了救援活動中。
香港方面，目前確診個案已累積至8宗，疫情的擴大，令人自然聯想到2003年的SARS。回想當年，在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市民守望相助、眾志成城，成功阻擊了非典疫情的蔓延。面對新型肺炎,同樣需要香港和國家一起，驅邪避災、堅定前行。不久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自致函國務院，希望相關單位提供協助，確保香港口罩供應，便是體現了一國的優勢。
緊急關頭，香港社會上卻出現了一些政治炒作，例如“封關論”，有醫護組織在網上號召罷工，要求港府封閉所有口岸，禁止內地人入境。還有些反對派政客乘機起鬨，利用疫症進一步煽動反中情緒，徹底阻隔兩地。
事實上，封關令香港孤島化，是既超出實際所需，而又不切實際，中國正在舉全國之力抗擊疫情，一旦切斷和內地的往來，接來下無論是物資還是人力的救援，能否隨意切斷？內地是否也要停止向香港醫院提供醫療物資？香港政府有沒有做好準備，這個是值得思考的。另外，目前有超過40萬香港人在內地工作。就算香港可以阻止內地人來港，難道也要阻止香港人回來香港?誰也不能保證這批香港人沒有患病。「全面封關」成效存疑，這些言論的背後是將疫情泛政治化，對防疫工作只會百害而無一利。

泛政治化的人心惶惶

大量研究顯示，全面封關無助有效防疫。以愛滋病為例，1984年以來，全球逾60國政府曾對愛滋病帶菌者實施出入境管制，美國更一度禁止對病毒呈陽性反應者入境，但研究發現，這些管制措施對遏阻愛滋病蔓延“無效果、不可行、成本高、傷害大、含歧視”。病毒在某地擴散的速度和規模，主要取決於當地民眾有否做好風險保護，帶菌旅客反屬其次。
2006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一份有關 H5N1禽流感傳播的研究，根據數學模型演算，旅遊限制不會影響最終感染人數，即使有地方遭封關隔離，人們還是會設法繞道出來；美國911恐襲後航空交通銳減，衛生專家利用此一特殊機會，檢視旅客減少與季節性流感爆發的關係，發現人員往來大減，並未防止流感擴散，流感季節僅是遲了開始和結束。
香港經歷過禽流感、SARS(沙士)、豬瘟、鼠疫等等，從來沒有全面封關這一說當年香港被世界衞生組織列為沙士疫區，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沒有禁止香港人入境。
即使迫不得已要採取非常措施，也應該只針對某些地區某些旅客，而應該禁止所有人出入境，香港真正做得到嗎？後續工作又該如何進行呢？
“封關論”的流傳在香港引起非常之壞的影響，防疫問題政治化，使得各式陰謀論四起，激化了社會上的情緒，就連林鄭月娥也公開譴責，稱有謠言稱她個人同意協助國家分流病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讓人們開始害怕生病的人，害怕任何與湖北有關係的人和事務，包括旺角近日接連出現的騷亂，還傳出一名內地人因被指來自武漢而被“私了”。
如港大公共衞生醫學講座教授梁卓偉所說，所有防疫工作都要基於科學考慮，任何其他考慮都不應有，尤其是政治，否則一定會“出事”。如果香港仍由政治化持續，只會帶來更多對立，不利於疫情的防治。

漠視生命的全民買單

在生命大敵當前的緊急情況，無論是包括一些醫護人員在內地的人，以罷工作為武器，呼籲“全面封關”，將防疫問題政治化， 還是社會上執拗於政治鬥爭，引起謠言四起，這些都是一種漠視生命的做法，所造成的惡果，最後為之買單的只會是全體香港人。
在巨大疫情面前，有再大的政治分歧都應該放在一邊。尤其醫護罷工方面，不僅影響醫療服務，損壞醫護自身的專業性，更有可能打亂防疫工作，是令人極度遺憾的事情；回想17年前的SARS疫情，有護士日前回憶到，當時人人爭著要加入抗疫隊伍，以致於人數多到要“抽籤決定誰不用去”的地步。但同樣是香港的醫護界，如今竟然會出現有人要“大罷工”。僅管他們高叫口號，看似義正辭嚴，但無法掩蓋“見死不救”的卑劣本質。
另外，旺角連日來的的騷亂，大批人士非法聚集在公共場合，增添了病毒的傳播風險，對社會並無好處；不停政治化炒作是要擴大兩地對立，但在這場戰爭中，香港又如何能夠獨善其身？
在天災面前，首先要做的，便是凝聚抗擊天災的力量，對於香港來說，最主要的先把生命尊重起來，這樣才有爭取其他的權力。將疫情政治化，最終為之買單的，恐怕只會是700多萬香港人。

長短結合的理性決策

在天災面前，每個人，甚至每個城市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抗拒巨大災難，唯有齊心攜手，將眾人之力凝聚在一起，才能驅邪避災、堅定前行。對香港來說，也是一樣，只有抓住一國的優勢，同心協力抗疫，才能真正打贏這場防疫戰。
為此，特區政府應當採取長短結合的理性決策，從短期上，特區政府應該因應疫情發展，合理合度應對，既要正視市民的憂慮，積極與醫護界協調及溝通，也要有大局觀，和內地緊密合作共同防控疫情。
過去數天內地疫情變化急速，香港政府處理確令人有“慢半拍”之感。例如，澳門與香港同日出現確診病例，澳門很快便宣布為免交叉感染，取消所有新春慶祝活動，任何人有發燒徵狀不得離境等等；反觀香港政府晚幾天才宣布取消新春國際匯演及賀歲盃。政府防疫要以科學為本、措施要合理合度，同時也要講速度，這樣才能給人信心，避免謠言的傳播。
特區政府要按照當年防控非典疫情時的工作標準，督促醫護人員做到堅守崗位，恪盡職守，充分發揮出職業道德和專業精神。避免將疫情政治化，為病毒長驅直入及蔓延提供可乘機會。
從長期來說，特區政府要利用好一國優勢，確保香港防疫物資供應充足，避免出現炒賣搶貨。同時盡力凝聚人心，多聽各方專家意見，亦要加強溝通，多與專家一起，向公眾解說防疫工作和安排，爭取公眾信任。政府應定期召開記者會，交代香港和內地疫情最新進展，由專家多作解說，同時澄清坊間謠言和假消息。人心渙散缺乏信任，才是對防疫抗疫工作最大的影響。特區政府必須求科學，加強溝通。對於廣大香港人來說，在生命大敵當前，必須“拋開區分求共對”，團結一致，避免與政治掛鈎，才有機會打贏抗疫這場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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