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經濟將迎來最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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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英才》雜誌

1、許成鋼:中國要清楚自己的問題

許成鋼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即使在美國,人們現在也很難猜測,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後發生什麼,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將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全球化。特別是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上,中國將是他非常重視的一個目標。

但是特朗普在破壞中美貿易的同時,也會影響美國經濟。他們現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倒行逆施。比如在能源領域,特朗普很明確地在推動傳統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發展,這不僅是在破壞全球已經達成關於排碳問題的共識,也妨礙美國在新能源方面的創新。眾所周知,美國的新能源技術是最發達的,很快就要產生革命性的變化。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特朗普突然以政治的力量保護和推動傳統能源,阻擋科技的發展,如果他真能做成,那對美國經濟絕對是損壞。

特朗普認為美國就業面臨的困難是因為中國,他要把這些投資拉回美國。我認為,實際上他也並不是真正要扼制中國,打擊中國。只是開了一些完全錯誤的藥方,想把問題推到別的國家去,並試圖用貿易保護來促進美國繁榮。

當我們理解了特朗普的真實意圖,就沒必要為他們操太多心,而是要好好考慮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不需要過於依賴其他國家而發展。但現在中國內部面臨著比美國更嚴重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必須要認清楚自己的問題是什麼,而不是把問題推到特朗普和美國去。

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預期信心不足。也因為中國改革很長時間沒有顯著進步,一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基本上都是用財政刺激,來阻止經濟增速下滑太快,並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認為目前最重要是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內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總體收入過低。當然,這可能需要長期改變的過程。短期內我們可以用市場發債券的方式應對經濟增速下滑。不一定都是在國內發,可以在國際上發,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比起世界上多數國家還是好的,會有人願意買中國債券的。

關於房地產,中國人一直認為房地產會保值升值,加之匯率和通貨膨脹的問題,人們會認為持有實物會更安全,所以房地產投資2017年仍然會增加。但因為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我認為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有壓力但也有漲價的動力,三線很困難,四線仍然是沒有辦法。

我認為,現在是產業革命洶湧澎湃的時候,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慧相關的技術,都有非常巨大的前景。但這並不意味著企業一窩蜂湧入這些行業就是好事,傳統行業也不都會死掉了。

中國仍然保持有很龐大的外匯儲備,和相當大的財政盈餘,如果沒有管理不當的重大失誤,還是有時間和能力進行改革,雖然在改革過程中會面對很多困難,但也並不會像以為的那麼難。

2、高連奎:關注地方政府債務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世界經濟主管

高連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世界經濟主管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主要靠民粹主義上臺,其對內民粹主義主要體現為減稅,對外民粹主義主要體現為貿易保護主義,這兩者都不是好的經濟主張。減稅政策會讓美國債務危機更加嚴重,而且在2017年會成為一個危機爆發點,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可能面臨一定的風險。

特朗普上臺後對外將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會加劇國際經濟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中國經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部分行業的企業應該有所心理準備。短期內看貿易摩擦可能會增加,從長期看,全球化時代可能即將結束,各國更加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這對於以製造和出口經濟為主的中國並非利好。

除此之外,美元的走勢還影響著中國的匯率走勢。現在決定人民幣匯率的主要是美元加息預期,美國加息的靴子一天不落地,人民幣在美國加息預期的題材炒作之下,還有可能貶值,很多人認為人民幣應該一步貶值到位,但是這並不科學,首先過度貶值對進口企業會是滅頂之災,其次人民幣本身並不具備貶值基礎,純粹是匯率市場的炒作所致。中國現在能做的是堵住財富流失的途徑以遏制匯率惡化的連鎖反應,應該對財富管理公司,保險公司,銀行私人銀行部的海外資產配置類業務進行限制,這是中國富豪資產出境的主要管道。

2017年,我們應當關注政府的債務危機。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越來越嚴重,到2016年底就會基本達到GDP 60%的警戒線,目前財政政策上總的方向還是減稅降費,因此債務情況會繼續變得更嚴重,甚至有可能爆發債務危機或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

具體說明,2017年國內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因素主要還是企業和政府債務問題。第一,企業層面,融資成本高,企業債務居高不下,還會出現一大批企業破產;第二,政府債務危機也在持續增大,目前還沒有解決的方法;第三,持續的通貨緊縮會,將會有更多的煤炭、鋼鐵產業逼至破產。企業債務解決起來比較簡單,只要降低存款準備金,企業融資成本就會降低,企業債務自然消失,而對於政府債務,則必須進行財稅改革才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必須走出財稅困境。

一個國家的財稅水準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相適宜才可以,而一個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水準,其財政稅收一般要占到這個國家GDP的40%左右,這也是中國目前應該達到的稅收水準。隨著人類經濟發展水準越來越高,財政稅收必然會呈現不斷升高的趨勢,政府必須不斷改革這個國家的財稅制度、財稅種類與財政徵收方式來適應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與財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我國的稅收結構還是以企業增值稅為主,可以預測的是,在未來10年中,所得稅將會超越增值稅成為中國的第一大稅收,而在未來20年後,消費稅將會成為中國的第一大稅種。

 

3、李稻葵:中國將面對兩大問題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

特朗普上臺後肯定會針對中國提出貿易保護政策,但如果推出一刀切的政策,美國企業也不會倖免。所以他的言論雖然高調,但實際不會影響很大的政策。中國也會採取類似方式來回應。中美貿易戰會有,但預計更多是表面文章,多是媒體戰、口水戰之類。

2017年中國經濟要面對兩大問題。第一個是貿易方面,第二個是國際金融。貿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競選過程中做了很多的承諾,講了很多大話,不可能一點都不兌現。他們應該會來試試我們的底線,搞出一些事情,所以我們也做好思想準備,即使在某些領域他們會挑起事端,也有好的應對辦法。

國際金融方面,美聯儲會加息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上臺之後,很可能會搞大規模財政刺激,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財政一刺激,本國經濟會上行。當刺激導致美國貨幣需求上去後,資金會回流,同時美聯儲相對於美國政府是獨立的,就會進一步加息,因此在全球範圍內會出現資金的流動,特別會出現資本市場的一些波動,這自然會間接影響我們的匯率市場。

特朗普聲稱要大規模減稅,這有點像1980年雷根時代,一邊白宮在搞減稅,另一邊美聯儲在加息,由此資金回到美國。資本市場因此會恐慌,中國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管好資金外流。

我相信中國會做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準備。但是從國內來講最重要的挑戰是什麼呢?民間投資以及相關的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目前增長太慢,只在2.5%—3.2%之間,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確保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

我建議政府部門應該在確保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以及社會事件的底線上,「讓子彈飛」。創新來自於基層,創新來自於企業,創新來自於年輕人,讓消費金融創新公司多走一段時間,才能讓消費金融行業進一步發展,甚至能夠超越很多發達國家現行的實踐,也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一些所謂的「中國方案。」

在2017年的經濟博弈中,中國必須要贏,為此,2017年不但要延續2016年的改革而且要更有針對性。針對真正落後的產能,提出嚴厲措施。同時環保監控會加強,最終使得落後產能被關停,而真正用於生產的好產能會提高。這就要求環保部門、工信部更多參與,而不僅僅是發改委靠發文件來推進。

另外,中國內地房價不會大規模上漲。要防止房價暴漲,根本措施是要加大土地供應,這取決於地方政府,也取決於財稅體制改革。只有讓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相匹配,才會減少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但短期內還不易做到。現時內地政府能做的就是限購,限制交易規模。我認為,二線城市房價很難往下降,只是限購政策導致交易量萎縮而已,一線城市房價仍會上漲。

 

4、連平:抵禦匯率風險

連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從特朗普過渡政府的構成上看,經濟意圖很明顯。有些人本來就是經濟界的巨頭,他們將更加精於計算。未來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貿易,第二是投資。

總的來說,2017年人民幣還是會有貶值壓力,一方面是美元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匯率更重要的還是看我們自身因素,中國經濟基本面增速是否能保持平穩。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GDP增速太低,關鍵是大家擔心會繼續有下行,對未來的投資前景信心不足。如果2017年GDP增長能保持平穩,在波動中總體維持區間增速。應該就有助於匯率的穩定。另外,匯率是價格的反應,價格是取決於供求關係。從銀行的結售匯來看,現在是淨售匯,也就是市場外匯需求比較強烈。如果能通過政策調節,使市場供求關係比較平衡,人民幣不會有大的貶值壓力。

我相信2017年可能會比2016年做的更好一點。而且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已經不小,現在應該說是在合理均衡水準,不太可能出現太大的貶值。關鍵是看怎麼通過供求關係和經濟運行的調節,來改變市場持續不斷貶值的預期。

我認為,涉及到國際貿易的企業,要通過市場的方式抵禦匯率的風險,比如金融衍生產品等。從我國資本流出壓力較大的現實看,有必要進一步開放境內市場,適度加大吸引資本流入的相關政策。進一步加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開放力度,推進服務業有序開放,尤其是金融、電信、運輸等重點領域開放力度。其次,適度擴大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向外資開放力度,逐步擴大證券投資領域的開放,適時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簡化審批流程。第三,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適度放鬆企業舉借外債限制。考慮到目前市場主體結匯意願相對平穩,結匯規模進一步萎縮空間較小,未來有必要通過多種途徑鼓勵出口企業積極結匯,激發企業的結匯熱情。

同時,對資本流出的管理則應適當收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證券投資等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投機性購匯需求。

我認為,未來購房門檻的提高和銀行信貸的收緊將使熱點城市的樓市需求進入觀望期,加之基數效應,熱點城市樓市成交同比增速可能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一些價格上漲趨勢減緩、個別政策執行力度較大的城市,其房價可能會有所下降。

總之,綜合當前經濟形勢分析,下一步在加大基建投資的同時,要實施多維度穩增長政策,形成新的投資需求。

 

5、梁紅: 關注國企改革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我們維持2016年實際GDP同比增速6.7%的預測,並將2017年實際GDP同比增速預測從6.7%調整至6.6%。

2017年消費對GDP增速的貢獻或將明顯加大,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可能略有下降,而外需有望溫和復蘇。另外,我們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可能沒有寬鬆的空間,預計2017年基準利率將保持不變。人民幣匯率方面,2016年底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將在6.78左右,2017年底到6.98附近。

國企改革可能會在以下方面有所進展,推進混合所有制試點以提高國企效率、建立國企市場化的退出機制,以及放開「競爭類行業」的民企准入。預計混合所有制試點將在一些重點行業取得進展,包括電信、交通、能源、電力、醫療和教育等。國企退出機制和不良貸款處置將繼續在市場化原則下推進。此外,競爭性行業中的國企比重能否逐步下降應當被給予關注。

對2017年改革的期待主要集中在財稅、戶籍制度和土地改革的繼續推進,以促使中國向消費驅動型經濟轉型。個人所得稅改革可能將進一步推進以改善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個稅起征點和建立更完善的個稅制度。

2017年經濟運行中潛在的風險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地產降溫幅度大於預期;MPA考核正式落地和金融市場去杠杆帶來的壓力;以及外需可能會因政治事件帶來的風險。

首先,地產的降溫對實際增長速度的衝擊較為溫和,考慮到本輪地產繁榮對投資增速的影響有限;主要城市的地產庫存仍然較低,開發商在手現金充裕。

但是,如果調控政策更加嚴格,經濟增長將為房地產市場帶來進一步的壓力,可能會拖累2017年的增長和再通脹速度。此外,由於預計2017年將全面實施MPA考核,因此市場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相關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因此應當密切關注短期市場利率的變化,以衡量監管框架趨於審慎和金融市場去杠杆過程對市場的壓力。

相反,2017年增長在兩方面有超預期的可能,即居民消費和投資增速,以及外需復蘇步伐。2017年消費和投資增長的一個主要驅動因素是實際利率仍在下行,且短期地產投資預期收益明顯下降。

此外,我也非常關注美國總統換屆後財政擴張的規模,如果美國貨幣政策不出現大幅緊縮,那麼美國基建投資增速加快將利好全球經濟。

2017年的經濟增長結構和政策組合或將對個人消費的增長最為有利,尤其是受益於中低收入和中產階級消費升級的商品和服務,以及可選消費行業。同時,醫療、教育和新興消費服務等長期增長領域可能出現較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6、劉世錦: 經濟難再進入高增長期

劉世錦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大家要對未來經濟的前景有信心。但也不要以為再熬上幾年,經濟還能進入高速增長期,這基本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不會出現大幅度反彈,而是要趨於穩定並逐步走到一個新的增長平臺。這也是一個國家從高速增長逐步轉向中速增長切換過程。經濟下行是規律性的,更是國家發展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過去幾年的時間,我們一直處在切換的過程中,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下行的壓力一直是存在的,現在已經接近底部了。

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主要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是有三大需求支撐的,第一出口,第二基礎設施建設,第三房地產,現在,這三大需求也要觸底。通俗的說法,叫三只「靴子」要落地。出口過去是高增長,現在的勢頭已經轉變。土地、勞動力、環境成本上升以後,中國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這也是必然的。基礎設施過去幾年基本是一個回落的態勢,但它是政府穩增長的主要工具,所以下行壓力比較大。

第三只「靴子」就是房地產,房地產經過多年發展以後,也開始出現了回落。我個人的判斷是,房地產出現歷史性拐點的可能比較大,近期房地產投資的回升是一個短期的現象,幾個月以後會逐步回落,而且最近已經在回落。我估計大概再過一段時間,房地產投資將會恢復常態。這樣三只「靴子」都觸底了。

供給側現在看起來也出現了觸底的一些跡象和信號。但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是兩回事,觸底是一個過程,可能需要反復驗證,才會逐步地找到。觸底確切含義是逐步走到一個新的增長平臺。增長速度雖然下降了,但是我們經濟基數比過去大多了。我們要爭取有品質、有效益持續的增長。

特朗普被選為總統後強調,要重振美國製造業,讓已經去往其他國家的製造企業回到美國。這對中國意味著更大的挑戰,目前製造業的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今後一兩年,會是中國經濟觸底的關鍵期,我們要為包括「中國製造2025」在內的一些發展目標打下基礎。

經濟下行帶來的結果就是市場競爭加劇,競爭加劇以後就會帶來分化,分化以後才有轉型升級。經濟下行,不完全是壞事。現在製造企業已經有了提高競爭力的主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轉型過程中企業要幹自己最擅長的事,有所為、有所不為,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一般的策略都是擴張,但現在必須要做減法了,搞清楚什麼東西不能幹,要幹自己能幹的事,這也叫專業化水準的提高。

中國雖然不會在所有產業中都具有競爭力,但是在一些行業中,一定比其他國家有優勢。我們要想擁有穩定的、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就要在行業中深耕。這些行業和企業會是誰呢?現在還不知道,要市場競爭給出答案。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公平的,能夠激發人們創造性的競爭環境,這個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緊迫。

 

7、劉勝軍:人民幣或持續貶值

劉勝軍 知名經濟學家

在競選中,特朗普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人民幣被低估15%—40%,令中國出口產品具有不公平的優勢,他威脅要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在投票前夕拋出的「百日新政」中特朗普提出將指示財政部長界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

但相反的是,IMF對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言論已經不再支持。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逐步步入新常態,出口顯著放緩、外匯儲備下降。在對經濟不確定性疑慮上升所引發的熱錢外流和居民海外投資偏好作用下,人民幣承受不斷上升的貶值壓力。

2015年8月11日,央行啟動了包括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等多項內容的改革,一度引發市場恐慌。即使央行不斷干預,匯改一年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依然達到8.8%。

2015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了對中國的年度第四條款磋商報告,近十年來首次做出人民幣「不再低估」的評估。IMF的報告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全球認可度。

美國國內對這一設定也有不同聲音。奧巴馬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薩默斯表示:「特朗普的計畫似乎假定我們可以迫使他國不讓其貨幣貶值,正如特朗普讓新財長把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的打算所顯示的那樣。這是荒唐的。」

可是儘管如此,我們不能排除他有可能不顧勸阻向人民幣宣戰。

一旦出現這樣的局面,中國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這種情況並不是沒有在以往出現過。

2009年,奧巴馬政府對中國輪胎實施懲罰性關稅措施,WTO駁回中國提出的申訴。中國隨即對美國進口的雞肉啟動調查程式。衝突持續多年,最終甚至擴大到了太陽能電池板、鋼材和其他產品。如果矛盾真的升級,貿易戰打響,其危害不言而喻。

鑒於人民幣匯率當前高估而非低估的現實、中美相互高度依賴的格局、中國實施當前策略的決心和能力,即使特朗普要求美國財政部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採取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措施,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是有力度的和有效的。一旦發生貿易戰,人民幣可能會進一步貶值而非升值。而人民幣貶值可不是特朗普所預期的效果,屆時,特朗普將會發現他應該表揚中國的「匯率操縱」,因為正是這樣的「匯率操縱」才使得人民幣沒有像日元那樣通過「競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

目前大格局是:內看中國經濟改革和轉型進展並不順利,房地產泡沫化、不良資產攀升、企業信心不足仍將是人民幣貶值的主要壓力;特朗普新政將衝擊全球化格局,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在不確定的全球經濟中,美元仍將發揮「避風港」作用。因此,未來2—3年人民幣貶值壓力將持續存在。

 

8、葉檀:中美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

葉檀 知名財經評論家

特朗普號稱要讓工作回歸美國,恢復美國中產階級的幸福感,從他的一系列言論和團隊就不難分析出,他針對的最大目標只能是中國,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特朗普上臺後,會對中國經濟有很多影響。甚至會推翻以前的中美貿易協議,重新談一些條件,讓中國付出更大的代價,中國的貿易總體成本一定會提高。中美貿易摩擦也將會非常頻繁。

中國將要面臨的問題是,或者增加貿易摩擦,或者浪費美元托住人民幣匯率,不管中國願不願意。美國都會迫使中國讓出貿易第一大國位置,或者花掉以前積攢的美元。

所以我認為,2017年人民幣會繼續貶值,但貶值空間應該不會太大。人民幣匯率主要受兩大因素影響。一是境內經濟轉型是否平穩,二是國際環境是否允許人民幣繼續大幅貶值,如果其他貨幣對美元出現大幅貶值,人民幣也無法獨善其身。

特朗普意欲用抬高進口關稅,降低企業賦稅的方式讓美國公司的離岸財富返回到美國本土,減少美國的赤字,甚至吸引中國企業進入美國。中國唯一的辦法是擴大外部的市場,同時牢牢把握住產業鏈完善的競爭優勢,以打造品質的方法建立龐大的內部市場。

從現在來看,中國企業境外資產配製是大勢所趨。但我們要分清哪些是屬於洗錢,哪些是屬於真正的境外投資。日本也曾有很多企業在境外投資,而且去美國投資的企業居多。但是即使去境外投資,日本企業的屬性也沒有變,還是屬於日本,納入日本的GDP當中。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如果不僅是企業搬出去,企業主也移民出去,那企業所創造的效益就不能納入中國GDP,這對中國經濟無疑是致命的打擊。

中國政府應該在短期內進行一些政策調整。比如特朗普可以召集企業家開會,給企業減稅,那麼中國政府是不是也要有所行動?我曾調研過一些企業,他們希望能看到更加明確的預期,不要政策總是變動,弄一些讓他們緊張的東西。尤其一些企業,好不容易做出了品牌,卻隨時可能被假冒偽劣的仿品無辜牽連。所以政府要建立一個良性的市場競爭環境,保證企業的生存、產權、財富等方面的安全,讓經濟發展更穩定,不要沒事就出么蛾子。另外,要形成良好的國際環境,即使不跟美國比,也不能比周邊國家經商環境更差,如果自己都不想做好,投資者就會往外走。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另外,2017年無論是樓市還是股市,去杠杆都會延續,但讓房價徹底改變基本是不可能。因為房地產牽扯到資產價格和金融穩定的一系列問題。如果要改變,也要等經濟轉型和金融風險差不多過去的時候才能進行。大家都說房價高,但房地產下跌的成本我們能不能承擔起?如果不能承擔就只能一步步走,平穩過渡。

9、祝寶良:房地產問題沒有解決

祝寶良 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首席經濟師

通過去庫存的辦法把房價拉升以後,庫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產供給問題沒有根本解決。

2016年10月以後,20多個城市的限購對抑制房地產起到了一定作用。行政手段雖然能夠暫時緩解問題,但是一旦反彈,就會很驚人。只有真正解決供給問題才能真正令房地產熱降溫。

首先,要解救中國的土地制度。一個是小產權房,另一個是土地還有沒有開發餘地。

但是眾所周知,解救中國的土地制度阻力常常不小。比如針對最近一輪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北京市與央行就有分歧。北京市政府認為,房價快速上漲的原因是央行發行的貨幣過多,而央行則認為,並非貨幣惹的禍,而是因為北京市在進行功能疏解,所以放棄了很多新增的土地使用權。沒有新增地塊,庫存只會越來越少,那麼價格就會上漲。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房價快速增長的北京、上海,政府要給它新增用地指標,但是當地政府會拒絕。為什麼?因為有了用地指標,後續就是拆遷程式,而拆遷所帶來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背景之下,供給問題的解決就出現了難題。所以,導致了20個大城市房價疾速上漲的原因到底是貨幣發多了,還是土地減少了,還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未有定論。

同時,政府始終堅持認為,現行貨幣政策是穩健的。但是我們分析,兩種情況導致的問題非常突出,在有些城市確實是沒有地了,比如深圳;而有的城市是拒絕新增的用地指標土地。

總而言之,有一點是明確的,解決土地問題只能通過土地制度。但是這條路也一定會萬分艱難,5年之內能否妥善解決還是一個未知數。

第二,要解決房地產的投融資問題。房地產本身有其專門的融資制度,對其如何融資、向誰融資等做出了規範。而這個融資制度本身,是想為一些低收入群體解決問題,比如通過成立一些政策性的住宅銀行、改革我們的公積金制度等方法,解決這部分人群的融資問題。而不是在居民家裏本來有房子的情況下,通過加杠杆,去鼓勵他買房、炒房。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我們的做法正是通過加杠杆,商業銀行直接放款出來。2016年的M2裏,絕大部分來自房地產,房地產的貸款餘額已經達到了27萬億,而2016年增加的1.8萬億貸款,依然是用於購房的貸款,在我們新增的貸款裏,有50%屬於房地產,這樣一來,房價怎麼會不漲呢?

第三,要解決房地產的稅收制度問題。這也是大家都在爭論的,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到底怎樣解決的問題。

第四,要解決戶籍制度問題。至今,我們也沒有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通過農民進城來拉動需求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

第五,要解決行政資源配置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房價漲得最厲害的地段往往是學區房,或者是醫院房。其背後的邏輯是,只要公共服務不均等,個別地方的房價就會漲得很厲害。

我認為這些措施是房地產破局的關鍵,但從目前的實施情況來看,我們任重而道遠。

10、朱海斌:國內低估了匯率風險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大選這一「黑天鵝事件」事件會令全球貿易格局發生一定的變動。

特朗普強調「美國利益優先」,所以在全球尋求更加利己的公平貿易。如此一來,貿易全球化停滯甚至倒退的風險就會顯現。

另一方面,伴隨著近期美聯儲加息的落地,美元的持續走強加快了美元回流的速度和步伐,這無疑對整個新興市場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特朗普提到中國的主要有兩件事情。一個是將中國定義為貨幣操縱國;其二是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增加45%的關稅。

我認為,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所帶來的風險在國內是被普遍低估的。因為,最終如何認定很可能成為一項政治決定,而不是經濟決定。雖然與貿易制裁不同,但是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將是失去大量美國政府採購訂單。

關稅方面,我認為貿易衝突的發生在所難免,但向中國徵收45%的關稅,絕非他一人所能決定的。

整體來看,特朗普上臺以後,短期之內中美的貿易關係會面臨更多不確定性。美國大選對2017年中國經濟走勢造成的壓力還是不小的。

但從長期來看,「商人」總統任期內的中美關係的確有可能因為政治分歧相對於經濟分歧的淡化而收穫更多利好。畢竟中美雙方在利益上有很多的共同點。

回到國內,我認為房地產的短期降溫反而導致了需求過度被抑制。雖然政策的效果正在顯現,但是,除了重點城市外,非政策調控區域的房地產市場並未降溫,這也導致了全國的房地產熱只是放緩而非下降。

實行樓市調控的地區需求只是短期內被行政手段、金融手段所抑制。但房地產的中長期政策很可能是無效的。因為現在的政策調整還基本是在需求端做文章。如此一來反而導致短期對需求的過度抑制,而供給端的政策持續缺失。

中國的土地供應制度基本上還是按照城鎮化的整體戰略部署。嚴格控制特大城市,有序發展大型城市,重點發展鼓勵中小城市。

大城市的土地供應仍非常少。反而三、四線城市供應過剩。最終形成了規劃與實際發展狀況南轅北轍,土地供應並沒有真實反映城鎮化進程。

如果這些大城市不做大的調整,而只是通過短期抑制需求打壓市場,那未來幾年,如果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加大,在樓市上政策又重新轉向寬鬆,那樓市就出現新一輪的反彈將成為大概率事件。

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在為經濟注入動力。主要來自於三個部分,一是當前政策扶持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它得到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持。這幾年基建投資一直在15%—20%的增速範圍內,隨著這一盤子越來越大,其對經濟穩增長是一個很有力地支撐。

同時,服務業的升級也將是近幾年持續的主題。諸如醫療、旅遊、教育、金融理財領域在最近幾年的增速一直是比較高的。

我個人一直很關注的土地改革、新興城鎮化,以及貨幣改革具體推行的能效有多大。這幾個層面不僅關乎短期經濟走勢,而且也將是中國經濟中長期未來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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