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國對華展開了幾乎是全方位、寬領域和高強度戰略攻勢,轉折下行成為中美關係的基本面。如基辛格博士所說,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中美兩國互有誤判,未來仍有不確定性。

2018年12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相互轉達對兩國人民的新年問候,並共同表達了重視兩國關係、加強合作,力促阿根廷會晤共識得到落實的意願。

2019年元旦,兩國元首還互致賀電。據《超訊》觀察,這些可以看成2019年中美關係回穩的重要訊號。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一個守成大國和一個實力日益接近的新興大國,結構性矛盾日趨突出。新的一年中美關係能夠逐步回穩還是繼續下行,取決於雙方的政治互信和政策實踐。這當中,美國是關鍵方。

中美關係轉折下行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攜夫人梅拉尼亞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中國以「國事訪問+」的超規格熱情接待,首場活動安排在了古老的紫禁城內,這種極特殊的方式,表達了中國政府對特朗普總統的高度尊重、對中美關係的高度重視。訪問取得了積極成果,特朗普帶走了2535億美元的專案大單,中國期待中美關係能就此迎來一個穩定發展階段。

始料未及的是,特朗普離開中國後,赴越南峴港參加APEC會議,會上的長篇講話涉及貿易公平、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南海自由航行等等。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但矛頭集中指向了中國。緊接著,中美關係一路下行,出現重大轉折。2017年12月18日,美國政府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公佈《2018國防戰略報告》;2018年2月2日,美國國防部公佈了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這三個極具冷戰思維的報告,十分清晰地賦予中國三個新的定位:一是「戰略競爭對手」;二是「修正主義國家」;三是「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的挑戰者」。這表明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對華戰略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美國已認定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現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價值體系,是美國頭號戰略對手。在此認知下,美國以經貿為主攻方向,頻頻對華發起挑戰。

2018年2月16日,美國對中興公司進行嚴厲制裁;3月22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對中國進口商品大規模加徵減稅;6月15日,白宮對中國500億進口產品加徵高額關稅,當中國採取對等徵稅措施後,美國又對2000億輸美商品加徵10%的關稅,並威脅繼續擴大徵稅範圍,貿易摩擦逐步升級。與此同時,去年1月和3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台灣旅行法》,這是繼《與台灣關係法》後,又一個實質性提升美台關係的法案,允許美國國防部長以下官員訪台、軍艦停靠台灣軍港。

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質變

2018年,美國提出了地緣戰略力量重新組合的「印太戰略」,不斷挑釁中國南海的主權和安全。一年中,美國已在南海進行了五次「航行自由行動」。特朗普上任兩年來,美艦到南海「航行自由行動」的次數已超過了奧巴馬執政時的總和。當然,2018年中美也有合作成果,促成了特朗普與金正恩的歷史性會晤,半島重現和平曙光。對此特朗普已公開對習近平表達了謝意。但2018年美國對華展開了幾乎是全方位、寬領域和高強度戰略攻勢,轉折下行成為中美關係的基本面。

個性極強的政治素人特朗普,逐利、好鬥、善變、敢為,在美國歷任總統中是個史無前例的個例。競選時特朗普指責中國利用美國敞開的市場大門,操縱人民幣匯率,向美出口大量廉價商品,搶走美國人的工作,造成數百萬人失業。聲稱其當選後將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45%的關稅。

登上總統寶座的特朗普,和建制派總統不同,似乎沒有完整的外交、安全戰略,不重視地緣政治的大國博弈,不關心用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塑造世界,對維護二戰以來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同盟體系和貨幣貿易體系不以為然。他重視競選承諾的兌現,看重美國的經濟利益,賺錢還是賠錢似乎成了判斷國際事務的基本準則。對華貿易每年3000多億逆差,特朗普絕不容忍,下重手其實並不奇怪,造成中美關係的一路下行。但應該認識到,中美關係的現狀並非完全取決於特朗普個人因素,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中美由敵對到和解、由合作到競爭、再由競爭到遏制的政策演進,反映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發展的一個必然性走向。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治高度分裂,受到以民主黨為主的體制精英們抵制、掣肘,「通俄門」陰影揮之不去,兩黨爭鬥導致美國政府長時間「停擺」。儘管政治極化、打成一團,但在對華貿易戰以及戰略擠壓中國的問題上,特朗普卻得到高度支持。特朗普與美國媒體一向不睦,經常互懟,但在對特朗普挑起的對華貿易戰,媒體相當助陣,一些主流媒體甚至比特朗普更激進,批評特朗普對中國不夠強硬,「獲得一點讓步就滿意而歸」。前美國國務卿、老牌的民主黨人奧爾布賴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和俄羅斯並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實際上中國是比俄羅斯更大的威脅,不僅在廣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參眾兩院在《台灣旅行法》表決時,議員竟無一人反對,當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國會對日宣戰表決時,還有一張反對票。這都說明美國對華政策已經發生質的變化,過去的對華接觸、合作和競爭,逐步被競爭、對抗所取代,在大多數美國政客、精英的眼中,中美關係是「對抗性」的和「零和性」的。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演講時,以強權和激烈的措辭,尖銳抨擊中國,稱中國正在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被普遍視為美國對華政策質變的標誌性講話。如基辛格博士所說,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中美互有戰略誤判

中國越發展越與世界聯繫緊密,越發展受到外部制約越多,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新興大國都走過的路程。特朗普聲稱對華徵收高額關稅是為了公平貿易,這不過是問題的表象,決定中美關係走向的核心問題是中美力量的消長。兩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道路完全不同的大國,綜合實力迅速接近,這種結構性矛盾,深刻影響著中美兩國領導層和戰略界的認知和判斷。客觀地講,兩國都對對方存在著戰略誤判。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後,引起了美國政治精英的高度警惕,並引發了美國內對華政策的大討論,結果是反華派佔據了主導地位。代表性觀點認為尼克松政府以來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錯誤的,支援中國加入WTO,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使中國逐步開放、進而走向市場化、自由化的努力是徒勞的,中國已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最大挑戰者。反華派認為,近年來中國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南海島礁吹填行動、《中國製造2025計劃》,對美國地緣政治和高科技領域形成全面挑戰。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被美國政客按西方強權理念解讀為謀求全球勢力範圍、把美國擠出亞太,擠壓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中共十九大報告也被曲解為中國「未來全球霸權統治計劃」。如此戰略誤判,已成為府院制定對華政策的依據。中國對美的戰略判斷總體上比美國對中國的認識更為客觀,但也有誤判。長期以來,經貿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的結論。當特朗普發起貿易戰時,過於樂觀地認為中美經貿已高度融合,特朗普打不起大規模、長時間的經貿戰,並對取得勝算估計過高。而事實是,貿易戰打到現在中國總體上被動,這種被動不僅在於中美實力的差距,也在於對貿易戰研究判斷不到位,對策失當有關。另外,由於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官方、學界及民眾中產生了盲目的樂觀情緒,有知名高等學府發佈了中國已全面趕超美國的研究報告,官方媒體推出「厲害了,我的國」的宣傳片,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判斷偏離了客觀軌道。結果是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對華的警惕,影響了雙方的戰略互信,進而被反華政客們所利用。

中美關係仍存不確定性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中美戰略關係能否止跌回穩,回歸到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正常軌道,還很難判定。

從積極的方面看,一是年初歲尾兩國元首在良好的氣氛中越洋溝通,可以視為雙方共同釋出的積極姿態;二是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協議可以謹慎樂觀,因為這是由習近平、特朗普共同定調、推動的,美方向中國提出大幅減稅、市場准入、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要求,與中國深化改革的內容高度契合。貿易戰以來,美中貿易逆差不降反升,美國股市已出現幾次大跌,美國工商領袖普遍反對貿易戰。這些因素都有可能促成協定的達成;三是中國和東盟「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進展順利,菲律賓、越南等域內國家更希望和平解決分歧,美國航行自由行動難以得到呼應;四是中日、中印關係改善,莫迪總理、安倍首相相繼訪華;五是朝鮮半島中美有繼續合作的空間。

從負面的情況看,中美關係面臨三個層面的現實和長期風險:一是貿易談判或受到新的干擾,如孟晚舟事件。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最近宣稱,為了讓中國「做出有意義的讓步」,需要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額外減稅。如果談判達成協議,如何落實也可能存在障礙;二是民主黨重掌眾議院,共和、民主兩黨和政府、議會中反華鷹派、反特朗普勢力有可能整合到一起,在台灣、南海、新疆、西藏等問題上設置議題,干擾破壞中美關係,掣肘特朗普。特朗普撤換了國防部長馬蒂斯這個白宮最後的「成年人」,接任者很可能具有冒險性。本月7日,美國海軍「坎貝爾」號驅逐艦,再闖中國西沙群島領海。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有可能更加主動地配合美國挑戰紅線;三是美國國內的中美「脫鉤」論,有可能付諸推進。所謂「脫鉤」,即降低中美經貿依存度,在華美高科技企業陸續撤出中國、政治關係趨遠,已有的各種溝通機制被擱置、戰略合作弱化,重大國際問題不再與中國協調立場。

特朗普上台後不斷「退群」,目的是以退為進,破舊立新,逐步打破既有的中國參與並發揮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和國際秩序,另起爐灶且把中國排除在外,如在北美自貿協定中設定「毒丸條款」就開了先例。當然能否真正「脫鉤」還需要觀察,但應認識到此舉對中國來說是一項長期風險。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考驗著中國政府的智慧。

目前,中國內外政策也在調整,把握好目標和能力的協調,不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標。在堅守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好解釋和修復工作,保持中美關係的基本穩定,避免中美貿易戰升級為意識形態對抗,力求貿易戰損失最小化。積極參與WTO改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加強與歐洲、東亞、東盟等區域經貿和安全合作,多管道擴大經貿往來和經濟收益。

當然,最核心的是解決好自身問題,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國內問題解決好了,處理中美關係和其它國際問題,就有了一個好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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