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將近半年之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大數據成了一個人人耳熟能詳的熱詞。從全國各省市通過“健康碼”的數據共享互通做好聯合防疫工作，到應用大數據技術精確定位疫情傳播路徑、提前預知疫情潛在風險，大數據在疫情面前可成了不小的功臣。


所謂的大數據是指“海量數據”，它具有4V的特徵，即數據數量巨大（Volume）、數據種類繁多（Variety）、數據價值密度低（Value）、處理時效高速度快（Velocity）。聯合國早在2012年發布《大數據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白皮書，象徵著人類社會正式邁進了大數據時代，但如今的一場疫情忽然間讓更多人對“大數據”的應用有了切身體會，其諸多優勢在疫情下更為凸顯出來。
在香港，依託大數據進行的防疫實踐也不少。早在4月，就有香港大學的國際研究團隊採用人口流動數據，準確預測新冠肺炎傳播的規律，並建立風險評估模型，以中國各省市的案例率先實驗，在早期識別出傳播新冠肺炎的高風險地區，在日後幫助公共衛生專家儘早實施傳染病防控措施。隨着防疫工作的常態化，大數據在香港受到的關注只會多不會少。
日前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多次談到“大數據”的應用及發展，他6月5日出席網上生物科技研討會時表示，香港的大數據發展需由討論提升至執行層面，中、港、澳三地可以在不侵犯私隱及為信息加密的前提下，進行互換數據、共享資料，一方面加強疫情的防控工作，同時協助恢復區內的經濟活動。不過，想要在公共衛生層面，進一步普及大數據在香港的應用，也面臨著種種挑戰。無論是人為監管上的不足，本地技術支持的不足，還是過往較為僵化陳舊的思維模式，如何破解這些難題成了眼下十分必要的問題。

監管不足，存在人為漏洞

實際上，從疫情的早期階段，香港也曾採用過大數據的防疫手段。自3月封關以來，所有入境人士需要強制隔離，港府就曾推出電子手環監測，透過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各種訊號變化，對檢疫人士進行追蹤，核實他們是否身處家中。
但在大數據的科技應用助力防疫工作的同時，問題也有不少。由於缺乏有力的監管，香港那段時間出了不少從家中“越獄”逃跑的“手帶逃犯”。僅在3月一個月內，全港就發出超過400封違反檢疫令的警告信，更有20餘人直接被送到檢疫中心。智能化技術下的追蹤，仍有監管不足、不夠全面而帶來的眾多漏洞，使得疫情仍有潛在的傳播風險。
對此，如何補足這些監管上的漏洞，不再讓處於大數據審視下的檢疫人士有這樣隨意破壞規則的“自由”，是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在中國內地，有多個省市都動用了人臉辨識相機系統、監視器及監控無人機來偵測隔離者的動向，從更加全方位的角度來進行大數據的應用，取得了不錯的防疫成效。這也值得香港借鑒，尤其是如何讓大數據應用更加全方位地參與進來，更有效地彌補單一手段在工作中出現的疏漏，同時配合人為的有效監管，打造全方位的數字化、智能化監管體系，是未來防疫工作中的關鍵。

基建和技術支持要跟上

另一方面，想要做到大數據應用在香港的普及，發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強大的相關技術支持都顯得十分必要。
而審視如今的香港，在數字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顯不足。以當前國際上競爭最激烈的5G基建來說，香港的5G基站滲透率不足，很多新界地區或住宅區的5G 網絡測試仍不穩定，例如沙田、將軍澳、北區等，馬鞍山、大埔、赤柱甚至被稱為“5G絕緣區” ，目前已經能夠實現5G網絡覆蓋的只有一些商業區。有港媒評論指出，香港雖然宣稱已經進入5G時代，但比內地已經遲了不止一步，目前在本地能夠提供5G服務的服務商更是寥寥無幾。相比之下，臨近的深圳稱將在今年8月就率先實現5G網絡全覆蓋，實現產業數位化、數據中心的建成等。看來香港大數據的發展，還需要配套基建先跟上。
此外，香港大數據相關的技術支持不足也是制約其推廣大數據應用的一塊短板。雖然香港高校雲集，但一直陷在技術轉化不足的“創科困局”中。在數字化領域同樣如此，高校大多聚焦科研，大數據的學術研究成果未能實現產業化，如今香港的大數據技術應用相比內地仍不夠成熟。因此，提高大數據技術水平，培養具備大數據專業技能的綜合性人才是接下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僵化思維最需打破

當然，在大數據時代，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長新的思維。對港府來說，擺脫以往的僵化模式，主動吸取內地以及國外在大數據應用方面的成功經驗顯得十分關鍵。包括像“健康碼”之類在內地已經成熟應用的追蹤工具，香港都應儘早推出，同時在兼顧隱私和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做更多類似的嘗試。
大數據應用的蓬勃發展並非靠單個主體的單打獨鬥，令其發揮高效的作用也要依靠社會各界的配合和支持，需要更高的公眾參與度。如果各大企業、高校、科研組織等，乃至每一個人都配合并且參與進來，大數據的應用將更有可能為疫情下的香港構築一個牢固的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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